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节
母亲夏伏英周年祭
“走,你给我积极地去把笔找回来!”母亲拎着我的耳朵,拖着我去找两只不知丢在哪里的笔。但我至今还记得母亲说过的这句话,她喜欢用“积极”这个词。积极是母亲一生的生活态度。
天已擦黑。母亲还是拖着我在上学必经的路上找着。这是一条乡村小学的土路,上面杂草丛生。我当时大概七岁,唯一能有的笔永远是那种难削的铅笔头。高中毕业的姐姐在学校当老师,她有一黑一红两支钢笔。那天姐姐正好临时有事,那两支钢笔让我很是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了一阵。等到姐姐问起来,才发现两只钢笔丢了。
“六毛三一只,看姐姐明天怎么当老师?”母亲的话至今还在耳边响着。当时一只鸡蛋五分钱。矮小的母亲在田里忙一天挣一个工分,年底能发一毛八分钱。
这是我人生第一个关于母亲的记忆:在渐渐黑下来的夜幕下,母亲拎着我的耳朵,顺着约一千米的乡间土路,寻找那两只宝贵的钢笔。
我现在也在我人生四十三年里寻找母亲拎着我的日子。记忆清晰而遥远。一如我那贫穷的故乡。
还有一年冬天,我大概八岁,小哥膝下长出了一个瘤子,在镇医院动手术。母校拖着板车,去接哥哥回家。拗不过我,也就带我一起去。我坐在板车上,看着两旁光光秃秃的树,地上的白雪。我在之后的十多年后,坐在大学的教室里,写过这样的诗歌,可惜母亲不识字,我也就从来没给她看过。我将这首22年前的《那年冬天》放在这里,不知道她的灵能不能看到:
那年冬天
妈妈去接病愈出院的哥哥
还把一个哭胜的我
拖在板车上
那年冬天特别冷
那床家里的新絮
也裹不住我的颤抖
我只记得树上长长的冰凌
满地的白雪
妈妈深一脚浅一脚的声音
“谁让你找舅舅要钱的,谁让你买这拉历的?”这是我记忆中母亲对我的一次发火。那年新年元旦前,我在大舅家做客,看到乡间的小卖部里有一种很小的拉历卖--------挂在墙上,每过一天,就撕一页--------我们家一直没有的。一毛三。我那年大概九岁,口袋里有六分钱,我不知道是怎么攒下来的,至今我面对电脑很久,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正好大舅路过,看到我,我怯怯地开了口。大舅补上了剩余的钱。我拿着那本新年的拉历回了家。母亲问明情况后,发了火。之后,晚饭也顾上吃,就到大舅家还钱去了。从此,我再没有向任何人索要过任何东西。
这就是我童年印象中的母亲。母亲的严厉在贫穷的日子里就这么显现着。我也习惯了赤脚,从来没有听说过“玩具”,我们的乐子是“斗草”:选一根特别的草,缠成团,穿进小朋友的草团里,再使劲拉,看谁的草结实。
在童年与少年之间的初中一年级,我门门功课第一,得了七个练习本的奖励。我至今还记得母亲爽朗的笑,笑得毫无掩饰。也是年关相近,母亲给我买了一顶护耳的人造皮帽,两元一角;还给我买了一本玩具手枪,一元一角。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向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解释这种明显的偏袒。这在我们家里是极其罕见的,我们家从来没有为谁庆贺生日,购买礼物。这些永远都是奢侈品。
其实那顶帽子已不适合我的年龄,伙伴们经常抢走我的帽子,互相传扔,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愉快。倒是那把手枪,成了我的骄傲。当时拥有商品粮户口的同学用三斤粮票换走了我的手枪。母亲将粮票给了父亲,竟然没有骂我。据说当时一斤粮票四毛钱。
当时这所乡里的初中要上晚自习。乡下黑,没有电。我住得最远,有一段路我得一个人回家。母亲每晚就拿着煤油灯,在必经的水塘边等我。这是我22年前记忆中母亲举着的《油灯》:
我们乡村的农舍后面
连着成片的水塘
一座年久的磨坊
就在塘边的荆棘中荒凉
间或有水鬼的呼叫
跳动的磷光
初中晚自习的归途
必得穿过那可怕的磨坊
在我害怕的年龄
在我胆小的时光
田里劳作一天的母亲
就在昏黄的油灯下
做着找来的夜活
到了估摸的时间
就拧大油灯的光亮
来到那处磨坊
站在水塘旁
至今我还记得
那上百个夜晚
母亲举着煤油灯
亲亲地呼唤着我
站在水塘边的磨坊旁
以后每当我孤零无助
闭上眼就能看见
漆黑的夜里
母亲为我举着的煤油灯
我眼前一片漆黑
心头却一片光亮
母亲是一个农民,有一双被外婆缠得变了形的脚----提起来她有些怪外婆。但就是靠是这双有些畸形的脚,她走过了她充满苦难的七十三年。就是这双脚,抱着病重的孩子走在漆黑的夜里,去看医生,并眼睁睁地看着至少三个孩子去世;也就是靠这双脚,她在麦田里水田里湖叉里忙碌一生;也就是靠这双脚,她随孩子们在城市与农村忙活,劳动,挣钱,抚养四个孩子,供我们读书上大学,嫁娶成家,蜗居在楼梯下的空间里带大孙子,在临时搭就的砖棚里带孙女,后来又给我带大儿子。我移民的消息一直瞒着家里,在移民前夕,母亲少有地大怒,骂我不讲孝心,“你们四个就你让我操心少,现在才发现一个都不让我清闲。”母亲失去了她天生的大度,嚎啕大哭。
小时候,母亲是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一员,整天忙得没时间同我们孩子说话。后来,母亲老了,帮我们带孩子,我们也没有时间陪她说话。我在移居奥克兰后,曾想法带妻子儿子回去过一次,与父母亲一起呆了六天。在这六天里,父母让我去上了祖坟,拜访了亲友,与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后来每次从奥克兰给母亲打电话,她都是大哭不止。我想,以母亲的身体状况,应该有机会来新西兰一次吧。不想,去年三月底她就去世了,走得太快,谁也不知道她有什么遗言。现在想起来,她每次大哭,可能是冥冥中知道自己要离开我们了吧,就象冥冥中我22年前写的那首《海》吧。那时,我还没见过海,从来没想过会到另一个国家生活。其实,母亲也从来没看过海。其实,母亲就是我心中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