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还在武汉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要挤从宝丰路发车的三路电车。一天早上，当车行到武汉商场附近时，一位中年女乘客突然从包里拿出一块塑料布，极快地铺在拥挤的车厢里，在大家惊诧的眼光里，她已经躺在塑料布上，浑身抽搐，牙关紧扣，口吐白沫起来。有人惊叫着售票员，“快，快，有人病倒了，快送医院！！”售票员挤过来一看，却很平静地说，“没事，她每天坐我们的车， 羊角风又发了，过几分钟就好了。”我们在疑虑中向后挤出一小块空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围着这位发着癫痫的女人。果然，几分钟过后，她从地上坐了起来，红着脸有些怯怯地收起那块塑料布，折起来放进她那随身的旧包里，不经意地用手努力地拢好已经蓬松的头发。从她的年龄与神态看，她应该是一位中年的母亲了，在每天为自己和家庭谋生的行程中，她预知着自己病情的发作，从容与熟练地安排自己的一切。这是怎样的一位母亲！但当我想仔细看看时，她早已湮没在逐渐增多的乘客中了。

还是在那个时候，那座城市，我曾给一位学生作家庭老师。这是个安静而调皮的少年，虽然只十三岁，但个子窜得比我还高。这个沉默的男孩经常出奇不意地紧紧抵着门，不可思议地抵挡着我的辅导。每当这个时候，他瘦长的的母亲总是歉意地对我苦笑着，愠怒地敲着门，带着一种近乎柔弱的威胁与恳求。但往往门打开后也于事无补，因为你得费力地将他从床底或是衣橱里拖出来，而这对于他瘦高的母亲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所以，大部分的教学辅导最后都演变成对他母亲的辅导，因为这位母亲礼貌地坚持让我辅导她，然后她再辅导她儿子。听着这位母亲嘴里发出来的依依呀呀奇怪的英文，我心里总是涌出阵阵的酸楚。两年后我曾接到这位母亲的一个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她的儿子总算进了一所高中。

快七年前刚到奥克兰时，我们在北岸的一家洋人肉食店碰到了一位卖鸡的女士，叫SUE。我还记得她脸上的热情里戚着的一丝愁苦。我太太刚来，碰到这样一位热心的同胞，很心切地想知道她找工的经验。她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她的英文不好，但非常珍惜朋友给她介绍的工作。她就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问同事，问顾客，问邻居，问朋友，然后记在本上，一句句地练，一句句地背，慢慢地应付日常的业务。她带着十岁的儿子，艰难地过着崭新的移民生活。周末还要去上教会免费的英文课。不知怎么，一天她与我太太谈到她的母亲，谈到她的两个心愿， 一是把孩子拉扯大；再就是攒点钱，争取让她母亲来新西兰看看。

四年前写到（三）里SUE的心愿时，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写道“我母亲年过七十又有高血压，我们经济状况又不好，恐怕不大可能到新西兰来看她的小孙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