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的热爱，就个人而言，委实要感谢小学时那个胡姓语文教师。
但这位胡老师后来却被停了课，遭到了批判。
原因是，他向我们灌输的，是一种错误的爱国主义思想观。
胡老师对我们讲，爱国主义不是儒家的忠君思想。他说，我们现在的思想就有这个倾向。我们错把对毛主席个人的爱，当作对国家的爱。毛主席是人，不是国家。
胡老师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积极投身祖国的建设。可他们却填不饱肚子。在胡老师看来，爱国成了一项政治任务，爱国成了一种空洞口号。
我受胡老师影响很大。我赞同他的观点：爱国不是爱某个人，爱国不是爱政治。
许多年后，我去看望胡老师，旧话重提时，他却不接受我的思想，即他不承认我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他教育的结果。在他看来，一个人对国家的爱，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是不需要别人教育的。靠教育出不来爱国主义，即使出来了，也靠不住。人们之所以爱国，是你生在这里，活在这里，最后，也死在这里。“当然，”胡老师又说，“为什么有人不爱国？因为国家不好。不要指责不爱国的人。”
胡老师的话让我想起魏蔻蔻的一篇短文《孝顺是天性》。
在这篇短文里，魏蔻蔻告诉我们不一样的荷兰人。怎么个不一样呢？来看短文里的这段文字：
荷兰父母从不在孩子面前说他们生养孩子的辛苦劳累，他们认为那是分内的事，没必要提。
同样的观点，荷兰在国家层面，也是如此。他们没有爱国主义教育。我和几个荷兰的高官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说：“爱国不是天性吗？只要你的国家好，你在这里有存在感，满足感，你不是自然而然会爱吗？这是不用教的。”
我的父母是普通农民，可他们却像荷兰父母一样，从来不在我们兄弟面前言说他们养育我们的艰辛。不过，真是奇怪，打小我就知道，父母养育我们五个孩子有多么不容易！可父母却从未讲过要我们孝敬他们，要我们感恩他们。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在内心暗暗发誓：长大了，赚钱了，我要好好孝敬父母。也就是说，我这颗感恩的心，并非他们教育出来的。
我同意，爱父母，是天性，不用提醒。同样，我也同意，爱国家，也是天性，也不需要提醒。
但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应当说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比较好的”，不是效果有多好，而是我们始终不放弃教育。
中国的孝文化，不是今天才有的。完全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最讲究孝的国家。国家讲，圣人讲，老百姓受此熏陶，自己当然也讲。中国父母最爱讲的一句话，“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我容易吗我？”养一个孩子确实不容易，何况我母亲那代人，养了我们五个孩子。
中国的孝文化，按说理当深入人心才对。可无论父母们怎么唠叨这句话，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无动于衷。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在你的孩子面前唠叨这句话了，你只管爱他（她）就是了。他（她）可能会烦你那句话，但他（她）绝不会烦你对他（她）的爱。当他（她）感受到你的爱时，他（她）自会以爱来回报你。
事实上，连这种回报的思想也不必有。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孝文化并没有培养和教育出孝子来。反倒是，在这个孝的国度里，上演的却是种种不孝的人和事。
我以前常倍感心痛。认为，人怎么会这样？人这样，还配做人吗？这样的人，简直不如动物呢！
荷兰人并不像我们这样喋喋不休地宣讲孝，这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可理喻。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孝道一天比一天差，我还以为是我们的教育缺失出了问题呢！可面对荷兰人的这种教育观，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难道是我们的教育太过了？以至于令人厌恶？抑或我们的母亲们太爱唠叨？
依我看，做父母的，给孩子的爱不能太多、太滥、太没有原则。给的太多，反而让他（她）感觉不到。或者，他（她）以为那都是你自愿的，没人要求过你那么做。
很显然，这是父母的过错。爱也有过错吗？当然有。
父母的过错，过错在溺爱，给的爱太多了。还有，你不能老把这爱、这付出挂在嘴边，让他（她）感觉你这是借债，提示他（她）要还债似的。
但这能作为不孝的理由吗？
如果这算不得理由，那答案又在哪里呢？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答案。我想知道，中国父母给予他们孩子的爱，在这个人的世界上大抵是做得最好，给予最多的，可为什么却没有换来他们的感恩？
我们把祖国比作母亲，可祖国在儿女们的心中又如何呢？
我不敢说中国人不爱国，毕竟祖国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一直很强调对她的爱。但中国人真的爱国吗？真的懂得爱国吗？一个人如果对他的父母都不爱，你怎么能指望他爱国呢？
荷兰没有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说。他们认为，爱国是人的天性，只要国家好，人就自然而然会爱国。我赞同天性说，但不管国家好与坏，我都爱国。
因为，我理解的国家好，就是她强大，外人不敢欺侮。其次，她富裕，文明。生活在她的怀抱里，一如生活在母亲的怀抱里。
而所谓的国家不好，就是她不够强大，受人欺侮。其次，她不富裕，也不文明。中国人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她不够强大，这就是丑，她不富裕，这就是贫。如果我们嫌她丑，那我们就不配做她的儿子；如果我们嫌她贫，那我们连一条狗的品性都不如。
要说中国人不爱国，这也不对。有时候，他们叫嚷起来的时候比谁都凶，都爱国。有人不只动嘴还动手呢，比如砸日产汽车之类的东西。但中国人的爱国有两大特性：一是来得快，去得快；二是去得快，忘得更快。
我知道这一定也叫爱国，但面对这样的一种爱国，我的心却乐观不起来。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该欢欣呢？还是让人悲哀呢？
中国人的爱国是“感情用事”，中国人的爱国是“一窝蜂”，中国人的爱国是“三分钟的热度”。
可见，中国人的这种爱国主义是不成熟的、是不牢固的，是经不起检验的。这不能全怪责国民，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都存在着问题。爱国主义一度成了一种政治任务，一度成了一种政治口号。这是畸形的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健全的爱国主义者的。
实际上，我最担心、最害怕的一种爱国主义者，就是打着爱国的幌子，试图把国家搞乱，自己却从中浑水摸鱼。这种人不少啊，需要警惕啊。
尽管我打骨子里爱国，但我也知道，世界看上去很大，其实不过一地球村而已。
我们各自爱着各自的国家，这种朴素的感情谁也无法剥夺。但爱国是否就只能爱自己的国家，而不能爱别的国家了呢？回答当然是不能！这个回答看上去很有道理，甚至多么爱国的样子。但这个回答真就那么正确吗？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有一个人他能回答，他叫白求恩。
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牧师家庭。
1936年，德意法西斯侵略西班牙，白求恩随加拿大志愿军到西班牙马德里前线，组织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输血队，在反法西斯战场上抢救了数以千计的战士。1937年6月，他返回加拿大，为西班牙募捐。
1937年7月，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
1938年1月，年近50的白求恩，从温哥华出发，前往中国。
1938年3月底，春天的延安迎来了这个外国人。白求恩把他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将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你现在就不是外人啦，请你不要见外。”
1939年11月12日晨5时20分，白求恩——这个来自西方世界的外国佬，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评价白求恩的精神——毛泽东把这种精神，称作国际主义精神。
白求恩告诉我们，一个人不仅可以爱他自己的国，还可以爱别人的国。这种人的精神，我们叫作国际主义精神。
有了这种精神，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村就会好许多，至少会少一些争吵，少一些斗殴，少一些残杀。
白求恩的精神也深刻影响了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国际主义精神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和光大，尽管当时我们很穷，可我们愣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支持地球村里那些比我们还可怜的国家和人民。
白求恩过世了，毛泽东也过世了，国际主义精神好像也快过世了。不过，用不着担心，新的时代又出了新词——世界人。
世界人，是乐黛云教授发明的。
在《我们三代人》一书里，作者汤一介写道：
我的女儿和儿子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入了美国籍，孙子和外孙女都生在美国，自然是美国人了，这使我深感遗憾。更可惜的是，我的孙子和外孙女功课不错，但中文水平很差，孙子还能听、说，外孙女连听、说都有困难了。这使我大大地失望了。
我把我的失望说给乐黛云听，她的看法却和我不同。她说：“他们属于新人类，是世界人，没有国家的观念，什么地方对他们发展有利，他们就在什么地方做出贡献。我们不同，受着国家观念的影响。我们总是觉得，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后国家总是要消亡的，进入世界大同。儿孙在美国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为人类做出贡献，又可证明中华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做出贡献，有什么不好？”她的这番话，从道理上讲，我驳不倒她；从感情上讲，我却比较难接受。特别是我一想到，我的子孙都变成了美国人，就觉得没有让孩子继承我们的“家风”，有点儿对不起我的祖父和父亲。
我能接受乐黛云的观点。用乐黛云的这个观点来看白求恩，白求恩就是一个世界人。实际上，我们都是世界人。
白求恩的精神还告诉我们，一个人不管你出生在哪个国家，属于哪个国家的公民，你的心里都应该装着整个世界。如果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遭灾遭难了，决不能隔岸观火看热闹，更不能漠然视之，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只要我们有机会，有能力，我们就应当毫不犹疑地奔赴那个国家，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白求恩做到了。加拿大的人能说白求恩不爱国吗？中国人民能不感恩这样的国际友人吗？
国际主义精神，是既爱自己的国家，也爱别人的国家；既爱自己的同胞，也爱他国的同胞。
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可以并行不悖。只有具备了这个双重思想，才是世界人的标志。
乐黛云的这种思想，显然还不能与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相提并论。我之所以接受乐黛云的这种思想，就在于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思想来规范新人类的思想。我们恋土难移，不代表他们也要像我们这样恋土难移。我之所以接受乐黛云的思想，就在于我们不能把移民看得那么可怕，尤其不能将移民都想象成不爱国。
我们这代人，无论经受多少不公正，无论内心积怨多深，可对这个国家，我们却是深爱的。但是，即使我们做不了世界人，我们也应具备这种情怀，这种胸襟。不能因为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就把别人的国家，别国的人民不放在眼里，更不能漠视他们的苦难和悲伤。
汤一介是做大学问的人，他的夫人乐黛云也是。20世纪80年代，汤先生和他太太完全可以移民美国，但他们没有。他们认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没有移居国外，对此我们不仅不后悔，反而有些庆幸，因为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为中外学术交流，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朋友，我们是幸福的。”
汤一介夫妇若移居他国，有人一定会说他们不爱国。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像汤先生夫妇这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深的人，即便他们移居他国，他们所做的依然会是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
在中国做与在国外做，会有多少不同呢？
国家最后是否会消亡，人类是否能进入世界大同，我依然不知道。对我来说，只要国存在着，我就会爱我的国。但我这心里却也时刻牢记着白求恩，牢记着他的国际主义精神。现在，则时刻牢记着乐黛云，牢记着她的“世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