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很讲究天份，讲究机缘。我知道自己缺乏这两个选项，所以从没有期望自己的写作能走多远，能有多高。我的笔耕，只是一种个人兴趣的操作。

因为写得比较杂，涉笔多种文体，没有专于某项，所以谈不上创作成就，也只是一种写作存在而已。我只能谈谈这种写作存在中自己的写作心态。

    毫无疑问，出国以后，我的写作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从专业变为业余，二是由写故乡变为写他乡。

先谈谈从专业变业余对我写作的影响。

在中国，我在作家协会上班，当文学编辑，专司文学批评，所以，编辑和写作，是我的专业。每天盯着文坛，每天思考文学，每天阅读新著，不断写作不断发表。说实在，长期如此，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也就是所谓的职业病吧！到澳大利亚后，忽然没有了文学的专职工作，专业嘎然而止。因生活环境变了，工作变了，写作的压力也就没有了。

那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写作，只考虑生存，考虑如何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我以为自己从此不再拿笔，不再笔耕，所以心里是彻彻底底的放松。

初期好一段时间，干的是体力活，那是眼见功夫，不需用脑，身体忙忙碌碌消耗着体能，可脑子却闲置着。闲得久了，闲得无聊了，就会转动，就会思考，新生活中的许多感触，就会慢慢溢满脑海。大概一年多以后，有一天憋不住了，半夜爬起来，发痒的手又捡起笔来涂鸦，没想到又回到写作之路。但状态已经很不同了，不再是工作，不再有职业写作的心思，只是一种兴趣，只有感触颇深时，偶尔玩一笔，以排遣万般思绪。

就我性格而言，写作虽然是玩，但不是玩世不恭，不是玩弄文字游戏，而是用文字去认真把玩一种生活意味，随心走笔，随情抒发，以文找乐而已。

因为放松没压力，写作也就没规划，没目标，没预期，只是有感而发，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内容适合什么文体，就用什么文体。看了文友的作品，就评说几句；看到有趣的事儿，就写个故事；见到新奇的景物，就来篇散文，采访了名人，就报道一下，若对某个社会现象、某种文化问题有所感触，就写个杂文随笔……诸如此类，就成了多文体、跨文体的写作。

但不经意间出了几本书后，忽然就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太随意了，缺乏专项。

一般说来，作家可以有几副笔墨，而跨界写作，对文字的驾驭也会更加自如。但重要的作家，在多副笔墨中都会专长于某项，术有专攻，在其专项上凸显其文学成就。所以，就有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诗人之类的称谓。而我没专项，难以称上什么家，也就说不上什么成就。

但因为是业余玩玩，也就不大在乎，就凭兴致去写。这或许也有某种好处，没压力，也就没框框，没功利，更能走进自己的内心，更能真率地表达，也更能形成自己的视角，观察生活的视角，思考人生的视角，艺术表现的视角。

很多人读了我的作品，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很喜欢你的文字。当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客套话吧。后来听多了，我就揣摸：这是否就是我作品的最大亮点，或者说，是我作品的价值所在吧？现在想想，这可能就是我叙述视角的一个熔点。通过自己眼光，自己的心灵，把对生活的观察，对人生的思考，对艺术的表现，自然而然地熔铸在笔下的文字中。

既然是业余的，不在体制，不在编制，没有任务，没有指标，不受规范，不受约束，所以文字表达，叙述方式都是随心而走，随情而动，或许更接地气。

其实许多优秀的作家，都很有文字功力，许多优秀作品，文字也很有特点。而我的作品谈不上什么明显长处，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文字有什么特点。既不是那种诗化浪漫的语言，也不算幽默俏皮的文笔，应该属于平实吧。但有一点，我还是清楚的，就是文学书写要讲究语境，应避免官话、套话、新闻语言，少用规范化、标准化、教科书式的用语。这是文学语言的大忌。所以写作时，我尽可能让自己的文字更生活化，更心灵化，更有文化味，雅俗融和。如果能让读者的阅读有一种文字上的愉悦，能留下文字上的印象，并透过文字领悟到作品的内涵，那也算是一种艺术风味了。毕竟，文学就是文学，首先得有文味，文味就是一种艺术感，一种叙事风格。

当然，一个作家的成功，不在于专业还是业余，而在于你对写作的投入，对艺术的把握。我目前还在每天上班，对写作投入的时间、精力很有限，甚至连阅读的时间都抓襟见肘。虽然放松的心态能让自己的写作比较切入真我，体现本色，但阅读量少，写作投入度不够，对作品份量的提升，还是有明显局限的。

海外作家基本上都是业余的，可能有些人生活弹性较大，时间充裕，精力投入比较足，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各种兼顾中忙里偷闲笔耕的。倘若写作这根弦绷得太紧了，容易疲劳，但太放松了，状态又会下滑。如何把握好松紧这个度，保持创作的最佳状态，也是海外作家写作现实的一种考量。

再谈谈我写作心态转变的另一点，就是从写故乡到写他乡。

作家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写，怎样表现出你特有的艺术眼光。中国作家可以写中国故事，也可以写跨国故事，写外国故事，甚至写未来故事。海外华文作家亦然。只不过，海外作家的生活立足点不同了，生活经验不同了，观察视点不同了，具有视野开阔的优势。所以中国作家与海外华文作家，讲同样的故事，可以有不同的效果。当然，这是指作品的色彩品格有别，与作品的优劣高下无关。作品的成败仍取决于艺术表现的力度。

我看到，现在不少海外华文作家写中国故事，或写海内海外双城记，都有很多成功的作品，在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适合写什么故事，仍取决于每个作家所处的环境及其自己的选择。就我而言，旅澳后，我基本上就是写华人在澳的生活，写澳洲华人的故事。

因为我的生活重心就在澳大利亚，也很少回中国，每天接触的人和事就是澳洲这片天地。既然生活在澳洲，写作于澳洲，自然就会更多的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关注跟自己密切相关的社会，关注旅澳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想去表现自己眼中的澳洲生活，去把握这个过去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西方社会，去感受这个适者生存的艰难过程，去写新移民的选择与追求。然而，我不是为写作去关注当地、关注身边，而是为生存而关注。写作只是这种生存中的衍生物、副产品。

我虽然写的是澳洲故事，但其实也有很多中国元素。我是用以往的中国经验来比照今天的澳洲生活，或者说，是用中国/海外两种经验来咀嚼生活。我所感受到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中国人异域生存的心理落差及情感转变，都是中国经验在西方社会的某种折射。

我初时写的虽然是澳洲生活，但在澳人生地不熟，澳华文学也才刚刚起步，没有多少文友，没有熟悉的读者，所以我当时写作的心态，主要是向中国读者倾诉自己的旅澳情感，写的是澳洲生活，却去中国发表。那时我的一些作品，其实还是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看光怪陆离的澳洲生活，用中国人的思维去看陌生的西方社会，就如同今天很多中国人出国旅游、探亲、商务、公干所看到的外国差不多。只是我比他们看得早一点，看得从容一点，而且当年中国才刚打开国门不久，所以看到的中西方社会的反差会大一点。但从心理和眼光来说，我和国人是差不多的，所以笔下的海外生活，其实也是中国叙事的海外生活，还是比较平面的。

如是，写海外故事，不等同于新的思维、新的叙事；反之，中国故事，也不等同于中国叙事。故事，只是表现的内容，叙事，则是叙述的视点，表现的心态，观察的方式，是一种艺术眼光。而叙事方式与写作心态的变化很有关系。

后来我的公民身份变了，生活的重心变了，周围的环境也逐渐熟悉了，澳华文坛也活跃起来了，我的写作心态和艺术视点随之也有所改变，内容还是澳洲生活，但倾诉的对象主要不是中国了，而是澳洲本地及海外华人。

中国人当然有中国情结，忘不了中国的根。但常语有道“入乡随俗”，既然选择在他乡生活，就应该有融入他乡的意识。融入他乡，并不等于舍弃故乡记忆、故乡文化，而是让故乡的记忆，在他乡生活中化为一种前行的助力，让故乡的文化，在他乡文化的吸纳中产生新质，汇入多元文化的大家庭。世界因多元而丰富，艺术因多元而斑斓，海外华文文学也因多元而确立自己的品格。

后来我往中国的投稿越来越少，甚至很长时间没在中国发表，也不认识新一代的编辑了。曽经很长时间，我连中国的影视也没看过，人家说“小燕子”，我不知道是谁。有一次看了中国总领事馆招待的电影《红河谷》，才知有个演员叫”宁静”。至于中国文学、中国作家，更是是生疏了。我知道，中华文化的根深叶茂浓缩在中国文学艺术之中，与中国文学艺术的隔离，对我写作的提升及作品的影响力肯定是有所影响的，某种艺术神经会钝化，笔墨也会迟滞。好在我只是个业余的，无为无求，重要的是自己还在写，在真实的去表达。

我想说的是，海外作家写海外生活，其实也是有区分的，即作家的心理视点不同，也会造成作品的品格秉性有异。你是以过客的身份，用中国人中国心去表现海外生活呢，还是以定居者的身份，以“融入”的姿态，以居住国的思维去表现新的生活，两种心理视点所传递的信息效果是不一样的。

若以祖籍国中国人的心态去审视海外生活，往往着眼于对西方生活的疏离，对民族根性的眷恋。就像当年的台湾留学生文学、后来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文学，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移民文学，都是这种心理视点，弥漫着“离散”情绪。又或者，你回流中国、长居中国，经常返国“充电”，也很容易很惯性地将海外生活套入中国故事，慨叹“月是故乡明”，写的是他乡，表现的还是故乡情怀。

反之，若是以他乡亦故乡的心态来观察生活，则会以居住国公民的价值尺度来看待多元社会，理解多元文化，去表现融入异域生活的心理历程。举个例，两部好莱坞电影，前些年李安的《喜宴》、刚上映的新加坡华裔关凯文的《疯狂亚洲富豪》，讲的是华人故事，演员也是全华班（或亚裔），其表现的文化观念、伦理思想、行为价值，则是一种中西方生活方式的聚合。另外，移民第二代、或土生华裔的中文书写，其艺术视角比起许多中国新移民作家，也明显不同。而新移民作家本身也是有差异的。倘若你认同他乡是故乡，故乡亦他乡，这种时空置换，就是你从客居、漂泊中转而找到归属感。有了这种归属感，你就会淡去 “离散”的情结，注入“融入”的期待，笔下也就疏离中国叙事了。

这么说来，海外华文作家在表现海外生活或中国生活时，会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写作视点，即使是写他乡，写海外生活，心态的不同，也带来艺术视点的不同，作品效果的不同。

而这种不同效果，不仅海外读者会有明显的不同感受，对于中国出版界、学术界及读者也会有所影响。用中国人的心态去写，中国叙事，比较适合中国出版的尺度，比较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所以海外作家的作品，都是有选择性在中国发表，或在海外及港台地区发表。从这点上说，中国出版物所刊发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只是海外华文文学整体面貌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海外华文文学是个多面体，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维度，领悟这种立体形态，才能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真实面貌，也更契合海外不同层面的华人心态，在海外东西方读者中引起更大的共鸣。这也许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研究课题。

海外华文作家，大多数是移民作家，有着中国经验与海外经验的交集，所以很多人处于两种心态的游移，两种心态的过渡，两种心态的交织中，使海外华文文学品流复杂，有些作品可以归入中国文学序列，有些作品具有兼容性，而有些作品却具独立自足的体系。

两种不同的心态，并非影响作品的高下，只是眼光角度不同、口味不同而已。但前者是中国文学的翻版，或中国文学的延伸，为中国文学所兼容的海外华文文学。后者则是源于中国文学却有别于中国文学、具有自身特质、自身品格的海外华文文学。

话说回来，海外华文文学也不全是截然分开的。对于许多海外作家来说，故乡仍在心中，但他乡已是第二故乡，不管你拿什么护照什么国籍，常常具有两种情感、两种心态、两种视角，游走于他乡故乡两地，都有一种精神文化还乡的感觉。所以，海外华文文学的形态也具有某种模糊性。

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有兼容也有异同。相同的是源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但中华民族的涵盖范围要比中国人广，包括了海外土生华裔，包括了有中国血统的混血华裔。移民的后代可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必定认同自己有中国人血脉，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而中华文化也不等同于地理概念的中国文化，它在异域扎根，与所在国文化互动、交流、渗透、并存，在多元文化中吸纳新质。所以海外的中华文化，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文化的变异。另外，不同的居住国、不同的社会环境，其表现出来的中华文化，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海外华文文学因环境因文化的影响，也带有区域性，如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与欧美的华文文学，会有差异，这是环境、文化对人对写作的影响使然。

华文文学在西方文学或居住国文学中，常处于边缘地位，在中国文学中也是边缘状态。也许有人觉得，边缘就是被忽视了，影响其价值地位。边缘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正因为边缘，也可能是它发挥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它显示出与主流不同的价值观，显示出不随大流而迸出自己浪花的独特品格，从而塑造出海外华文文学的主体性。也许它很难辉煌，但也并非不能夺目，它的存在是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补充，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也是一种时代担当。

不管是中国本土文学、境外的港台文学，还是海外华文文学，都是大中华文化圈的华语文学，有着共同的根，但扎在不同的土质环境中，吸收着各种养分，从而结出不同的果实。惟其如此，华语文学才繁枝硕果，让人垂涎欲滴。

最后我要说的是，世界华文文学形态多样而复杂，其对时代的担当，也应是多样而复杂的。文学要有担当，担当就在于作家要认清社会现实，真实贴心表现自己的认知和情感，为时代文明，为宝贵生命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