乜辛然说,“不是,因为其他各家从来不研究生产率。也就是说,如果生产率大幅提高,那么非零和博弈就成为可能。生产率不变,只能零和博弈。墨子一生有过很多的发明创造。商业活动和发明创造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率。当然就会出现非零和博弈的情况。墨子这样说,实际上在推销自己的发明。墨子研究的是生产率,其他各家研究的是忍耐力,解决任何问题不是就靠这两个力的相互所做用吗?只靠单一的忍耐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具体来说:有两个人,工作了一天。挣来一块饼,俩人分,你多一块,他少一块总闹别扭。可是,有一天,俩人想出一个主意,干一天能挣两块饼。俩人的矛盾得到暂时的缓解。日后还会有别的摩擦,比如,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但是,当新的方法使得生产衣、房的速度增加以后,矛盾再次被暂时缓解。这就是非零和博弈。墨子就是想用这种办法解决各种矛盾并使得大家‘兼相爱。’因为他需要‘交相利。’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数学有一个奇妙的特性,它描写各种学科的时候,虽然都是数量的累计,但是可以千变万化。而所有的变化都用数来解释。艺术也离不开数学、几何的修养,比如建筑,有几何背景的建筑设计就显得大气蓬勃;有一种非人力能想象出来的感觉。因此,以数学一以贯之的就是科学。以某人意念一以贯之的就是迷信。也就是说,科学是可以被数学证明的,迷信是不能被数学证明的。
乜辛然接着说,“当产量提高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粮食生产的过程中,会不会遭到蝗虫的危害。有人使用一种特殊的药来杀死蝗虫,但是,这种特殊的药会不会对人体也产生危害?还有怎样利用水源。也就是用最少的水源产生最多的粮食。还有,产生的粮食是不是好吃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可不是斗富的人能够解决的,但是每一步的发展都需要钱。大家说,把钱用在这种造福自己、造福他人的事情是不是更有意义?”
说到这里大家点头表示赞同。石崇也尴尬的笑了笑,“斗富又不是我一个人。”
乜辛然说,“不好意思,我不是指石大人说的。有这个毛病的人多的很。斗富不能说是坏事,要是大家都不肯花钱,各个都是吝啬鬼,穷人怎么挣钱去?”
陆机插话,“乜道长的意思莫非是管仲所说,‘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富人消费,穷人才有工作)”
乜辛然说,“正是,西域也有一位凯恩斯说过这话。因此要鼓励消费而非节省。但这两个人都没说到非零和博弈的效应。我只是想说,花钱的方法有很多种,有人会花钱,把钱花在提高自己和别人的生活质量、品位上,有的人不会花钱,把钱花在给别人提供笑料上。”
此刻,刘渊站了起来说,“孟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这个问题父亲曾经和乜辛然讨论过,于是他从容的答道,“墨氏希望的兼爱是让大家也都爱他的父亲,而不仅仅是一个人去爱父亲。同时,他也爱其他人的父亲。这才是‘礼运’上所说的‘老有所终’。如果只强调每个人自己去爱父亲,那只能从自身条件去帮助父亲(比如建筑师,只能把房子修得很好,管不了生病的事情。),而大家一起爱父亲则是从各个方面去爱。所以,儒家的东西,有的时候没道理,比如‘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父亲要是大官,这不是培养儿子贪吗,儿子要是大官,那就是培养父亲贪。最后俩人一起被 ‘双规’。或者说,儒、道两家注重态度,而墨家注重结果。”
下面人问,“什么是‘双规’?”
乜辛然说漏了嘴,自己也笑了。
中国的春秋和晋代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个混乱而多产的时代。都是刚刚摆脱思想的束缚。社会混乱,充满矛盾,到处暗藏杀机。没有统一的认识。思想没有方向,每个人都在寻找表达自己的方式,都在寻找人生目标。因此,新思想,新发明层出不穷。如果中国当时也对数学有一定的了解,那么,文艺复兴应该在那时出现,人类不必再等一千年。遗憾的是,中国远古时代没能对数学认真研究和重视。或者说,即使有过较为深刻的认识比如八卦,也都变成了迷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焚书坑儒的时候,某些研究数学的古籍被彻底销毁了。
挚虞提出, “这样倒是好哇,可亩产增加两倍那不是神话吗?大晋朝难道就你聪明?”
乜辛然回答“因为大家都把心思放在做官上面了。没有人对于粮食上的微小变化认真总结。没人关心农业科学,而在这种问题上,魔鬼来自细节。”
“怎么才能不让大家只想当官,而想办事?”
乜辛然说,“还是均贫富。人人都把奢侈看作可耻的事情。当官的自身生活有了保障,整个社会建立了互信机制,谁都不担心自己的晚年。那么大家就不必奉迎上级而把心思放到聆听民意上面。”
石崇说,“这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