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以江河不断蜿蜒向前的姿态，汉语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至今，已历经近百年的艺术流程。或汹涌前驱，或起伏翻滚，或腾挪跌宕，或顺流而下……可谓沉浮曲折、起落回旋，构成为百年中国新文学文化地形图的一处奇特景观。纵览近百年的流变和发展进程，汉语诗歌从初创期到探索期、从勃兴期到延续期、从转变期到开拓期乃至进入多元共生态势的新世纪，一路探险式地奔流而来，在自身发展和嬗变的流程中，经历了对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双重吸收、融化和滋养，不断更新和营造自己的审美追求和表现方式。光荣与梦想共生，机遇与挑战同在，其间留下的历史足迹和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说不清也道不完的无尽话题，如同那些丰美而芜杂的果实一样，需要珍视更值得探究。

如果说，回顾诗歌艺术的历史流程有助于现实的警醒，那么，反映在诗歌上最令人担忧和遗憾的，应是诗学理论研究的滞后所带来的困窘与“失语”。尽管在研究、讨论和总结汉语诗歌的脉络、动向和现状时，学术界已获得不少的成果，且大多从两大方面入手展开。一方面是从纵向坐标上，对汉语诗歌的价值取向及其艺术追求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展开探讨；另一方面是从横向比较上，对汉语诗歌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和框架中的存在根据、民族特色和价值意义进行研究。应该说，以这两者作为判断、审视及评价汉语诗歌的出发点，有其合理的理论依据、可行性的方法和相应的学术研究价值。然而，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大潮的席卷，尤其是进入全球化语境和全媒体时代，诗歌呈现的面貌已愈加驳杂，各种诗潮、流派和群体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给。面对这种境况，我们现有的诗学理论已远远难以作出更为有力的支持和有效的阐释。不可思议的是，目前诗歌理论与批评界对百年新诗尤其是当下诗歌现状的感知、理解和把握，尚且显得相当贫乏而混乱。或自我陶醉，或全盘否定，或相互吹捧，或隔岸观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诗歌理论与批评界表现出的对汉语新诗特别是当下诗歌现状的偏见与无知，极大限度地桎梏了诗歌的进展。因此，为汉语新诗生命体诊断把脉，并寻找审美规律与汉语诗性智慧，再造汉语诗性的辉煌，进而构建中国新诗诗学话语体系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惟其如此，才能推动汉语诗歌研究视野的拓展与方法的创新，同时适应新的时代诗歌实践对理论变革与创新的内在要求，准确地阐明其特殊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驱使当代诗歌理论与批评呈现新的天地，让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及时发生紧密的呼应和有效的互动。

带着这种思考、探索和实践，东南大学姜耕玉教授凭借着对理论思辨的熟稔和对现当代汉语诗歌的洞察力，并以一位当代诗人的生命体验和创作经验，穿过繁盛而庞杂的诗歌现场，提炼出真正具有诗学价值的理论命题，发挥了其介入当下复杂写作语境，以及更为开阔的具体历史语境的活力和有效性，紧紧抓住汉字精神与诗意形式、语言意识与诗性智慧等关键性诗学话题，将自己对于诗学的深切体悟和理解，以思辨覃精和富有力度的言说发表自己的诗学见解和独特观点，为当代新诗创作提供了丰瞻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动力。出于对当代新诗的关注和期待，笔者非常认同姜耕玉的诗歌理论与批评。可以断言，他是当代极少数富有精神重力和诗性声音的诗人学者。在他看来，“汉语诗性，是一个民族语言艺术的几千年的积淀，是汉诗语言品质的昭示，它总是处于不断的创造之中而彰显活力与灵气”。①因而，“诗性智慧”、“文字精神”、“诗意形式”这些诗学命题，在姜耕玉那里，不仅是针对具体诗歌文本的阐释与批评话语，更是他敞开个人性历史想象力，发挥诗学研究对诗歌创作本应具有的描述和策略，乃至与世界、与存在、与语言进行深度呼应的方式，旨在建立自己的话语立场与艺术世界。

在笔者印象中，姜耕玉先生是一位做事沉潜扎实，处世格外低调的谦谦君子，他不喜欢显山露水，唯求宁静而致远。他是一个多面手的艺术耕耘者，教授、学者、诗人、作家、评论家等身份成就其立体式的人生。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姜先生就抓住鸿篇巨著《红楼梦》不放，写出颇有份量的研究论文，推出了《红楼艺境探奇》，在红学界可谓红极一时。至于他的专著《艺术与美》、尤其是《艺术辩证法——中国艺术智慧形式》，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更是令人刮目。后者从深入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与中西艺术美学比较中，发掘中国古代艺术辩证法的生成系统和特色，并通过现代性理论的激活与转化，对诸多艺术表现形式和创造规律展开独到而深入的阐释，知识面宽，内容丰富，理路绵密，原创性强，建构了关于经验方法的艺术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因此该著被列入教育部指定的“研究生教学用书”。而其诗歌写作，则可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之初，至今依然沉醉于他的“诗性”王国里，一首《渔舟唱晚》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后期发表的《冈仁波齐》组诗和出版的诗集《雪亮的风》，以躬行在大地上的诗性体验，以对自然家园的聆听与亲近，被誉为新世纪之初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生态诗歌”，引起了诗坛的广泛关注。十年前，他展开了一次挺进西藏的孤旅游思，一路收获的见闻感受已非诗的形式所能容纳。就这样，他完成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河源》，多方位多层面地展开了艺术表达，在古老的河源和苍茫的荒原上探险，他发现了人类最纯朴的神性，那是对生命本真与人性的急切寻找与热切呼唤。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姜先生的写作风貌进行一番印象式描述，是因为在诗歌理论批评界，真正具有多方面艺术涵养、理论修养和开阔视野，尤其是具有长期间创作实践的研究者甚为鲜见。于是更多的情况下，诗歌研究要么是单一地贴近社会学和文化阐释，要么是印象式地表达自身的审美感受，要么是停留于文体形式的外在探讨。殊不知研究是有别于评论的，更应从一般的、即兴感受式的赏析、评点或广告宣传式的时评中解放出来，着重于从精神的自主性、阐释的深度性、批评的学理性、理论的创新性和文风的独特性作为高品位的追求，让诗歌研究成为一种既有理论色彩又有批评活力的诗学览胜。尽管诗歌之于社会、历史、文化、族裔、阶级、性别、国家、身份等均有紧密关联，但唯有文体修辞特别是语言形式，才是诗歌之为诗歌的本体属性和依据。当然，在有效的诗学研究中，这些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顾此失彼或非此即彼都是不可取的。因此真正的诗学研究应该多层次地展开，将诗歌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互打通，突破单向思维框架，走辩证整合的诗歌批评之路，如是方能寻找到适合于诗学建构的研究模式。姜耕玉深谙其中三昧，他的诗学理论与批评，既有一种理论与诗性的激情，又是一种特殊的认知自我与诗歌、存在与诗意的话语空间，更是一种直面诗歌现状和融入个人性经验的“写作”，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别有洞天的真知灼见，而且自觉地走向带有艺术辩证整合的研究方式。在他的诗学文章中，始终保持着从容练达的姿态。他不急于搬用西方的理论术语，也不盲目地投向传统的怀抱，而是以诗性智慧和生命感悟为基点，汲取中外古今的精神文化资源，把自己关注的问题置于一定的历史、文化、理论的背景，从诗性智慧、诗意形式、诗美传达等重要问题入手，以现当代汉语新诗探索的成果为开掘的土壤，进行透视、比较、发现、论证、解析和阐述，并在回顾中进行反思和前瞻的独立思考。姜耕玉这种具有个性特色的研究策略再次印证，诗歌理论批评所要照亮的，不止是已经完成的艺术殿堂，而是行将进入的艺术大道。在日益功利化的今天，诗歌与诗学迫切需要的，应是以“立”为主，以“建设”为中心，并非是动辄带有“革命性”的那些大而空的“正确的废话”。只有这样，才能发掘汉语令人赞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承载力。

二

在笔者看来，与那些只为批评而批评，或只为研究而研究者所不同的是，姜耕玉从事诗学理论批评的旨趣——在于如何让批评研究与创作实践产生互动，并以穿越历史的眼光，企冀在回巡、审视和反思中洞察百年汉语新诗的得失，探寻如何形成独特的汉语诗意结构及审美空间，期待着汉语新诗走向语言艺术的成熟与多元的形式创造。对此，我们不妨以他新近推出的代表性诗学论著《新诗与汉语智慧》为例，分析其自成一家之说的诗学创见和诗学旨趣。通览这部论著可以看出，除了运用作者最拿手的经验方法的艺术辩证法的理论资源，其言说方式和写作风格庶几生成为一种个人的“修辞学”，而在具体展开和论述中，以睿智的学术眼光和清醒的理论思辨，以切实的诗学实践及前沿的问题意识，重拾汉语的诗性智慧与诗性传统，有效地把历史话语与汉语诗性相结合，把问题的探讨引向更为广阔的层面，并以别样的方式打开了走向诗歌艺术殿堂的通道。

我们知道，中医在方法上注重于用“望、闻、问、切”此四诊来为病者诊断把脉。望，指观气色；闻，即听声息；问，询查症状；切，触摸脉象。作为艺术高手的姜先生，俨若一位资深的中医行家，视诗歌为生命，从新诗与汉语智慧、从今古汉诗的贯通与转换中，寻找建构现代新诗发展的支点。尽管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与旧体似乎划分了明显的分界线，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③这些成了困挠我们的诗学问题。如果说古典诗歌经历两千余载才完成了自己的演变和发展的进程，那么拥有了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新诗作为新的生命体理应取得令人满意的生长周期。但事实是，“由于新诗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致使“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进程。面对这种困窘，面对中国新诗的历史和未来进程，姜耕玉纵横捭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这似乎在有意与无意间暗合了中医的四种妙法——“望闻问切”。譬如，他那篇富有个人诗学纲领性的文章《汉字精神与诗意形式》（代序），开篇便拿起“望远镜”观望，直截了当地指出“新诗进入全球化语境以后，显露自身语言的缺失。新诗现代性的实现，离不开汉语性之母体。‘五四’诗体革命的负面影响，导致汉语诗歌艺术的断裂，新诗语言因失去源远流长的汉语诗美资源、失去汉语诗性的特质而显得粗糙散漫，也是因母语基因匮乏而显得苍白无华。”④作为一个诗歌创作者和研究者，个人的在场使他深有感触，在观望中发现“诗的语言形式是新诗诞生以来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于是，在《新诗的汉语诗性传统失落考察》一文中，他慨言，将诗本体与诗体形式剥离出来，以意义本体代替形式本体的倾向，实质上是因袭20世纪初诗体革命的负面表现：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由此造成新诗对语言形式的普遍疏忽，致使诗歌这一语言艺术的皇冠默然失色。加之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诗歌创作已被推向了边缘的边缘，他痛切直陈诗歌批评与研究如不正视新诗的现状与历史，切入问题的实质和弊端，就难以改善和营造诗歌自身的生长机制，也无法形成新诗理论建设的纯正氛围。在他看来，作为一种新生诗体，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可能。只要确立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观念，就不难发现新诗形式的弊病及其疗救的办法。因为找回新诗的汉语本体，就是召回新诗形式的生命，也是对诗本体理论的全面阐释。

在众语喧哗的年代，各种不同的声音和诗学观念充盈于耳。在百年新诗史上，革命性几乎成了新诗的动力，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从朦胧诗走向反朦胧，“革命”即“先锋”，极端即“革命”，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延续了几十年，谢冕先生称之为“一路爆破过来”。对此，姜耕玉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诗革命性及其自由精神对自身所遮蔽的，正是其语言弊端及其潜伏下的危机。”⑤于是当他听到支持和赞扬第三代诗人反抒情、反意象、反语言、反诗的声音时，当即作出回应。在《“看”的视角：诗与思》《关于批评的“语境”、“立场”及文本真实》等文章中，发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后新诗潮打出的口号（宣言）大于实验，但在“口语化叙述”和“求真化俗的诗风”这两点值得肯定。因此他并不反对将解构诗歌传统作为观察后新诗潮的出发点，但不能认同将后新诗潮的非诗化倾向阐释为“解构”的范式，因为这种极端式的所谓解构倾向对汉语诗性传统和新诗的发展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可见，“诗歌没有审美规范，批评失去尺度，等于游戏取消了规则。”当诗人于坚抛出《从“隐喻”后退》的言论，称“诗是一种消灭隐喻的语言游戏”时，令人深感惊诧。姜耕玉既充分肯定了于坚的《长安行》一诗对现代汉语诗人与汉诗构成的美学元素的认领，坚持现代性与汉语性相统一的诗歌探索，认为这种“诗变”，具有不可低估的诗学价值。并认同于坚真正自在地回到汉语，“以实现汉语作为独一无二的光辉语言的使命”的诗学观。同时旗帜鲜明地指出，于坚的拒绝隐喻，让诗“回到能指”，这种对“破坏性魅力”的迷恋，实乃80年代极端美学的复活。其意味着“汉语诗意及精神生态的消失”。在考察上世纪80年代诗歌艺术的嬗变时，他发现诗歌明显朝着张力的增强、意味的增长的方面发展变化，这种变化气息是伴随回归诗的本体意义所致。于是当他倾听到诗歌语言形式强度回旋舞动的声息，在感受“西部”诗意时，他禁不住发声：在现代诗歌文本中，西部境界富有精神的魅力。“诗人并未作一般返归家园的吟唱，而是倾听灵魂中发出回响的声音，在抒写沉重中昭示人的尊严和追求，在表现生命脉息中重建现代生存空间。”⑥

百年中国新诗起落跌宕，命运多桀，加上新诗一诞生就带有先天的贫血症，而“五四”诗体革命发生汉语诗歌艺术的“断流”，导致积累了几千年的汉语诗意流失等因素，可谓问题多多，需要认真盘点追问，才能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因为汉语诗性智慧有着相续相生的基因。姜耕玉通过一番观望考察、辨听分析之后，又进行一系列的询查审视。他以诗人学者的敏锐发现，世纪末以来诗歌的危机，从诗本身看就是新诗语言的危机，也是世纪风雨过去之后新诗自身弱点的凸露。唯有疏通今古汉诗语言艺术之间的血脉联系，方能弥合新诗的语言伤痕，建构和振兴新世纪汉语诗歌，并实现新诗的现代性和汉语性。我们从他那急切而又凝重的发问中，可以看出一位智者沉思之后生发的诸多问题意识。面对新诗“革命性”对自身的遮蔽，他盘问的是：“新诗究竟有没有自身的文类界定？要不要汉语智慧的形式及其‘高等技艺’？为什么新时期30年以来诗歌理论界对新诗本身语言艺术要求持逆反心理？是自身的观念与思维停留在新诗一贯革命的轨道，还是革命走了极端之后，忌讳别人指自己头上的伤疤？”针对新诗的文本意识与形式重建，他直言不讳地表明：在语言文学中，大概没有一种文学样式比诗歌更富有形式感。离开诗体语言，何以言诗？而衡量一个诗人造诣之高低，首先要看其对诗人的语言形式的创造能力。那种不擅长又不愿意增强诗的语言技艺，何以冠之为诗人？直面历次新诗形式建设中出现的误区，他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就是汉语意识薄弱。倘若离开汉语诗性谈诗体，怎谈得上中国新诗格律？在他看来，诗歌是一个种族的语言得以纯洁的可能，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智慧的最高体现。当今日诗歌面对21世纪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如何保持汉语诗歌的艺术个性与诗性表现优势？则是不容再拖延的问题。在“关于非诗化倾向的批评及论争”中，他从评估“后新诗潮”的基本问题出发，提出究竟在什么样的“语境”中讨论“后新诗潮”？批评家的“立场”是什么？“后新诗潮”的文本真实（诗歌实际）究竟怎样？面对这些复杂而难解的、却是对诗歌和文学的各种思潮、流派的评判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姜耕玉在辨析中发问：是否只能在“后现代语境”中讨论“后新诗潮”？是看其宣言还是看两种“诗歌实际”？是站在“凝视”还是“趋附”的立场？在与诗人于坚《从“隐喻”后退》商榷中，他在质疑中提出：如何看待汉语特征，汉语言系统是流动的、智慧的，还是“凝固的”、“行将死亡的”？是在解构中追认和重建汉诗艺术特征，还是认为古今汉诗写作“坠入词不达意的隐喻的黑洞”？汉诗文本，失去修辞的、技巧的具体规则，失去词汇组合的惊人之处，失去诗性特征，何以“召唤出”诗的在场意义？

看得出，在对百年新诗创作与批评进行大面积、大范围、多方位、多层面的感知、透视和把握的基础上，姜耕玉试图对汉语新诗的整体状况做出综合述评，既抓住重要诗歌现象、流派、诗潮进行论述，同时对一些重要诗人作品及其代表作的问题倾向展开深入剖析，又善于针对发现的重点问题，进行有的放矢的探究，以期对错综复杂的诗歌脉象进行总体扫描和深入透析。

百年新诗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前提下，曾经创作了一大批引起轰动效应的诗歌作品，但客观地说，纯汉语文本还未在世界上确立应有的位置。有感于此，姜耕玉以沉思者的精神姿态，抓住了汉语新诗的病根，“切”中要害地摸探其脉象。例如，在分析描述20世纪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中，他紧紧地围绕并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其中《新诗的语言意识与汉语诗性智慧》一文，以宏阔的学术视野洞幽察微，指明从语言资源考察，治疗上个世纪留下的新诗语言“后遗症”，离不开“源头活水”。“源头”，是对汉语诗性传统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并实现汉语诗性经验向现代转化，重新点燃汉语言智慧，是向新诗输血、改变营养不良的现状的基本疗法。在他的诗学谱系里，“汉语诗性智慧体现于不同诗体形式的语言创造之中，而每一种诗歌语言的探索创新，也是对汉语诗性智慧的开发和张扬，或者说使汉语诗性获得新的生长点。从这一角度看，现代汉诗的形式建构，并非重蹈旧路，回到新诗传统的形式模式，而是接通古今汉语诗性之血脉，保持现代汉诗的创造活力，并以具备汉语诗性质素为标志的原创性诗歌文本为依据”。⑦

经过一番望、闻、问、切之后，姜耕玉极力寻找新诗体文本与母语的批评方式。他引证了宗白华先生的一句名言：“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是伴着向后一步的探本求源。”⑧这种“向前一步”与“向后一步”的辩证法，在姜耕玉看来，恰恰可视为中国新诗发展的现代策略。因为，“新诗体文本的建构，归根到底是对母语的探寻，对东方民族语言智慧的开发。母语孕育了诗歌，赋予诗歌以艺术力量和魅力，但返归母语，决非让母语束缚诗歌，现代汉语诗歌中既流动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现代母语情结，是现代语言之子眷恋和追认母语。”他从宗白华那里、从巴赫金的“开放性体系”理论中获得启示：站在现代与传统的交叉点上，“一方面珍惜母体的诗和文化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去作现代的体验，在以其他语言文化为参照系统进行反观自身中不断激活母语和文化语境，优化现代汉语的诗体结构和诗性因子。唯有民族的诗歌，才能在世界性的交流和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⑨。然而，要接通新诗与汉诗传统之间的血脉关系，首先要从转变新诗意识开始，回到新诗文本的母语性与母语的批评方式的轨道上来。

以此观之，像姜耕玉这样运用宏观历史洞察及微观分析相结合的视角，借助于经验方法的艺术辩证法，既对新诗与汉语诗性传统失落这一过程作深入的考察，又自觉探寻新诗的文本意识与形式重建；既从“感受者的人”到“创造者的心灵”的实现这一艺术过程去探析诗人独特的情感和生命意识，又反复强调新诗的语言意识与汉语诗性智慧。如此致力于为汉语新诗未来寻找切实可行的、通往艺术大道的理想路径，充分体现出诗歌批评与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三

身处全球化和多媒体时代，面对汉语新诗在多元化时期的困境和变动不居的态势，一切都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了：物欲横流，诗意贫乏，国民心理庸俗化等现状，这无疑是一种巨大挑战。诗人与批评家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对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还远远不够，当一个民族的诗人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先导的时候，是令人痛心的也是极其悲哀的。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姜耕玉始终如一坚守诗歌的品格和立场，提出了某些最具尖锐性的话题，并勇于正视，成功地运用一种带有辩证整合式的研究，并以“望、闻、问、切”来为汉语新诗把脉，表现出难得的理论勇气和个人立场。而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展开和分析，皆具有创造性与启发性，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广度，从而构成了自己缜密、敏锐和富有思辨力的研究特色和诗学要义。

诗人和批评家的失语，与当今所处的混沌状态是相吻合的。自古以来，文字作为人类精神语言的外壳，是人类一代代的思想力的总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是先导，是标尺，是人类社会透视力和想象力的极限。好比百米竞跑，它体现的是人类爆发力与体能的极限。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诗歌语言，应当体现的是人类想象力及精神生活的高度与极限。因而，建设高品位的诗歌标尺是当务之急。对此，姜耕玉以自觉的诗学实践和清醒的理论视野，高屋建瓴地发表自己精辟的见解。在诗歌创作方面，“只有重建与古典诗歌艺术的联系，同时继续引进西方现代诗歌艺术，这才有新诗体形式建构的可能。只要立足汉语言艺术，不是一味去模仿西方，而是在‘化古与化欧’的融汇上下工夫，才会获得东方韵味的现代诗体形式创造的可能”。在诗歌批评方面，“需要运用解构思维建构现代汉语的批评语境，因为解构是真正的新的结构的催化剂。这种新的认知方式，既表现为开放性思维，把汉语诗歌置于世界诗歌艺术发展的潮流中经受检验，展示光色，寻求生长点；又要保持新诗的汉语本性，从悠久深邃的汉语智慧的延续中获得支撑点。母语的批评语境，是在解构‘礁石’中发挥‘探照灯’的作用，同时在与西方现代诗学批评的共时性对话中保持自身的理论活力。”⑩由此可见，我们需要的是建设意义上的诗学批评。

应该说，一种够格的阐释与批评写作，足以为其所阐释的对象和论述的问题提出真知灼见或扩展语境的可能。特别是诗学理论批评，不仅仅要做到“达意”以保持自身的理论活力，还应当作为一种揭示存在与语言奥秘的创造性写作。诚然，对于一个拥有真正写作才能的人来说，诗学话语本身应是具有多维度的自由言说。从姜耕玉身上，可以窥见其拥有多方面的言说才能。或者说，在语言表达方式的丰富性方面，他有着出类拔萃的禀赋和文学才能。他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电影剧本，便是最佳的明证。而诗歌理论与批评，只是作为学者的他的另一副笔墨。对于他来说，文体分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与语言之间所建立的亲密关系。他那些带有生命意识的诗性化写作，像写诗一样，既是“为自己吟唱，又为人们吟唱”。旨在表达自己对生命、存在、世界、自然、事物、历史与文化的多重感受与思考。他的理论与批评，是学者论诗之作，更是诗人论诗之作。那是一种视界融合，是作者自我与他者、创作与接受、文本系统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多重对话。比如，《品或异义：诗意的不确定性》《诗的生命意识》《奇妙的联觉意象》《精神之巢与修辞》等文，在进行具体阐释的过程中总是带有创造性的分析，其眼光之独到、感受之细腻、思考之深入和命名之确切，都具有诗性十足的味道，也充满着横生之妙趣。

总之，从批评家身份角色和理论批评姿态的确认上，姜耕玉是值得信任和关注的。这取决于他的诗学研究充满着智慧力道和思辨色彩。前者意味着研究者具有眼力、学力、感知力、透视力、思考力与实践力等因素；后者则说明研究者能够抵达诗歌文本与现象的本质，并且具思辨精神、概括才能以及对于诗歌症候的洞察。如此从容练达的专业自觉，体现出理论批评的相对独立性，让理论批评与创作最大限度地保持微妙的互动关联。这种诗学批评的特质，要么为其从事诗歌理论批评创造出足够自由驰骋的话语空间，要么驱使其批评连接更为宽广的人生和精神世界，从而在更大范围内阐释并揭示出我们所处时代的真相。

参考资料：

①姜耕玉：《新诗的语言意识与汉语诗性智慧》，《新诗与汉语智慧》封面语录，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6页。

③姜耕玉：《20世纪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新诗与汉语智慧》，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②④⑤姜耕玉：《汉字精神与诗意形式》（代序），《新诗与汉语智慧》，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⑥姜耕玉：《“西部”诗意——八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勘探》，《新诗与汉语智慧》，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⑦姜耕玉：《新诗的语言意识与汉语诗性智慧》，《新诗与汉语智慧》，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⑧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⑨⑩参见姜耕玉：《寻找：新诗体文本与母语的批评方式》，《新诗与汉语智慧》，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12页。

（原载《诗探索》2015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