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东边，有一所学校，学员进去，若干时日出炉，虽不曾获得人事档案认可的文凭，却从此脱胎换骨，拥有了经久言说的由头、背景，乃至资本。这处超级福地，就是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鲁迅文学院。
鲁院由前身、转身、变身，直至今日模样，其间经历过数十年演变，出了很多的人才，出了很多的庸才，出了不多的奇才。这就很了不起了。遍看国中，其他各行各业的培训、办学之类，如此多快好省，如此事半功倍，似无先例。
五年前某天，翻看一篇来稿，题为《鲁院听课记》。作者陌生，姓冉名隆中，系鲁院弟子。这种文章，十之八九，颂辞满篇，应该不抱太高期望。但念及人家学子知恩，撰文抒情，对“母校”投桃报李，亦在情理之中。
然此文别异，几段下来，你必得改变你的漫不经心，将一万六七千字一气读完。这位学生，来自云南，进修两月，听课30余堂。从他的逐堂记叙看出，尊敬也还有，钦佩也还有，但习见的仰望没有，点头称是没有，诚惶诚恐没有。这是一个不太拘泥于礼数的人。其字里行间的锐利与唐突，清醒与破绽，较真与狐疑，让人心喜难捺。几十载的鲁院注册学员，想已成百成千，能写出这般“听课记”，追仿鲁迅遗风，与鲁院名号相符者，怕是罕见之至，唯该生崭露头角。
声韵异样的文字，常有跑调之嫌，向来见仁见智、好恶悬殊。斯文刊发之后，果不其然，毁誉四起。此刻的冉隆中，对于“誉”言，倒是感觉良好，怡然消受；而对于“毁”语，则似乎准备不足，心生困扰。但他终归智商充盈，大约明白了坏心情不可泛滥，遂很快安静下来。
这一安静，许久杳无音讯。时有闲暇，也曾有过揣想，冉某一副挥洒自如好笔墨，定然不肯轻易停歇，又将有些怎样的涂抹？
终于一天，收到他的新作。发排之际，我颇有感慨，便假“责编”之名，写了出来——
为他这篇稿子，我刊专辟“调查”栏目。从此每期一文，延续至今。冉隆中纠缠般探寻的，均为同一内容，即底层文学之真相。这在眼下文坛，堪称时尚话题。对草根写作放言高论、隔靴搔痒的男男女女，几乎逢会可遇。但事实上，冉隆中鹤立鸡群，对底层文学的切肤之感，眼下尚无人能及。
他以救死扶伤的冲动，细腻犀利的刀法，解剖一只只滇产“麻雀”，呈现出的，当是整体文坛的病灶。他访谈的数十位底层作者，散居于各地荒镇陋寨，无一不是亲脚走到，亲眼见到，亲耳听到。有时山高路远，还会有数日火塘取暖、粗食果腹的勾留。总而言之，他要避免的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他要远离的是道听途说、穿凿附会；他要杜绝的是居高临下，妄加评判。
纯粹文学意义的写作，理应绝缘于锦衣玉食与呼朋引类，理应伴随清苦与寂寞，但冉隆中刻意寻觅的访谈对象，大都过于清苦、过于寂寞了，直至处于赤贫如洗、无人理睬的境地。所以他要鸣不平，他要鼓与呼。他最终拿出的每份调查，无论素材，还是见识，皆区别于众多名流伪善的“平民意识”，全是文学情怀，全是民族歌吟，全是底层故事，全是民间声音。惆怅、压抑与感伤，虽是弥漫冉文的基调，但结识知音的快活，山川原野的诗意，文学不灭的古训，浸润着他，在其步步艰辛的调查中，自有一腔飞扬的向往。
我同冉隆中，稿件交往，前后五年。时而有事，电话联络，始终未曾谋面。《文学自由谈》封面上，登过他一颗头像。一张寻常的脸，四分之一侧仰着，鼻孔朝天。鼻孔朝天的人，通常都是很骄傲的人。而骄傲的人，又多数都是有名堂的人。我服务的刊物，所倚重的就是那些骄傲的作者。写手骄傲，才往往不同凡响，才可能人前说鬼话，鬼前说人话，叫人与鬼都惊诧莫名地吓一跳，因为他们听到了各自不喜欢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