乜辛然说，“不是，因为其他各家从来不研究生产率。也就是说，如果生产率大幅提高，那么非零和博弈就成为可能。生产率不变，只能零和博弈。墨子一生有过很多的发明创造。商业活动和发明创造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率。当然就会出现非零和博弈的情况。墨子这样说，实际上在推销自己的发明。墨子研究的是生产率，其他各家研究的是忍耐力，解决任何问题不是就靠这两个力的相互所做用吗？只靠单一的忍耐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具体来说：有两个人，工作了一天。挣来一块饼，俩人分，你多一块，他少一块总闹别扭。可是，有一天，俩人想出一个主意，干一天能挣两块饼。俩人的矛盾得到暂时的缓解。日后还会有别的摩擦，比如，衣服不够穿，房子不够住。但是，当新的方法使得生产衣、房的速度增加以后，矛盾再次被暂时缓解。这就是非零和博弈。墨子就是想用这种办法解决各种矛盾并使得大家‘兼相爱。’因为他需要‘交相利。’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数学有一个奇妙的特性，它描写各种学科的时候，虽然都是数量的累计，但是可以千变万化。而所有的变化都用数来解释。艺术也离不开数学、几何的修养，比如建筑，有几何背景的建筑设计就显得大气蓬勃；有一种非人力能想象出来的感觉。因此，以数学一以贯之的就是科学。以某人意念一以贯之的就是迷信。也就是说，科学是可以被数学证明的，迷信是不能被数学证明的。

乜辛然接着说，“当产量提高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粮食生产的过程中，会不会遭到蝗虫的危害。有人使用一种特殊的药来杀死蝗虫，但是，这种特殊的药会不会对人体也产生危害？还有怎样利用水源。也就是用最少的水源产生最多的粮食。还有，产生的粮食是不是好吃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可不是斗富的人能够解决的，但是每一步的发展都需要钱。大家说，把钱用在这种造福自己、造福他人的事情是不是更有意义？”

说到这里大家点头表示赞同。石崇也尴尬的笑了笑，“斗富又不是我一个人。”

乜辛然说，“不好意思，我不是指石大人说的。有这个毛病的人多的很。斗富不能说是坏事，要是大家都不肯花钱，各个都是吝啬鬼，穷人怎么挣钱去？”

陆机插话，“乜道长的意思莫非是管仲所说，‘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富人消费，穷人才有工作）”

乜辛然说，“正是，西域也有一位凯恩斯说过这话。因此要鼓励消费而非节省。但这两个人都没说到非零和博弈的效应。我只是想说，花钱的方法有很多种，有人会花钱，把钱花在提高自己和别人的生活质量、品位上，有的人不会花钱，把钱花在给别人提供笑料上。”

此刻，刘渊站了起来说，“孟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这个问题父亲曾经和乜辛然讨论过，于是他从容的答道，“墨氏希望的兼爱是让大家也都爱他的父亲，而不仅仅是一个人去爱父亲。同时，他也爱其他人的父亲。这才是‘礼运’上所说的‘老有所终’。如果只强调每个人自己去爱父亲，那只能从自身条件去帮助父亲（比如建筑师，只能把房子修得很好，管不了生病的事情。），而大家一起爱父亲则是从各个方面去爱。所以，儒家的东西，有的时候没道理，比如‘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父亲要是大官，这不是培养儿子贪吗，儿子要是大官，那就是培养父亲贪。最后俩人一起被 ‘双规’。或者说，儒、道两家注重态度，而墨家注重结果。”

下面人问，“什么是‘双规’？”

乜辛然说漏了嘴，自己也笑了。

中国的春秋和晋代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个混乱而多产的时代。都是刚刚摆脱思想的束缚。社会混乱，充满矛盾，到处暗藏杀机。没有统一的认识。思想没有方向，每个人都在寻找表达自己的方式，都在寻找人生目标。因此，新思想，新发明层出不穷。如果中国当时也对数学有一定的了解，那么，文艺复兴应该在那时出现，人类不必再等一千年。遗憾的是，中国远古时代没能对数学认真研究和重视。或者说，即使有过较为深刻的认识比如八卦，也都变成了迷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焚书坑儒的时候，某些研究数学的古籍被彻底销毁了。

挚虞提出， “这样倒是好哇，可亩产增加两倍那不是神话吗？大晋朝难道就你聪明？”

乜辛然回答“因为大家都把心思放在做官上面了。没有人对于粮食上的微小变化认真总结。没人关心农业科学，而在这种问题上，魔鬼来自细节。”

“怎么才能不让大家只想当官，而想办事？”

乜辛然说，“还是均贫富。人人都把奢侈看作可耻的事情。当官的自身生活有了保障，整个社会建立了互信机制，谁都不担心自己的晚年。那么大家就不必奉迎上级而把心思放到聆听民意上面。”

石崇说，“这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