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清明，与姐妹相约明天要去上坟祭拜母亲。
母亲已经离开我18年。自从离职去了澳洲之后，我已经整整六年没有去给母亲上坟。明天，终于又将去到母亲的坟前，给她烧一把纸钱、寄一份思念。深藏的记忆、滴滴的往事，于是一次次又浮现在眼前。
母亲出生在上海南郊颛桥小镇上的一个小康之家。大概十三四岁的花样年纪，一次突如其来的的眼疾让母亲双目失去了光明。后几经多方奔波治疗，视力才逐渐恢复到一千两百度左右的高度近视。
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来临，母亲已经近二十岁。女大当嫁，高度近视的母亲也需要开始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为了谋得赖以生存的一亩三分地，母亲从小镇下嫁到农村，与当时家庭一贫如洗的父亲结为夫妻。从此，一个从小不谙农事的高度近视近乎半盲的城镇姑娘，一个贫寒穷苦的农村瘦弱书生，一个土灶一张锅，两条板凳一张破桌，开始了他们充满艰辛家庭生活。
到了农村，母亲断断续续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学代课教师。母亲知道，自己不是插队的知识青年，也不是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来农村体验生活，她要做的是一辈子农民，代课只是权宜之计，吃苦耐劳、学会务农才是立身之本。于是，母亲戴着像啤酒瓶底一般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每天跟着村里的姐妹、大姨、大婶们下到农田，春播秋收学习农活。风里雨里数十年，母亲怀着希望和信念，永远地戴着她那啤酒瓶底一般厚的深度的近视眼镜，头埋黄土背朝天，直到她的眼睛失去了全部的光明，只留下一片黑暗。
如果要对天下母亲画一幅具有共性的“标准像”，她一定是位微笑着慈母的形象。我的母亲也深爱我，但母亲给我的印象却并不是总是微笑着的那种慈母的“标准像”。
我的记忆里，母亲慈爱而又严厉，善良而又柔弱，她的性格充满着矛盾和对立。
母亲的严厉，在小时候的我看来，是近乎不近情理的严厉。我从小长得瘦弱，家里又穷，从不敢在外惹事生非，处处谨小慎微，事事循规蹈矩，但还是没有少挨来自母亲的棍棒责罚。有时为孩子之间的一点小小纠纷，有时为贪玩忘了功课，或是考试成绩不佳，有时为游戏时弄脏了本来就满是补丁的破衣裳，或是因为粗心丢失了东西……。总之，不管什么小小的错误，动辄就会受到母亲棍棒的严厉责罚。
比如因为孩子之间的纠纷而与别的孩子扭打在一起，明明是我受了欺负，而且错不在我，先动手脚的也是对方。母亲还是不由分说，拉我回家就是一顿鞭打。母亲的理由是：只要打架，哪怕被打，你就一定有错；我不能教育别家的孩子，你是我的儿子，我当然必须教育你！
姐姐比我乖巧懂事，只要看到母亲一动怒，在母亲挥起棍棒之前，姐姐总是知道认错在先，又保证下不为例，然后就当着母亲默默地去做家务，比我只长一岁的姐姐因此就可以免受责打的皮肉之苦。让母亲失望的是：倔强的我，即使在经常的棍棒责罚之下，也没有变得像姐姐那样乖巧、懂事。
通常的情况是两种。如果我知道自己是错了，就既不反抗也不还嘴，任凭母亲责罚。其实这种时候，母亲往往先是动了怒气而拿起棍棒，只要我立即认错，再由父亲和姐姐求个情，大抵就可以过关。但我往往心里明明知道错了，嘴上却就是不说，只是站着原地不动，任她责罚，仿佛只有受了母亲的责罚，让母亲消解了怒气，自己心里才会轻松释然。而母亲看我不认错，本该点到为止的教训，也就变成了恨铁不成钢的严厉责罚。
更多的是另一种：我自认为自己没有错，而母亲偏要拿起棍棒来教训我。在母亲想来，我大概总会有承受不了苦痛而主动认错时候。但倔强的我从来不怕棍棒只服理，任你打得再重、再疼，始终站着那里咬着牙不哭、不服气、更绝不低头认错，往往还要跟母亲说个事非、论个道理，甚至偶尔也会动起手来抢夺母亲手里的棍棒。这时候，母亲就停不下手来，越打越气，下手也就越来越重。棍棒重重地打在儿子的身上，其实是疼在母亲自己心里。母亲因此常常一边挥着棍棒鞭打着我，一边却伤心地大声哭泣。
在我们面前严厉的母亲，自己却又常常显得柔弱不堪。我记得母亲常常当着我们孩子的面，因为受了委屈而哭得泪流满面；也有时看到她独自在屋里的一角或是坐在床头偷偷的默默流泪。
待我渐渐长大，才慢慢读懂母亲的棍棒、母亲的泪。母亲的棍棒下寄托着她太多的希望，母亲的泪水里饱含着太多的辛酸和苦难。
柔弱的母亲善良勤劳。一到农村，母亲很快就学会了一个农家妇女日常的劳动手艺和各种农活。在家里拿得起针线，下得了厨房；到地头能够像通常的农家妇女一样插秧割稻、除草翻地。但是高度的近视，让母亲在田间地头总是事倍功半，被远远地甩在姐妹们的身后。付出的比别人成倍的多，而得到的却永远比别人少。
父亲是个民办小学教师，实际也是半个农民。下班回到家，就得陪着母亲下地。母亲与父亲，一个本该是书生的农民，一个是本是农民的书生。我的记忆里，他们好像永远是弯着腰背被定格在田地里，年复一年任劳任怨不停地劳作着。我与姐姐每天放学回家，也常常把书包往田埂上一扔，下到地里帮着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从种油菜、摘棉花到插秧、割稻什么都学着做。但是一到年底，生产队队里结账分红，每年却总是透支。
父亲原本有着一份微薄的固定收入，但是因为一到年底就要用来抵交上一年的透支，平时的养家糊口就只能节衣舍食。即便如此，还常常入不敷出，往往去年的旧账尚未还清，透支的新账又加上了一份。生活就像家里漏雨的破屋，屋顶年年修，但风雨一来，雨水还是照样不停地漏；又像是件穿破了的旧衣裳，刚打上补丁，又添了新的窟窿，补丁盖着补丁，补丁接着补丁，却总是补不及新的破口、新的窟窿。
生活虽然贫苦艰难，母亲却从不在我们孩子面前抱怨。有时实在不能维持，往往都是父亲出面向亲友们开口东凑西借着度过难关。而母亲却是宁愿自己饿着，也从来不愿欠人一分钱的，也从不允许我们姐妹伸手向别人索要任何东西。
记得一年的新年前夕，公社里送货下乡，在村口办了一个展销集会（那时候，农村里上一次镇都不容易，物质有很是匮乏，通常在每年春节前都会送货下乡在村里办个展销集会）。一年一次的年底展销集会，几乎是农村里妇幼老少们最盼望的一天。除了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品，集会上也会有不少诸如海棠糕、萝卜丝饼之类的美食摊位。在这一天里，家庭主妇们可以用积攒了一整年的钱来置办心里打算了很久的生活用品，或添置几件新衣、或剪几尺锦缎；而孩们也可以一解平日的饥馋，享受一份难得的美食。
但这样的节日通常是不属于我和姐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手里没有钱。母亲唯恐我们羡慕别人而心里委屈，每每展销集会前，就会不时把“人要自食其力”、“咱要比读书不比富有”、“家穷不能志短，你们要懂事、有志气”、“要出息，就得好好读书”之类的话挂在嘴上来教育我们。我与姐姐从小算得母亲所要求的“懂事”和“争气”，知道自己两只小手空空，不经母亲允许不敢轻易跑去集会上凑热闹，通常只能远远地“看热闹”，或者从大叔大婶的嘴里“听热闹”。
而那一次，或许是母亲疏忽了她的教导，或许是我却忘记了母亲的教导，总之是我没有管住自己的腿。远远地站在村口，从集市远处飘来的阵阵喧闹和种种炸食的香味，吸引着我不由自主地跟着邻居的大婶走进了热闹的集市里去。当我跟着邻居家大婶站到一个煎油饼的摊位前，两腿就居然仿佛被定位了似的站着不动了。那位好心的大婶知道我一定是嘴馋而又没钱，自己掏了五分钱给我买了一个油饼。
回到家，我告诉母亲某位大婶给我买了个油饼吃。母亲转身就从床头翻出五分钱来，当日就把油饼钱还清。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母亲并没有骂我，也没有动手打我。只是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在教导我似地重复着老调，说着“你要争气，不能没出息…不能伸手要别人的东西…一切都要靠自己……”之类的话。
从此，我再也没有向别人借过一份钱。从此，我也开始为了有一天能够用自己的钱买上一个油饼而更加努力地学习。
上了高中之后，母亲也许看出我可能真的会有点出息，也许是觉得我已经长大不再适合用棍棒来教育我，就再不打我了。再后来，我真的有了一点出息。1983年夏，我如愿以偿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成了粉碎“四人帮”后村里的第一个应届考取本科的大学生。
那个时代，农村的孩子考上个大学算得上是件大喜事。不仅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甚至可能改变一个家庭。按一般情理，孩子考上大学，父母理所当然需要给孩子添置一些必要的生活行囊。彼时农村虽然已经悄悄地发生着慢慢的变化，村里已经开始有了万元户。而母亲的眼睛近视却已经升高到一千八百度，除了体弱多病的父亲，家里也没有壮劳力，务农挣的工分自然远不及别人，常年透支积下不少债务虽然慢慢开始还清，但生活还刚刚满足温饱，根本没有闲钱为我添置任何贵重的东西。
我的行囊里只有棉被、床单和母亲给我在农贸市场买的一件新衬衣、一件当时算得上标配的军绿色卡其外套，最珍贵的当属母亲抱着高度近视的双眼一针一线亲手为我赶制的两双老布鞋。从裁剪鞋样，到填制千层底、纳制鞋底、缝合鞋帮……直到制成一双扎实合脚的整鞋，现在想来，对于高度近视的母亲，需要花都少功夫，这是何等的艰难！老布鞋里针针线线都缝进了母亲的爱、母亲的心血和母亲的寄托。
就这样，我穿着母亲纳制的老布鞋走进了高等学府，踏上了自己年少时理想的殿堂。脚上一双，背包里一双，交替着更换。从宿舍到课堂，从课堂到图书馆，一日复一日，一月复一月，一季复一季，母亲的老布鞋成了不离不弃的最亲蜜的伴侣，陪伴我学习、陪伴我成长，也成了我对母亲最珍贵的一份记忆。
当我大学毕业，终于能如母亲所愿“自食其力”的时候，姐姐已经成了家，妹妹也上了中职，家里的生活开始迎来“充满阳光的日子”，而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得了糖尿病，而且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视力也每况愈下。
在城里工作的我，一周才回一次家。与母亲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而此时严厉的母却变得越来越慈祥起来，说话也总是十分平和，大抵都是说些希望我“努力工作，诚实劳动”之类勉励的话。也许是因为小时候吃得菜里总是少油，一段时间，我特爱吃红烧肉和卤大肠，一到暑假，我可以有一两个月在家，病中的母亲还常常给我炖上一大锅红烧肉或是卤大肠。
我在学校一直秉持着母亲“努力工作，诚实劳动”的训导，踏踏实实埋头做着自己喜欢的一份不起眼的教书职业，也经常取得有些小小的成绩。从小很少看到笑容的母亲也经常因为我上课获了个小奖、或者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奖励而脸上多了喜色。
后来，我成家的时候，母亲的眼睛几乎已经失明，只能凭着微弱的光感做事生活了。再后来，我做了教导主任，也有了孩子；又过一年，我做了副校长，孩子也聪明可爱，已经开始摇摇摆摆的学步。
正是我眼前的生活一片光明的时候，失去了光明的母亲却诸病并发，不久就带着对这个世界无限的眷恋离开了我，走进了无尽的黑暗。我想，她应该是“看到”了我真的出息了，才终于放下心来，她一生的劳累和病苦，也需要永久的休息来消解。
后来发生的事，当然是母亲所不知道的。后来，老家的村子修了路、办了厂，村里的农民都搬迁到了镇上，住进了居民楼，早就不再需要种地；后来，我做了校长，母亲一定是会高兴的；再后来，我辞了校长去了澳洲，从课堂走进了厨房，这是母亲一定不能理解、也是不会答应的；之后，我又有了家庭的变化，找到了新爱……。母亲走时才刚满周岁的孩子，现在早已成了相貌堂堂的英俊小伙子，正在澳洲大学的洋学堂里做着留洋的学生……。
母亲啊，今天的这个世界变化太大太快，很多事情、很多东西你一定无法理解，假使给你一双明亮的眼睛，你也一定会惊讶得目瞪口呆。母亲，明天我会来坟上给你说说现在的我、今天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