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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二十年前欠的一笔账
作者:欧阳杏蓬  发布日期:2015-02-10 15:42:46  浏览次数: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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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不知道,人活着最大的尴尬是什么。2月3日,刘芳发了一条微信给我,说在日记中发现我94年在汕头借她200元,承诺年底还的。20年过去了,怎么还?让我突然觉得,人世间最大的尴尬,就是欠账没还。一条微信,把我从现实中剥离出来。1994年,我在和平桥下那个破烂鞋厂干了三个多月后,就被辞退了,原因很简单——没活干。但不幸降临的同时,也带来了幸运。我在鞋厂认识了后来进厂的一个四川女人——四十多岁,矮矮墩墩的,讲话声音比我还粗。原本讲好进厂拉机的,开不了工,进厂十几天,发觉不对,就要离开。临走时,告诉我,她要进眼镜厂,是老乡介绍的。当时我真有点羡慕,在汕头的四川人多,相互帮助,不愁找不到工作。眼镜厂是和平第一大厂,据说有四千多员工,香港老板开的,管理规范,出粮也准。于是我就求她,跟他老乡说说,介绍我去,我愿意出介绍费。她同意问问,她的老乡在眼镜厂电镀车间做小组长——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事,在和平的工厂里,一个外地人能做领导,哪怕是个小小的组长,也是令人眼红和刮目相看的。过了两天,她回话说,他老乡同意了,300元成交。我当时身上也就几百元,不到伍佰元,但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300元就300元,我痛快地答应了。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在等待通知进厂的时候,我去中寨学校找马东涛。他当时辞去了文化站的工作,住在她老婆的学校,没事干,弄了一个诗社,身边围了一群小文青。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个圆脸小姑娘见了我,还塞给我两颗糖。我去找他,他泡功夫茶给我喝。我说我要进眼镜厂了。他睁圆了他的小眼睛,说:眼镜厂工资很低的,300来块,本地男人都不愿意进去干。我心里在想,我在鞋厂以及沙场累死累活,一个月还挣不到300块。然而,我肯定的说,我要进去。东涛又责备起我来,怪我不早说。他告诉我,他的高中同学在眼镜厂给老板当秘书,给他打个电话就行了。我这边的300元还没交,而东涛有关系,我立马兴奋起来,说: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介绍我去。东涛说等会儿,先喝茶。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打,但我相信东涛,当初他若不收留我,估计我还在路上漂着。而回到鞋厂,那个女人在等我,见了我,迫不及待地说:我那个老乡说,明天你就可以去眼镜厂上班了。天啊,好事码在一块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眼镜厂门口等介绍我进厂的那个四川人——好像姓王,真该死,现在居然把我的恩人给忘了!精精瘦瘦的,脸色惨白惨白的一个小伙子,把我带到门卫室,通告了一声,又把我带到门卫室上面的二楼的厂办公室,把我交给胡狐——一个圆润的女孩,她看我填表,然后兴奋地告诉我:我们是老乡!有点感慨,来和平两年了,终于碰到一个正宗的湖南老乡了。只是,她是长沙的,我是永州的。永州长沙,隔山隔水,不搭边,但在异地,老乡见老乡,那种感觉就像吃到了一颗话梅糖。办了手续,见了厂长——连厂长,一个满头白发笑容灿烂的五十几岁的老头,把我安排到了包装车间车片组当学徒。下了楼,那个小王还在门口等我,见了我,急切地问我进了那个车间。我说包装车间,他笑了,两条眼眉挤在了一起,说:包装车间是眼镜厂最好的车间,干净,活儿轻,待遇好。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谢谢他。我想,下了班,请他吃个饭,把介绍费给他。
  胡狐把我领到包装车间——在四楼,把我交给主管——一个胖墩墩的年轻人,斜着脸,好像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样子。车间很大,200多个女工整整齐齐的坐在工作台边干活。车片组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进去之后,才发觉车片室里一片嗡嗡声。主管把我交给车片组的组长—— 一开口说话一口牛肉味的小青年,把我安排给一个师傅。我站在一边,什么也不能干,看着他装模、开机、塞片、车片、拣片,然后在白色纸盒立码好。人就像机器的一部分,整个流程一气呵成。看了一个上午,我明白了,车片最重要的是找模——不同的眼镜框,有不同的镜片模具,上千种眼镜,上千个模,要挑出对应的模,确实是个麻烦。车片组的组长的工作,不在于管理,几乎是专职找模。到了下午,组长就安排我上机,让我先试着车一些技术难度小的镜片。我车出几片,拿给他看,他用两个指头拈着仔细看,然后很严肃地告诉我推切刀的时候,用力不要过猛。力道大了,线条就不均匀,就成了废品了。我点头,他还想跟我说些其他的,但车间里的嗡嗡声太大,问了我是哪里人,就作罢了。
  眼镜厂大门对面,有两个商店,一个饭店,都是油毛毡房子。下了班,我约了那个女人和小王,请他们吃个便饭,把介绍费给小王。到了饭店,一共来了五个人,都是四川人。我们点了一些菜,聊了起来,我说,我朋友有个朋友在给老板当秘书。小王问是谁,我说马学忠。小王说认识,说马学忠是眼镜厂的一支笔,不仅给老板当秘书,还主编厂报。又问我的朋友是哪里的,我说是和平镇政府的。小王说:你怎么还找我介绍,直接让你朋友给马老师打个电话就解决了,说不定还能进办公室呢。边聊边吃,吃完饭,我给他介绍费,他不要了。说实话,我口袋里也快没钱了。他既然不要,正好给我雪中送炭。但出门的时候,我仍是在商店里买了一条云烟送给他。回到宿舍——厂房改的,一百来个人住在一个屋里,床连床,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小王把他靠窗的床铺让给我,自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现在该说说我欠的账了。进了厂,买了一些饭票,还剩下一点钱,又跑到路口,买了一本《佛山文艺》、一本《打工族》、一本《江门文艺》回来。好久没读书了,现在有闲了,心里想要静下来好好学习一下了。《打工族》栏底有交友信息,居然还有汕头的——就是刘芳,我按她留下的地址给她写了信,然后等待。一周左右,我收到了她的回信。她是四川的,在汕头特区一家鞋厂打工。一回生,二回熟,第三回,我向她借钱——工厂压一个月工资,我没生活费了,又不好意思向小王借——他当时都没要我的介绍费,我又有本地朋友,不好意思向他开口。而刘芳刚好给了我一个机会。信发出去后,没过几天,刘芳居然给我邮来了200元!到15号——眼镜厂的休息日,刘芳还来眼镜厂看我,带来一个美丽的姑娘。我约了小王,跟他们一起,到饭店吃了饭。只是,那次我发觉,刘芳只能做我的朋友,而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她也知道,我和她不在一个频道。我没什么遗憾,朋友,也是可以相互帮忙和温暖的。但接下来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儿,上了四个月班,我病了。不知道什么鬼病,天天发烧,跑了几个诊所,吃了很多药,打了不少的针,就是不见效。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家,我想回家,两年多没回家了,家就像一块磁铁一样,让我把持不住了,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归心似箭的滋味。说要还的钱,就这样被拉下了。一闪,就是二十年!二十年,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漂泊。
  现在我明白,借钱不难堪,不还才难堪。而且,一旦借了钱,就要做好羞愧的准备。想想这么多年,我几乎从没借钱给朋友,借钱伤感情,为了感情,我宁愿不借,而是送。数额多少,在于友情的深厚浅薄。你可以怪我,可以不跟我来往,但是,要记着,借钱,借的不是钱,是情,钱可以还,可以不还,而情,一生难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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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2015-02-11发表
我很赞同楼主的回忆文章,提到的人物尽可能用全名,有名有姓,真实。无论如何,小百姓漂荡在人世,还是有根有底,真实得“有案可查”。这同眼下世风日下,庙堂人心不古,国家级的党报大报,媒体人已经擅长写无主语句子,大不相同。那类怪文,那种心态,却是由来已久,泛滥得人已见怪不怪,总是苟卑倒糟,意在糊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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