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山！山！

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在这间破蔽不堪的蜗居里度过了回到南京的第一个冬天。在我的记忆中，南京的冬天十分寒冷。白天，我那件所谓的“棉袍”根本抵御不了严寒，我总在打哆嗦，流鼻涕；我也没有手套和棉鞋，手和脚都冻得生疼，上面生满了冻疮。到了晚上，妈妈有时会跟我睡在一起，把我的脚踹在她怀里捂着，于是脚上开始钻心地痒，我急不可耐地用手去挠，但被妈妈挡住了。“洪武，”妈妈警告我，“不能抓！不能挠！抓破了会淌脓，会烂掉！乖孩子，忍一忍，再忍一忍！”说着，还用手轻轻拍打着我冻疮的地方试图减轻我的痛苦。我很听妈妈的话，真的不哭也不闹；实在疼痒极了，我也只偶尔哼两声。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听到爸爸大声叹气，“作孽作孽！该死该死！”除了寒冷，我就记得饿的滋味。那段时间，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就靠姐姐的那点微薄的代课费。我记得，我们曾经每天只能吃一只“欢喜团”来充饥。这小小的团子，是炒米做的，大小像一只乒乓球。回想起来，妈妈在这上面可定是动了不少的心思：之所以用炒米团，一来是因为炒米经过了膨化，看上去显得大点儿；二是有一点点甜味，能让我们喜欢。然而吃到嘴里，就叫人“欢喜”不起来了，因为被口水一泡，每一粒米就像泄了气似的仅剩下了一层皮，连塞牙缝也不够。这就是我们一天的口粮！为了减少能量消耗，节省我们的体力，后来妈妈干脆让我整天整夜地躺在所谓的“炕”上，裹在露出了棉絮的破被子里。整个冬天，爸爸不允许我们几个兄弟出门，大门永远是关着。门外的景象，我除了初到南京时还有一点大雪纷飞一片朦胧的模糊记忆外，其余的全不知道。

最后，漫长的冬天终于熬过去了。爸爸突然有一天对三哥说，“你们很快都要去上学了。今天的太阳很好，你带他们，”说着用手指着我和四哥，“到外面转转去。”

“是到大门外面吗？”三哥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不要跑远。”

爸爸的话就像火星点着了炮仗，我们都蹦了起来。

打开院门：哇，你猜我看到了什么？黑魆魆的城墙几乎就贴在我的眼前，仿佛伸手可及；而在我的左面不远处，紧贴着城墙的居然是一座——山！我那会儿个子太小，看不见它的顶部，似乎直通城墙头。山根的泥土铺展开来，把我左边紧邻的房屋好像逼得退到了后面，使我们门前的这条小路折了很大的一个弯。这可是一座真正的山呀！

人们说，上帝常常给人意想不到的礼物。我那么爱山，上帝居然把山送到了我的眼前。

回想起我对山的向往，是在上海开始的。上海是个海边的通埠码头，地势平坦，没有山，偏偏那时候家里有一本卖什么维他命丸的广告画册，里面画上了山，这就引起了我无穷的遐想。有一次，我跟妈妈上街，错把天边的乌云认作了山，非要妈妈立刻带我去，不去我就闹。妈妈没有办法，一面哄着我，给我买了张萝卜饼，想把我的嘴给封住；一面牵着我的手慢慢往家里走。我觉得方向不对，硬是不依不饶，结果是我身后突然伸过来一只手，一把把我刚刚吃到嘴的罗卜饼给抢走了。小偷的突然袭击吓得我再不敢提山了。然而，现在，山居然就送到了我的眼前……

“爬山！”我们三兄弟异口同声一起喊了起来。

三哥、四哥他们一人搀着我的一只手，慢慢朝山上爬去。许多年以后，我回想起了这座山，想，这八成是当年用来建造南京城墙时堆积起来的泥土，大概工程结束后，就把剩下的土方归拢到这偏僻之处。这么看来，土堆放在这儿少说也有六百年了，难怪“山”体又坚又硬。这天，尽管已开始放暖，但我还依然穿着那件破棉袍，没爬几步，已经汗流浃背了。两个哥哥看我没有气力，就时不时地把我两手一拎，提起来朝上走几步，再放下来，反复了好些次。就这样，我渐渐地距离地面越来越远。我想看看我家的房顶，但因为贴得太紧反被山体挡住了。我只看见右边的城墙陡直地泻落般降下去，风从城墙顶扑下来再打个旋冲上来，刮得我身体摇摇晃晃，让我汗湿了的身体阵阵发冷，这景象真令我心悸。

我们爬着爬着，遇到了一处陡滑的坡，上不去了，正踌躇着，忽然上面有人喊话：“三个南京大萝卜！走右边，那边好上。”

我抬头一看，见是个比我四哥大不了多少的少年，正冲着我们笑呢。他蓬着头，上身是件破旧的短袄，腰间记了根草绳，一手提了只手糊的大风筝（这玩意我在上海城隍庙里就见过，但那是挂在货架子上的，比这漂亮得多），一手握着个手工做成的线滚子，示意我们朝右侧看。果然，那儿稍稍平坦些，尤其是坡面上还留有几级人工掏出来的脚窝子。于是我们顺利地抵达了“山”顶，果然，它是跟城墙顶部齐平的，我们立刻近距离地看见了南京城墙特有的标记，一起朝那凹凸有致的巨大雉堞跑去。

三哥第一个到达，双手扶在雉堞凹档的胸墙，望着城外的天空，大声吟诵起来：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三哥吟诵起来的声音和姿态都很古怪，摇头晃脑，声调抑扬顿挫忽高忽低。他说这是从学校里的一位国学先生那里学来的，平时在家里我一听他吟诵就会发笑，浑身汗毛就会竖起来，不过现在我却觉得他的神情十分陶醉的样子很动人。他吟诵的话我都不懂，但此时站在南京城头，放眼朝脚下望去，心头却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感动。

我问，“三哥，什么叫‘落花重看’呀？”

三哥停下了吟诵，笑起来，说，“什么‘落花重看’？是‘怒、发、冲、冠’！就是人一发怒，生气，头发就站了起来，把帽子都能顶飞，直冲上云霄了。”

三哥的解释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也生气过，妈妈常说这叫“睡气”，但头发好像站不起来，更别说把帽子顶飞了。我还想问个究竟，但三哥已经不耐烦了，只是说，“你去跟四哥玩去吧——这些嘛，你长大就会懂的。”

四哥则是跑来跑去，挨个儿地把头伸进雉堞回字形中间“口”形空挡里，朝着城墙外做出开枪射击的样子，嘴里还不时发出“啪啪”的声音。

我个子太小，头比胸墙高不出许多，只能朝上望见城外的天空。

我指着雉堞问三哥，“这叫什么？”

三哥说，“这叫嘛——城墙垛子。”

“做什么用的？”

“用来打敌人的。你看四哥哥，他不正朝外放枪吗？”

“为什么要躲在墙洞后面放枪呢？”

“敌人的弓箭呀子弹呀不就打不着他了吗？”

“要是子弹打进洞里来，人也打不死吗？”

“你、你真烦人！”三哥不耐烦了，“快看吧，人家放风筝了。”

我们都掉转身，看见，“山”顶上早就有好几个人在放着风筝。那个给我们指路的男孩正朝着山的另一侧缓缓朝下坡跑，他身后的风筝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一提留再一提留就拎起到了空中。

看得出来，这男孩很会放风筝，不一会他的风筝就远远超出了其他几只风筝的高度，升到了高空。它一动不动，仿佛钉在天上一样，只有它的两条尾巴像小精灵似的在天空乱舞。周围也有几个闲人都围过来观看。这男孩顿时兴起，大喊一声，“风筝送饭啰！”，于是一只套在风筝线上指环般大小的纸圈就沿着弧形的风筝线被风“送”了上去。

“再送一碗！”

“又送一碗！”

随着他的喊声，他一连送上去了四五个小纸圈，引得围观的人不住喊“好”。

忽然，横空里闯过来一只三角形的风筝，上面画着一张苍白得像鬼一样的脸，直奔小男孩的风筝线而来。

“小心，”围观的人大声提醒，“别让线缠住！”

男孩一看那风筝，骂了声“狗日的日本风筝！”手里的线轻轻一带，风筝让过了一边。不一会，三角形风筝又一次冲了过来，男孩呸的一声骂道，“狗操的！给脸不要脸？”说着，他手微微一抖，风筝在天上转了个横8字，他再一抖手，风筝转了几个圈，线缠上了三角风筝的线，两只风筝扯在了一起。

“狗日的，我非把你扯下来不可！”男孩开始慢慢地收线。对方似乎也在收线。

随着他的动作，山脚下立刻传上来一声杀鸡般的干嚎：

“哪个小杂种,敢骑到小太君的头上来撒尿？还不丢手？”

“啊呀不好，陶三将陶甲长就在下面！”有人低声惊叫一声。

“他陪小龟田放风筝。”

“根宝，快放手，快逃！”

围在一旁的人七嘴八舌地提醒说，都纷纷四散下山了。

山头上只剩下这个叫根宝的男孩子，还有我们兄弟三人。

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们摸不着头脑，我们不知道陶三将、小龟田是什么人，只远远地站在一边，发愣。

根宝却不想松手，他还在狠狠地拉扯他的风筝线，两只风筝都栽倒在地上。这时猛地上来了两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个半老头，吊眼角，爆齿漏风，见到根宝，二话不说，上前一个大耳刮子，把他扇倒在地，一把夺过根宝手中的线滚子，扔在地上，又在上面狠狠跺了几脚，线滚子顿时散了架。跟在后面的是一个身穿黑色学生服的男孩，他一手摇着一只做工精巧的线滚子，收着瘫在地上的三角形鬼脸风筝的线，一面恶恨恨地瞪着根宝，目光里是一副桀骜不驯的鄙夷神色。然后缓缓地缓缓地捡起地上根宝的那只风筝，当着根宝的面，一把撧断了风筝的骨架，再一点一点地把风筝纸撕成碎片。

根宝坐起身来，半个脸都肿了。方才挨那一巴掌时他倒是没哭，但看见自己的风筝被撕，他的眼眶里立刻涌出了泪水。

“你们，凭什么打人？”三哥首先看不下，大声质问。

半老头这才注意到不远处还有我们三个兄弟，他横眉立目，从门牙缝里喷出了口水，骂道，“从哪又冒出来你们三个小杂种!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你们家住哪儿？我不把你们房顶掀翻我就不姓陶！”

四哥刚要开口，就被三哥猛地一拽，说，“我们不住这里，远着呢。”

“不住这里上我山上干什么？说！”

“是你的山？字在哪写着？”四哥也不示弱。

“好，你们嘴硬！”他冲过来抓住三哥的衣领。三哥赶紧把我挡在身后。

“你，给我老老实实说，”半老头气急败坏，“你们住哪里？你要不讲，我就把你交龟田队长！让他扒你们的皮！”

此时三哥脸已气得煞白，他双手使劲掰着半老头的手指，说，“你先松手！我们住在……”

他说了个地名。毕竟他为上中学的事，已经在外面跑过好些回了，对这一带已比较熟悉。我想那一定是离这儿满远的一个地名，半老头的手就松开了。

“滚！”他大喊一声，“别让我再看到你们，否则打断你们的腿！”说完，他把根宝风筝上的线统统扯断，又捡起那只三角形风筝，对着身旁的小男孩鞠了一躬，恭恭敬敬地呈交到男孩的手里，说，“小太君，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回头会收拾他们的。先请回吧。”

被称作“小太君”的男孩子只冷冷地看了根宝一眼，骂了一声“八嘎！”随着半老头一起下山去了。

我帮着把根宝那破碎的风筝、散在一地的线收拾到一起，捡了回来交给他。根宝一看散了架的破风筝，反而抑制不住哭出声来了：

“我操你妈的陶三将！操你八辈子祖宗的小鬼子！呜呜呜呜……”

三哥蹲下身子，拍拍根宝的肩膀，说，“别哭了，别哭了，风筝坏了还可以重新做一只，线断了还可以接起来。快回家吧，陶三将不是说还要回头收拾我们吗？”

三哥最后的话大概起了作用，根宝立刻就停住了哭声。他站起身，跟我们一同朝山下走。三哥问，“那个小日本叫什么名字？”

“那是畜生！畜生有名字么？都叫他小龟田。”根宝恶狠狠吐了口带血的吐沫，“王八蛋！”

“什么什么？小龟田？还有大龟田吗？”三哥一副认真的样子。

“你们怎么，连龟田都不知道？”这次轮到根宝吃惊了，他大睁双眼，看我们就像看三只怪物，“就是看守中华门城门的鬼子队长！那个混蛋，我恨不得咬他两口！”

“你怎么那么恨他？”

“哪个不恨他？进出城门的，谁不顺他眼，就一顿暴打。去年，去年……”根宝说到这里，像提起了什么伤心事，声音又抽搐了，“他，他打折了我爹的腿，至今还没……还没……”

我们都不言语了。到了山下面，三哥顺便又问了他陶三将的家住在哪个位置，然后好像故意地站住了，等他先走开。

根宝对我们鞠了一躬，低声说“多谢！”揉着自己半边红肿的脸颊，跑走了。

三哥看他走远，才敲我们家的门，进门后又伸出头去四面看看，迅疾关上了大门。

这座我幼年的“山”啊，一直活在我的心坎儿里。也许是因为，我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极“左”的巨大阴影下度过的，在那个年代里，像我们这类“黑”后代是不配“怀旧”的，否则就是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的政治问题，因而我也从潜意识里铲除了对它的记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我从世界上转了一圈回来后，眼前的翳障已被清除，我突然想起了它，我迫不及待地重新找寻我幼年的足迹，这时候我才发现这座山的一半已被铲平，在铲平的地面上建了一座工厂。又过了好些年，当我由于家庭原因下决心告别自己的故土时，我再次造访它，想最后把它的芳容深刻在我心中再把它带到天涯海角，但可惜的是，这里只剩下一堆拆建的废墟，连城墙也不复存在，废墟的周围已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康庄大道了。

7、鬼！鬼！

 三哥回来后，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爸爸作了报告，这是他的习惯，他从不瞒着爸爸做事情。这个习惯，我早就知道，要是我的功课落在他的手上，我是绝不敢偷奸耍滑的。爸爸先是蹙着眉头听着，一言不发，最后才说，“以后还是少出门，少在外面惹事情，给姓陶的甲长盯上了就麻烦了。”

 三哥点头说，“小心是对的。好在我已经知道了陶甲长住在哪里了，我们出门的两条路都距离他家蛮远的，一般碰不上。”   

过了一两天，果然没有什么事情，我们的心也渐渐放下了。

有一天，妈妈对我说，要带我到街上去“转转”，因为我跟四哥很快就要上学了，总关在屋内不行，应该出去熟悉周边的环境，认认门牌，认认路。我一听，心里很想高兴，但不知怎的又高兴不起来，因为从那天爬山回来后，喉咙就有点疼。

妈妈先带我出了门，然后掉过身来，让我认门牌号码。她说，“你记住了，我们的门牌号是陈家牌坊18号。我们门口的这条小路就叫做陈家牌坊。记住没有？”我点点头，又复述了一遍。她又带我沿着这条小路绕过了“山”脚一直朝东边走，不远就看见路边有口井。由于先前三姨已在前院里教我认过井，所以我不陌生。我看见许多妇女正围着井栏打水，有的就蹲在旁边洗衣服。这口井跟我家前院的那口唯一的不同，就是井栏呈六角形，石质暗绿色，像抹了油似的，光溜润滑，上面还隽刻着三个古里古怪的字，我一看就认识，是：“六角古井”。这个“古”字的意思我懂，单单看井栏内圈上那一道道被吊桶的绳索深深吃进去的沟槽，就能猜得出这口井的岁数有多大了。

妈妈说，“这里的路名变了，叫‘六角井’，记住了没有？”

我点点头。

“再往前不远就上大街了。右手就是‘中华门’，左手就是‘中华路’。城门口别去。记住了？”

我又点点头。我已经知道城门口站着一个叫龟田的日本大坏蛋，心里很想看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不过我没有说出来。

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害得我吓得病了一场。

就在离六角古井不远的地方，有座小庙，庙门上方写着三个字：“城隍庙”。这三个字我在上海见过，认识。妈妈走到庙门口，态度就严肃起来。她先是对着庙门双手合十，嘴里不知念叨着什么，然后才带着我走进去。

进了庙门，一左一右是两排木栅栏，里面大大小小站着许多泥塑的彩人。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有两具高大的巨人：左边的那尊是黑衣黑帽，相貌狰狞可怕，手里提着一副锁链；右边的一身白色，因为弯腰低头，一下子没能看到他的脸。

妈妈牵着我的手先走到了左边。我朝栅栏里一望，吓得差点叫出声来——原来里面全是大大小小形体怪异相貌可怕的人。他们有的头顶长着角，有的头上有道凹槽，绿眼睛，紫脸，嘴里伸出两颗白森森的獠牙。它们有的用锯子把人锯成两半，有的把人的心脏挖出来，有的把人扔到一座刀山上，有的把人扔进一口大的油锅里……我紧张地靠紧妈妈的腿，问，“这是什么人？”

妈妈说，“这不是人。这是鬼。”

“鬼”这个字我多次从大人嘴里听讲过，但不知什么样子，没想到这么可怕。

“这是什么地方呀？”

妈妈说，“这就是十八层地狱。”

“做什么用的呀？”

“人做了坏事，死了以后就要被抓到这里来受这些罪。”妈妈回答。

这可怕的景象是我从未见过的：在上海的城隍庙里我也只见过三个泥塑的老头儿端坐在台子上，和颜悦色，要不是有几根稀疏的胡子意思一下，单看那脸，倒像是女的，他们坐在那里的目的，好像就是要人家来烧香并朝他们面前的红箱子里丢钱。但在这里我看到的却全然不同，其可怕程度是我做梦都不曾梦到过的。我既不敢看但又想看，只是低着头时不时地瞟一眼。

我又指着那个黑衣大个子问：“这是什么人？”

“这个啊，叫黑无常。”

“干什么的？”

“抓人啊。你没看见他手里拿着铁镣铐吗？”

“那他旁边的那个，头怎么那么小？”

“那是小头鬼。是帮黑无常抓人的。”

“人死的时候，都是他们来抓吗？”

“都是他们来抓。”妈妈随口回答，全神贯注地合掌作揖。

我马上想到自己将来也会由这两个恶鬼来抓我，身上不禁一个寒噤。

这时候妈妈已经把我带到了右边，栅栏里面的景象已经变得不那么可怖了，里面有个红脸的人坐在椅子里，对面跪着一个犯人摸样的人，一边还站着一个手里拄着一根棍子的鬼，好像是红脸人在问那犯人什么事情。我看得很专心，没有注意到有根白布条在我眼前晃，我挥开它，它又来了。我不耐烦了，循着布条朝上一看，顿时吓得我一声惊叫，坐到了地上：原来我的头顶上是一张巨大而惨白的鬼脸，它的眼睛流着血，舌头伸出来好长，头上戴着高高的白帽子，两手还展开了一副白布条，上面写着“你也来了”几个字。布已经破损不堪了，下端成了破絮，丝丝缕缕地挂下来一条，在我眼前晃荡。破布絮的飘动，让我感到巨鬼的脸也在动，仿佛在对我厉声说什么。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只看见妈妈一张惊慌失措的脸，她的嘴在动，可我不知道她说什么，我的眼前只剩下那张鬼脸……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的家，昏昏悠悠地，只知道妈妈把我抱在怀里，不停地摇晃我，好像还使劲儿地拍我的两颊，仿佛要把我从梦中唤醒，然后是爸爸的脸，三哥、四哥的脸在闪动，他们的嘴也全都在动，但我听不见，周围安静的可怕。我眼前停留最久的还是那一张狰狞可怖的鬼脸，它总恶狠狠地盯着我，我怎么躲也躲不脱……

大概是到了夜里，我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仿佛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洪武怎样了？”

是三姨的声音。

我听到妈妈在低声地哭泣。

三姨的手温柔地抚摸我的额头，凉凉的，很舒服。

“有点烫呢，洪武好像是病了。”

妈妈哭得更厉害了。

“哭，哭，你就知道哭！”是爸爸严厉的声音，“你这个人，说你什么好！满街的鬼你还嫌看不够？还要到那种地方去找鬼看？你真是活见大头鬼了！”

妈妈的鼻子抽搭着。

“汪先生，你也不要怪汪太太了，她心里比你还难受。”三姨在劝解着爸爸，她又说，“我看洪武怕是魂丢了，一定要把它给喊回来。”

“怎么喊啊？”妈妈怯生生地问。

“先要在门口烧一堆纸。”

“烧纸做什么？”

“让魂灵认路啊。”三姨耐心地解释着，“你想想，黑灯瞎火漆里把黑的，丢失的灵魂就在街上四处乱转，怎么认得回家的路呢？生一堆火，把自家的门牌照亮，灵魂一看，哦，这儿就是家了。”

“真的吗？”妈妈犹犹豫豫地问。

“当然真啦。你还要一边烧纸，一边喊着洪武的名字。我做给你看吧。你先喊，‘洪武哎——回家啊！’，声音拖长一些，让洪武的魂能听清楚，然后你自个儿再代替洪武应一声，‘哎——回来了。’然后你再……”

三姨的话还没讲完，就被爸爸打断了，“我从来不信这个。再说深更半夜的，又是烧火又是叫，惊动了左邻右舍，要是引得陶甲长再上门来……”

“那你说怎么办？就眼看着洪武等死？”妈妈急了。

“怎么办？怎么办？你还用的着来问我？你主见大呢，真是海味！”爸爸也提高了声音。我不知道什么叫‘海味’，这是爸爸的口头禅，不知出自何处经典？就是后来长大了也还没弄懂，是不是在海上呆久了对海水的气味产生的特殊生理反应？但我知道爸爸一说妈妈‘海味’，就是要开始骂妈妈了。我不想让妈妈挨骂，虽然我头晕乎乎的，但我还是挣扎着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呻吟。

“哎呀！洪武？”几乎同时，妈妈跟三姨都发出了一声惊叫，“洪武……你看，你看，魂刚刚一叫，就回来了？”三姨惊喜地说。她俩都不细究我的灵魂如何能在没有火光的照明下就找到门牌的原因，妈妈就一下子扑在我身上，不停地轻拍我的脸，泪珠吧嗒吧嗒滴落在我的脸上。

我吃力地说，“水……”说完之后，我就又昏睡过去。

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我只记得在睡梦中不停地出现一张鬼脸，它有时飘飘忽忽，好像很远很远，有时又突然呼的一声直扑我的眼前，脸变得好大好大，流着血的眼睛对我恶狠狠地盯着……每到这时我都会吓出一身冷汗。有一回，它的脸贴得我太近了，我本能地发出一声垂死的咆哮，意外地，鬼脸反而飘远了。我突然在梦中意识到，我也可以吓唬鬼。这之后，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从喉咙的深处发出一种威胁的嘶吼，虽然我自己也惊吓得汗毛竖立，浑身每一块肌肉都紧张得发痛，但只要用自己的声音压过鬼的森人凄厉的哭叫，鬼就会退却。我惊恐的心情终于渐渐地归于平静，慢慢地睡熟了。

这个本能的潜意识，我居然从此养成了在梦中的习惯，一直保留至今。后来我人长大了，坚持不懈的体能锻炼和拳术训练，使我的“本我”愈加坚强，梦见鬼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但在特定时期里也会做怕人的梦魇，特别是在后来的形形色色、花样翻新又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每当出现希特勒、秦始皇这类化身为厉鬼的形象，试图啃噬我的肉体和灵魂时，我都会发出绝命的狂暴嘶吼，反守为攻主动出击，常常追得厉鬼落荒而逃，我还要紧随其后，穷追不舍，每每看到厉鬼掉脸瞅我时的狰狞可怖但却惊恐万状的神情，我心里反倒会得到极大的恐怖笼罩下的快意，直至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地大喊一声，“我是钟馗！”一口把鬼横拉竖扯地像吃扒鸡那样三下五除二吞食下肚。然而即使如此，我也仅仅是个梦境中的打鬼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我只是一棵任人踩踏的小草。

几天以后，我终于能起床了。

8、上学

我终于要上学了。

爸爸让我和四哥上的是南京朝天宫小学。它的校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委党校。大半个世纪以来，虽然它的楼更多了，但总体格局并没有大变，因此倒推出那个时期的校舍建筑，即使拿到今天来看也算得上是富丽堂皇的了。这件事在我长大以后，每每回想起来，总觉得当初爸爸的脑子里不知搭错了哪根筋：以我们当时几乎断炊的贫困，居然挤进如此豪华的贵族学校，这不是强拉叫花子赴宫廷大宴，吃相扮相能好看吗？不过从中我也体会到了爸爸咬紧牙关发的狠心：他忘掉了自己当下的处境，本能地觉得他的孩子必须得到最上等的教育。

我从来没有上过小学，再说我也才五岁，依照惯例，连上学都勉强，好在那时候上学年龄限制并不严格，你硬想上，也没人拦你，但条件是必须从头上起，这就是学校的规定。但我爸不同意，他让我妈跟学校说我的书已读过不止一个年级了，从头学起是浪费时间。这么一来，学校就要给我做个程度测试，看看我适合读哪个年级。

我记得那一天妈妈送我去学校，当我走进至今仍作为民国文物被保存得完好如初的大门时，迎面就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来接我，她跟妈妈一人搀着我的一只手，把我带进了一间教室。临进门时，妈妈不失时机地在我手里塞进了两只大枣，然后跟我摆摆手，就依在教室外的门边上看着我。

老师让我坐在面对窗户的一张课桌旁，桌上放着一张考卷，要我先写上姓名，再答考卷。我看了看题目，并不难，我很快就做完了，但最后只有一题我不会做。这是个看图写字的题目，上面画了一株杨柳。杨柳我当然认识，但我只会写“杨”，不知道“柳”怎么写，因为我没有学过。

坐我旁边的还有个小男孩，我看他的考卷上好多题目下面都是空着的，偏偏这道题目他在下面写了“杨牛”两个字，我知道肯定不是“牛”，因为声音不对，但我实在想不出正确的字，只有照他的样子也写上了，尽管心里十分不情愿。

这时候那位女老师走到我的身边，很严肃地说，“汪应果，你怎么看人家的考卷呀？”

我抬起眼，问，“为什么不能看呀？”

女老师奇怪地看着我，“当然不能看呀。这叫作弊！”

我愣住了，我从来没有听过“作弊”这个词，问道，“什么叫‘作弊’呀？”

女老师眼睛都瞪圆了，“怎么，你连这个也不知道？”

我摇摇头。

“你，你，你不是要考插班吗？”

我又不懂了，什么叫“插班”？我摇摇头。

“你难道没上过学？”

我还是摇摇头。

女老师拿起我的考卷，又拿起旁边男同学的考卷，对照着看了看，越发奇怪地打量着我。

“他写的‘牛’也不对。我还不想照他写呢。”我自作聪明地补充说。

女老师望着我，有点哭笑不得的样子，说，“你是怎么一回事？连‘作弊’这么严重的事都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连听都没听过。

女老师大概觉得这件事有点难办了，她无意间看到了还倚在门边上盯着我看的妈妈，便走到门口，两个人低声嘀嘀咕咕谈了半天，然后妈妈便把我带走了。

出了校门，妈妈劈头给我一顿骂，“你考试怎么看人家的卷子呀？”

我没说话，心里隐隐觉得似乎哪儿是出了毛病。

“当然这也怪我，事先没有跟你说清楚。”妈妈补充了一句。

我问，“妈妈，老师怎么说？”

“她开始不相信你从来没有上过学。我跟她解释了她才信了，说，不知者不为过，这一题没有分。”

我心想，那个“牛”字本来就是错的，我填上它心里还老大的不乐意呢，我整张考卷都写满了，就剩下这个空挡，我只是不喜欢看着考卷上有空档罢了，现在没有得分儿也是应该的，但是一想到为这事有可能上不了学我就有点沮丧，我耷拉着头跟着妈妈后面走。

妈妈看我没精打采的样子，有点奇怪地问，“你怎么不问问上学的事？”

我没好气地说，“反正也上不了啦。”

妈妈停住了脚步，笑着说，“谁说你上不了啦？老师说了，你的程度过了二年级，让你插班进二下。”

“真的？……”我话还没说完，妈妈就蹲下身子，在我的额上亲了一口，说，“趴我背上，我背你回家。这段路还真的不近呢。”

就这样，四哥插班进了三下，我则进了二下。

我的小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妈妈说这段路不近，那个时候对这句话没有概念。我只知道，每天我都天漆黑的时候就起床了，然后打着哈欠懵懵懂懂地跟四哥绕街穿巷地走，一直走到一处叫做“糯米巷”的地方，天才有点蒙蒙亮。我对这个地名至今为什么还能记得，是因为每到这里四哥就会在巷口一个卖煮山芋的老头那里买四根手指粗细的山芋，当做我俩中午的口粮，然后他用手帕包了放进书包里，我俩再一起赶路，等到了学校时，天才大亮。这几天我因为要写这部小说，用手机上的定位系统测量了一下，手机上显示，从家到学校直线距离将近四公里，那时候没有公里的概念，也就是说实际上要走远远超过八华里的路程，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五岁的孩子以及七岁半的四哥，都不是轻松的事，特别是四哥还肩负着带领着我在南京城南那密如蛛网的小巷当里借着像鬼火似的昏暗的路灯查看路牌，寻找捷径穿街走巷并备好午餐的使命，我想对他也绝非易事。而每天放学回来，到家天也就完全黑下来了。

第一天到学校我就遇上了尴尬的事。因为路不熟，我跟四哥到达学校的时候，刚刚敲过了上课的钟声。四哥急急忙忙把我送到教室门口就跑去找自己的教室了，我呆呆地站在教室外面，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教室门开了，一看，原来就是那天给我监考的那位女老师。她对我亲切地一笑，说，“你是叫汪应果吧？进来呀。”说着牵着我手走进教室，对全班同学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位新来的同学，他叫汪应果。来，给大家鞠个躬。”

我看见那么多的同学眼睛都看着我，脸大概又红了，低着头鞠了个躬。

突然，一个同学大声喊，“瞧啊，他手里拿的是个什么包呀？讨饭袋子吧！”

一句话让大家哄笑起来。

我这时真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我知道我的书包是妈妈用我穿过的破衣裳上一块旧的兰布扯下来又缝起来的手提袋，式样很难看，不像他们都是背在身上的小皮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了贫穷的耻辱，我差点都要哭了，低着头，把书包藏在身后。我的动作引得同学们更是哈哈大笑。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女老师很严肃地说，“都不许笑！”

教室里立刻静下来。

女老师带着我走到教室的最后一排，那儿刚好孤零零地有一张空位，告诉我说，“你就坐这个座位。因为你是插班生，座位早就排好了，你只能先坐这儿了。”然后她走到教室的前面，严肃地对大家说，“今天你们对新来的同学态度很不好。不错，汪应果同学的家境可能不像你们，他的衣服上有补丁，他的书包也不好看，但是你们注意到了吗？他很干净。我一再告诉你们，只要衣服、身子干干净净，再多的补丁都是好看的，因为补丁就是衣服上面的花。我还要告诉你们，汪应果同学是你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他今年才五岁……”

“哇，五岁！”老师的话音刚落，同学们就哇地一声嚷开了。

“你们几岁啦？”

“七岁。”

“八岁。”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

“所以啊，他是你们的小弟弟。你们都应该怎样对待他呢？”

“爱护他。”同学们齐声喊。

“我还要告诉你们，他这次插班考试的成绩非常好，只有一个字没有答出来。”

“哇！”一片惊叹。

“所以啊，你们也要向他学习。我说的对不对？”

“对！”同学们的回答几乎把房顶都掀翻，这让我这颗一直惴惴不安的心稍稍平静下来了，我开始对这位女老师产生好感了，而且我此刻也已经知道了大家都叫她文老师。

接下来就是文老师上语文课、算术课，我听得很用心，尽管我前排的同学个子大总挡住黑板，但我可以通过不停地晃动上身透过他肩头的空隙去看，只是到了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我出了点情况——我想小便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别说根本不知道，就是知道了我也不敢举手报告老师请求允许小便，我只有坐在座位上硬憋着，身子不停地摇晃着，到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我一泡尿就洒在了身上。我也知道这是件很不光彩的事，要让同学们知道了我脸不知该往哪搁了，所以一动都不敢动。幸亏我坐在最后一排，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只觉着屁股下面是先热，后凉，最后又变暖了。

这节课我的脑袋就搁在屁股上体味冷暖变化了，好容易才熬到了上午课程结束，等到教室里的同学都走光之后，我才敢站起身来，一看，椅子上的尿已经捂干了，只有地面上还有一滩似干未干的水迹子。我终于松了口气，急忙冲出教室直奔操场角落的滑梯处，那是我跟四哥事先约好的地方，中午休息时我们在这里用午饭。

四哥已经等在那里了，他问，“你们下课迟了？”

我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哥哥拿出早晨买好的山芋，一人两根，就坐在滑梯顶上，吃起来。这一点点食物，真不够我们吃的，但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那一时刻特别幸福：山芋吃在嘴里，冰凉，但甜极了。为了延长这甜美的享受，我常常把细细的山芋像糖棒棒那样吮进口里又慢慢滑出来，这样进进出出许多次，才让它一点点地咽下肚，中国古人讲究吃饭要“细嚼慢咽”，西方营养学家讲究要充分利用“唾液中的酶”，其实在我一生中，真正践行这些伟大理论的恰恰是在我生命的初始阶段，以后就越来越不像样子，这真应得上“人生识字糊涂始”这句老话了。

到了下午的课上，因为早上起得太早，我已经撑不住了。我记不起是哪位老师上课了，总之不是文老师。我使劲儿想睁大眼睛，但就是不听话，最后我趴在桌上睡熟了。我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文老师正在拍我的肩膀，她手里拿着我的“自制”课本。我一下子慌了，我知道自己又错了，脸上又涨了起来，慌慌张张站起身，一看，教室里一个同学也没有。文老师想必在我身边已站了一会儿了，她仔细地翻阅我的课本，我更是羞得大气都不敢出。因为家里没有钱买课本，这是我三哥借别人的书为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下来又由妈妈用纳鞋底的粗线缝制起来的。文老师把教科书手抄本还给了我，摸摸我的头顶，轻轻叹了口气，一点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只说了句，“快跟你哥哥回家去吧。”我这才看见，四哥已经站她身后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都记得第一天上学的经历，它们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这真是我万分丢脸的一天。我不知道那天文老师站我身边看着我睡觉的样子，她那一刻心里想的是什么？如果有人此时对她说，瞧，这个营养不良四肢如芦柴棒的小鸡秧子，这个上课又撒尿又睡觉衣着寒酸的小瘦猴儿，将来会成为中国某知名学府的教授，他写的书会被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图书馆里供人们阅读，那她一定认为这个人神经不正常。可她永远也不会想到，正是从那一刻起，她已把我推向迈上美国“常春藤”大学讲堂上做学术报告的第一层台阶；她那怀抱送爱的暖流，更一直传递到了我其后五十多年所教的贫苦学子的心中，让他们同样感受到文老师的体温；也正是她那关爱的眼光，已经为我这颗萎缩的小草，注进了一股永久的生命力，这股生命力一直在我的体内涌动，它陪着我闯过生命中无数极其艰难的时刻，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