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活着就老了。这是许多人的感叹。

我也不例外，仿佛更甚一些。

但是，老实在不可怕。因为，人愈老愈活得明白、也愈活得超然。

超然，兴许我没完全做得到，但明白似乎不应该是个问题。

可事实却是，我越活越感到迷糊，甚至完全地找不着北了。

这不是方向感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这个时代，“我们都是追梦人”。追的什么梦？中国梦。一个伟大的梦。

但我早已过了追梦的年纪，无论什么梦，对我来说都提不起兴趣。

我活在当下，只对当下感兴趣。然而，这当下却让我时不时地患迷糊，甚至产生幻觉。我不追梦，但却有一种活在梦里的感觉。不幸的是，这梦一点儿也不让人兴奋。

常常放下正在阅读的一本书，或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抑或朋友圈里的一篇文字。为什么要放下？因为看不下去了。怎么就看不下去了呢？看不懂，看不明白，迷糊了。

五一放假，没什么事，我就翻一翻我的朋友圈。一翻就被一篇文字的标题吓了一大跳：“江苏一落马副镇长法庭上要求与办案人员对赌：谁作假，死全家。”

这叫什么事呢？这也不像是党纪国法啊！分明就是两个小孩子在斗气，至多也就俩泼妇在吵架、在对骂。

但这却是真真实实的事。这篇文字能这么久留存在朋友圈，未遭删除，说明这事靠谱。

这样的标题就很让我迷糊，一般，我是不看这种令人迷糊的文字的，但这篇文字我却翻看了下去。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坏了我。

罗建茂说，在“两规”期间，自己每天有18-20个小时被区纪委办案人员拷在审讯椅上，以三班倒的方式对其进行审问，轮番恐吓、威胁、引诱、欺骗，“要求抬头挺胸，不准转脖子，坐在皮圈椅中不准靠椅背，双手平伸放在前圈椅挡板上，与身体保持90度角”，导致其脚部肿胀、无法行走，而在每天仅有的三四个小时休息时间内，监视他的人员也不时发出大声响动，令他无法入睡，到后来神情恍惚，眼前出现鸿沟等幻影；在20天里不被允许刮胡子，15天不让洗澡，其喝水、大小便也受到严格控制。结束双规时，他已“双腿走路不稳，不能正常下蹲。”

这个叫罗建茂的人，就是那个落马副镇长。

读罢这段文字（下面的文字还很长，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莫名地让我想起小的时候，我们经常观看的那些电影——革命题材的电影，现在被称为老电影。

老电影里有两种镜头我最难忘，也最害怕。一种镜头是日本鬼子审讯中国人，再一个就是老蒋的那个党审讯我们这边的党和干部——应该叫革命者。

害怕看，是因为太残暴，太血腥，太无人性。

现在是天下承平，老电影里的那两种残暴镜头，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于今虽有黑恶势力，虽有贪腐分子，终究没有那样的仇恨了，自然不能有那般的残暴。事实上也不允许那样的残暴。但看到网络上的这段文字时，我的头脑里还是立马想到了老电影里的那两种镜头。我不再往下翻看，是我又被当下这个时代里的这种事和这种人弄迷糊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迷糊呢？就这件事情来说，它让我想起了从前，准确地说，它让我回到了从前，回到了我们这些人不曾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但那个时代我们却不陌生，这当然要感谢诸如老电影这一类的宣传了。

这种迷糊当然不好，但责任难道都在我吗？即便如此，我仍旧骂自己“老糊涂”、“老眼昏花”。

罗建茂的经历，令人惊恐，不寒而栗。副镇长，不就一苍蝇吗？且仅仅“落马”，其罪名并没有一一落实，怎用上了这么个手段了呢？据说这还是最轻的，那最重的又是怎样的呢？难道比老电影里的那些镜头还要残暴？即便是“落马”的人，也是我们的人啊！对待这样的人，有党纪，有国法就行了。难道党纪、国法就包含这般手段？这般手段也属党纪、国法？

唉，这个时代，让人迷糊的事可多了去了。

来看一个“非常乖”的学生吧。

这个学生叫吴谢宇。

从童年时代起，吴谢宇“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孩子的强大自律性。他非常乖，学习并不靠家长督促，而是主动自觉。他也是同学眼中的‘宇神’，常年考试第一，横扫各种奖项。2012年，他未经高考，通过北京大学自主招生提前录取，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进入北大之后，吴谢宇依然是‘大神’级人物。大一学年，他获得北京大学‘三好学生’荣誉称号；大二学年，他获得北京大学廖凯原奖学金；就连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成绩，他也考到了全球前5%。”（2019年5月3日《报刊文摘》）

如此优秀、如此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这个“别人家的孩子”，你会相信他会弑母吗？你会相信他会成为恶魔吗？

“4月21日，北京大学学子弑母案嫌疑人吴谢宇在重庆江北机场乘机时被警方控制。警方透露，他身上带有30多张身份证，通过网络购买，三年来一直在国内活动。”

早在2016年2月，吴谢宇就把他的母亲杀害了。这三年来，准确地说，在逃亡期间他却与一位性工作者谈起了恋爱，更拿出十几万元向其提亲。

可见，对于杀害母亲，他早已不放在心上了。

在我们的头脑里，但凡不争气的孩子，一定都是从小就叛逆、不听话、不上进的。这样的孩子无论他做出怎样出格的事来，我们都不感到奇怪。而但凡争气的孩子，听话的孩子，都是“乖孩子”，也是“好孩子”。这样的孩子永远不会干坏事，永远会让家庭放心，会让父母骄傲。可这个叫吴谢宇的“乖孩子”、“好孩子”、“优秀的孩子”，却弑母了。这真让我们这小脑袋瓜子接受不了，甚至不敢相信。我一遍一遍地问：这个时代啊，究竟怎么了？

我搞不懂，我弄不明白，只能迷糊，只能做“迷糊人”。我的朋友老待跟我聊天时，将这个时代称作“迷糊时代”。颇合我意。我说，也许，称作‘’迷糊人时代”，更确凿。

不光这样的事让我迷糊，有些小事也让我迷糊，甚至一个词儿的事。比如，官不聊生。我以前听说过民不聊生。这民不聊生，是文人们说的。这官不聊生又是谁说的呢？是官员们说的。

官不聊生的时代，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少见。做官一向风光无限。

官不聊生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鉴于这句话是中国官员说的，只能从中国的时代里寻找答案。在今天这个时代，做官的不敢像往常那样放肆了，这倒是实情，但要说官不聊生，实在显得矫情。不就管管你的嘴巴了吗？不就杀杀你的放肆了吗？不就管管你的贪腐了吗？哪至于官不聊生？

而本文里提到的罗建茂，他的父亲也委实地了不起：“罗建茂的父亲、68岁的罗法良在一份《情况反映》中写道，如此追求反腐政绩实在是触目惊心。他们这是‘草菅官命’。”

又一个新词诞生了：“草菅官命”。

不消说，此词从“草菅人命”而来。

罗建茂的父亲是不是从官场退下来的？即使他不是个做官的，他也是个做官人的父亲。

如果“官不聊生”出自官员之口，多少有些矫情的话，那“草菅官命”该算什么呢？

就罗建茂所受的苦情，他父亲说“草菅官命”，也算有些道理。但要说中国的官场，把官的性命看得像野草一样轻贱，随意加以摧残，那就虚妄了。

我倒希望如此。因为倘这般的话，中国的反腐恐怕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官不聊生”也一样。倘官员的日子到了这般境地，真乃人民之福，社稷之福。

官场之外的社会就更复杂、更凶险了，也更让人摸不着东西，找不到南北了。有时候真不是迷糊，而是一脑壳浆糊。什么“我老我有理”“我弱我有理”“我死我有理”，正在祸害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假使我们还有道德体系的话。

40年茹苦含辛、锲而不舍的学雷锋，一个彭宇案，就将中国人的道德体系毁于一旦。从此，畏扶如虎。

每有这样的新闻，每有这样的文字，我从来不敢从头看到尾。勿须看下去，我一定知道结尾是个什么样的尾。

这是个新时代。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从未有过指的是什么呢？是物质，还是精神？我所能想到的，只能是物质。因为，倘论精神，那今天的这种莫名其妙、匪夷所思、令人患迷糊的东西，也能算作精神？

这种“精神”是吃饱了撑的呢，还是吃饱了之后惹出的祸端？

常有人问我：“我们该怎么做人？我们该做怎样的人？”

我说：“这还要问吗，当然是做好人了！”

人家摇摇头，苦着脸，说：“好人还能做吗？”

好人不能做，坏人又做不得，这做人还真成了问题，而且成了很头疼的问题。

我回答不了这问题，说实话。因为我的头脑非常迷糊，迷糊到我都不敢看新闻了（新闻联播除外），我都不敢出门去了。

乱七八糟的人，做出的乱七八糟的事，于今竟都“有理”了。“有理”就能走遍天下了！这天下难道自此就成了这帮厚颜无耻的人的天下了？这天下谁还愿意去闯呢？谁还愿意在这样的天底下活人呢？

“你若好到毫无保留，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难道这就是今日之社会？难道今日之社会生活的全是这样的人？

老实说，尽管罗建茂那个事令人胆寒，吴谢宇那样的“好孩子”令人匪夷所思，可毕竟都还算不得社会主流。已经或正在成为社会主流的是“我老我有理”“我弱我有理”“我死我有理”。

以前还有个雷锋可学，现在你叫谁去学雷锋，谁都说你有病。即使不说你有病，他也不学。

对今天这个社会来说，学谁可能都不管用。

想想那些“我老我有理”“我弱我有理”“我死我有理”的人，他们哪一个不曾学过雷锋？有人甚至还做过学雷锋的标兵的呢！

如果好人没有好报，谁还愿意去做好人呢？

如果大家都不去做好人，长此下去，这个社会会怎么样呢？

有人批评我，说我把这个社会看得太灰暗了，要我凡事想光明些。

我一直不曾回应这个人的批评。不是他的批评何等正确，而是此人不过是一个“道德婊”，不值得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