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蒋家兄弟姊妹十个，但恐怕没有那一个同父亲有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上面的五个在他们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也许有过几年和父亲相处，而下面的五个则只有更短的时间。特别是从1950到1956年，我们更是生活在没有父亲的的环境里。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于只有母亲的家庭生活。而这种情况到某一天突然改变了......。

那是1956年秋天的一个旁晚，一个满身灰色的中年人进入到我们在重庆南岸芭蕉湾的家。这个人穿着很旧的灰色中山服，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是冬天戴的有护耳的那种。这人的脸色黄中微微发黑，下巴尖尖的，背有一点驼，但脖子却很直。他看上去就象是电影里长途跋涉的新四军战士刚刚到达一个村子停下来揣口气，出奇地沉静，从侧面看尤如一个生气快要毫尽的人。而这个人便是父亲，事实上他是刚刚从担任会计工作的西康劳改农场回到家。    

父亲回家之前我并没有怎么想念他。从生下来到十二岁我对父亲没有甚么印象，而父亲的阴影却笼罩着我。在芭蕉湾的孩子们当中，我是从来不会提到自己父亲的。同别人家孩子吵架时，别的孩子总会骂我“蒋介石”、“反革命”。我很早就知道自己有一个让我倒霉的父亲，不想也不敢想到他。

现在父亲就站在面前。他比我看到的照片上的父亲要老得多，也要瘦得多，全身灰溜溜的。不过他的眼睛有点特别 - 其实没有任何外观上的特别之处 - 而是那眼神。他的眼神安祥而温柔，并不象大苦大劳之后的男人那种疲惫不堪、怨天尤人的眼神；也不象四处奔波生计或生意的男人那种全神专注于自己脚下的那种眼神。那是久别之后的一种静静的端详、全神在记忆中搜寻往事的眼神。我一下子明白了，他就是我们十个兄弟姊妹的父亲，那个叫蒋明棋(字山青)的人，一个给我们带来生命、养育过我们、但也被迫无声无息地远离过我们的人。

晚上，当我在后间屋子里躺进被子正打算入睡之时，父亲从前面那间紧闭着的房间里走出，来到我的床前。我又看到那双安祥而温柔的眼睛。父亲突然弯下身子，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我感到一小片胡岔子的刺激，但却是在经历记忆中唯一的一次额吻。在那一瞬间，我觉得生活发生了甚么真正的变化。我慢慢地闭上了双眼，开始做一个入睡前的预梦：当新四军的父亲回来了，我们这个芭蕉湾再也没有被人欺负的孩子了。我想着想着，眼角有了一点凉凉的感觉，然后是脸颊。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但是新四军父亲回到芭蕉湾给我带来幸福的美梦却始终没有做上。

从那一个不平常的晚上到六零年，在短短的四年当中，我同父亲断断续续地在一起生活过一些时间。我上面的七个兄弟姊妹都在外地或远处工作或读书，我是家中三个孩子里最大的。父亲找不到工作，但在家里的时间也并不多。他时不时地要被派出所或街道办事处传走，与其他同类人集中在一起训话或劳动。有时在江北有时在南岸，挖石头或修路，长的时候一干就是大半年。

父亲在家的时候主要是三年困难时期前的那几年。也就是从反右派和大炼钢铁再到吃不饱饭的那几年。父亲当然没有机会去当右派，却也没有资格去街道上炼钢。3-4年时间虽短，但我却经历了有生以来文化气息最浓厚的一段生活。父亲收集过许多书籍和字画。他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把书籍和字画搬到太阳底下去晒。为了检查有无蛀虫，他会把线装书和字画展开，晒好后再封好或卷扎好。这些时候，我看到过清人仿唐仕女画、徐悲鸿在重庆时送给父亲的一副立马国画、还有三十多副据说在世间买不到的字画；十来部线装的中国古代和近代最出名的著作和诗集、鲁迅全集、郭莫若文集、矛盾、沈从文、巴金和徐志摩等人的文集和诗集；席勒和旦丁的诗集，各种英文字典、还有资本论，恩格斯和列宁文集。我甚至还看到过一本发行于抗战时期解放区的毛泽东文集，是一本大号字的水印书，有着发黄的皮和发黄的纸，题目是《新民主主义论》。

十三岁的我，已经开始浏览和选读这些书籍。父亲偶而也给我作一些讲解。父亲还教我怎样包书，怎样修理破损的书，怎样磨墨和用毛笔。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怎样教我七言古诗的韵律、平仄语调如何间隔运用、以及唐朝诗人将其发展到某些情况下可有例外等等。我后来在文化上如果说有丁点造诣，全倚仗当时的启蒙和兴趣的培养。从那时直到以后的两年，父亲在既没有多少自由又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完成了他的长篇现代组诗“杜甫”，而且开始写一部更大的长篇史诗“石达开”。不管在哪一篇长诗里，父亲写的诗句都悲壮而感情丰富。我当时不知道石达开是甚么人，但知道父亲是在歌颂一个有人性有爱心、不甘心腐蚀堕落而决定要坚持义军原则、誓言福泽天下的农民起义英雄。关于石达开的有些素材是父亲在西康劳改时收集的，说明他一边劳改一边就在做写作的计划。现在知道石达开就好比一个假设长征失败的毛泽东，可以任人评说。

有一种时刻父亲就象是超凡脱俗一样全身心沉侵于一件事，那就是当他唱诵唐诗的时候。第一次听他唱诗我觉得滑稽，怎么诗歌还可以唱的。父亲说古代没有朗诵诗， 只有唱诗。现在有了朗诵诗，唱诗却要绝迹了。父亲还说中国很可惜，后朝不记前朝德，所以今后大概剩下的只有当朝的事物了。

看到我写的这些，好象父亲是如孔乙己般迂腐的文人。其实父亲只是业余文化爱好者，是一个人文英雄主义崇拜者。他在本人专业上是很出色和讲究的。他在二十年代末攻读过上海复旦大学财经系设置的专业课程，接着通过了政府的文官任凭选拔考试，之后专攻“政府审计”业务。 他先前曾在南京担任过中山陵的财会审计工作，后来便一直在审计署下属的审计部门任职。重庆解放前，许多达官贵人往香港台湾跑。父亲当了多年政府审计官，却并没有钱买去香港或台湾的船票或飞机票。据母亲讲，父亲说共产党来了也需要审计，再说他当时还在重庆大学财经系任审计学教授，他不信政府易手后大学也会关门。

但是父亲错了。他在新政府西南军政委员会财务部里只上过几个月的班，不久就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被判处了五年劳动改造。从此，父亲便永远失去了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资格，也同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和孩子们永远告别了。父亲在西康劳改农场劳动过一段时间后，便被任命为农场的会计，当然是不拿工资的那种。

在五十年代，我从小就知道人和人有不同的等级和分类，而自己不幸是下等人类。父亲当过的那个审计处长，到了街面上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审计，于是他就被人说成是中统特务处长。作为背着这种罪名的人的孩子，我们都不得不面对当下等人的命运。我在青少年时期，惟恐同父亲的政治界线划得不清。 父亲吻过自己额头一下这件事，象一块沉重的心病压在我心上，使我多年之中在具有震憾力量的亲情与具有内疚痛苦的所谓政治进步的心愿之间挣扎着。

历史常常做出让人尴尬的事情。当年参加过在审计处镇压反革命的共产党干部后来成了我们蒋家一个堂兄弟的亲家。 他在去世前曾对人讲，当年镇反是有名额规定，审计处必需完成打多少个反革命的指标。把我父亲打成“历史反革命”，也是为了完成这种指标的结果。这种事现在听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闻。可怜的父亲就这样被终身带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1960年10月，父亲因在强制劳动时吃不饱饭而患上了严重的浮肿虚脱病，随即被送回家中。 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下午，父亲从病床上挣扎下地，当时我正在前面房间写作业，听到后面房间扑通地一声。我到后面一看，像一堆干柴般骨瘦零丁的父亲跌倒在地上，双眼紧闭，只有微弱的呼吸。那年我十六岁，已经可以把父亲抱起来。我慢慢地把他放回到床上，又回到前面屋子写作业。我没能意识到，那便是父亲活着的最后一刻。不久后母亲下班去到后屋，突然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声，那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悲惨呼喊告诉我，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59年过去了。人们都说，向前看，不顺心的和痛苦的往事少想。这话大概说对百分之六十，毕竟积极的生活态度是正确的。不过，历史书为什么要常读？一部圣经为什么可以被相传诵读两个纪元？中国、中国家庭和中国人的历史要不要在百分之四十的时间里常常重温一下呢？我想是要的。有些东西很容易就消失了，例如父亲在 59年前就没有了，父亲的悲壮诗篇和他收集的书画在文革中也被烧毁了。整个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格调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们究竟应该屏弃什么，保留什么，发展什么呢？未来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未来还没有发生。只有从历史，包括国家、家庭和个人的历史中来寻求相对正确的答案。

父亲的思想、行为和精神是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经济发展和文化更新运动的产物。父亲在结婚前后的一次回家，发现在一个小邮局当局长的爷爷娶了一个小老婆，并要父亲向那个小老婆叫小妈。一向孝顺父母的父亲坚决反对爷爷娶小老婆，和爷爷大闹了一场，结果父亲自己却病倒了。很有个性的爷爷遣去了小老婆，从此吃素寡欲，但求独子无恙。在新婚妻子也就是我母亲的尽心照护下，父亲终于病好，而爷爷便从此吃斋念佛大半身，甚至成为当地佛界的一个小名人。

父亲对文学的爱好是很潜心的，这应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青年人心内的延续。他在二十和三十年代发表过一系列白话文中短篇小说，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流传。我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时曾经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名叫《秋蚕》。这本书刚好在我福州的岳母家也有一本。据岳母说她年轻时很喜欢读这本书。这大概是冥冥之中早就有人在为我的婚姻牵缘罢。父亲所发表的小说集还包括《无谱之曲》、《月上柳枝头》、《红睡》、《老王的烟杆》等。这些书都是抨击封建落后、为社会下层人士呐喊，以及歌颂自由恋爱的。现在还可以在“孔子旧书网”买到这些小说集。

在抗日战争年代，父亲的审计单位迁往湖北恩施深山中。在煤油灯下，父亲为国家早期的审计事业撰写了《政府审计原理》和《政府审计实务》等著作。为此，2010年他被审计学界所著书籍《民国审计学界星云图》评为“一级星”之一。同是在抗战时期，父亲还在上海和重庆发表了一系列抗战诗歌集，如《七勇士》、《雄鹰底搏斗》、《流不尽的血》、《战斗在太行山底谷口》等，其中有部分在孔子旧书网还可以买到。审计单位迁往重庆后，父亲参加过陪都抗日诗社和文化沙龙等进步文化活动，与柳亚子、徐悲鸿和郭末若等民主派文化人士有过积极交往和书信来往。“孔子旧书网”就收集有父亲与柳亚子关于筹备撰写歌颂红军长征之史诗的信件讨论。

父亲的书籍收藏，反映了他民主主义的思想追求。抗战胜利后，父亲向往一个民主共和的新中国。他曾经到重庆特务机关去为本单位被捕的一位工作人员何叔宽先生（后知是中共地下工作者）进行过营救，但未获成功。重庆谈判时期何先生被中共地下组织营救，而这和父亲之前所作的铺垫应该是有关的。重庆刚刚解放时，父亲自己出资推动过《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在重庆市区的销售。1950年父亲身陷困境时，曾经写信给柳亚子和郭沫若，希望他们向军管首长说明自己亲共的和开明的政治态度与立场，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忙于审计事务，在民国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领导的审计部重庆审计处，为重庆和西南地区阻止国贼瓜分抗战胜利果实的工作做出了贡献。他最终未能写出什么新的文学作品来。在人生最苦涩的最后几年，他写下了长诗《杜甫》和《石达开》，在诗歌中寄托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失败。按我现在的回忆，这两部长诗完全达到了发表水平。然而这两曲父亲的生命绝响，却因为他的身份而不可能获得出版，最终落得被焚毁的命运。

父亲非常敬业，不仅在审计工作中做出过让当时政府满意的业绩，而且在财经与审计的教学中培养了许多人才。他不仅在重庆大学任教，而且参与过筹建立信会计学校(中国会计第一校)的事业。20年前，一个立信会计学校过去的学生，当年一个会计学校的70来岁老教师带领全班学生去到父亲的坟墓前扫墓，诉说会计事业的艰辛。我的表叔岑光义先生告诉我他是当年跟着父亲在审计业务方面自学成材的。 改革开放初期他担任过蛇口工业区的高级会计师和中山大学的特聘教授。中国的审计事业之落后和发展之晚，不能不说是后来产生一大批贪官污吏的一个技术层面的原因。当年如果父亲不被冠与莫须有的罪名而得到留用，培养审计人材，发展审计事业，那该有多好啊。

父亲对儿女的关心爱护是很深沉的。当年他没有只身一人跑去香港台湾，据母亲说一是他不认为自己有对不起共产党的罪过，二就是买不起全家人的船票。他不会仍下母亲和我们弟兄姊妹不管。为了养家，他在审计处和重庆大学两头奔跑。当时家驻南岸，他实际上是在芭蕉湾（家）、上清寺（审计处）和沙平坝（重庆大学）之间三头跑。父亲的最后两年也就是全国困难时期的头两年，为了节省粮食又让每个人有饱的感觉，父亲经常把大米磨成米面，搓成小团子，加上大量的青菜和佐料，煮成一大锅给我们吃。

有个人写了本“叫父亲很沉重”的书。其实，父亲这两个字在中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叫得起来的。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有时却不能容忍一个善良能干的父亲。现在我们这一代不仅做了父亲，而且许多还做了爷爷奶奶。在今天我们有了相对优越得多的环境，当我们要为父亲母亲盖棺之时，我们是否可以想一想自己有什么地方是不及父母之处，有什么地方是做了当年父母想做而未能做，又有多少地方是做到超过父母的呢？

我不知道，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陪伴我的，除了会是妻子儿女的安抚，是不是也有母亲在我孩童时的拥抱，还有父亲在我少年时的那个额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