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有创新科技思想的时代里,整个社会的士气都会为之振奋。反过来,在没有新思想的时代,不可知论或者迷信就会盛行。西晋本来有条件把人类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前一千多年的,但是,恰恰在这个时代,不可知论盛行了起来。不可知论在一个还没有出现新义、不承认新思想的时代最容易迷惑百姓。从裴秀打压马钧的例子就能看出,即使同样的文人也互相排挤。对于中国人来说,想要使思想变得深刻、新颖,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数学这个拐杖寻找新的思路。否则,没有方向的学者只能继续堕落下去。
无论是的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文明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语言学的进步。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表达的障碍,从赤手空拳开始,无中生有,一步一步描绘了更深刻的内容,理解了更邃远的世界,当我们进一步认识宇宙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崇有论》和《言尽意论》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可惜没能力挽狂澜。西晋颓废的风气充斥了文人和官僚系统,随之而来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乜辛然说,“我当然支持崇有论。”
裴頠说,“那为什么,怕贱民造反就得给他们钱,那岂不是听任他们勒索国家了吗?”
显然,裴頠以崇有论的唯一解释人而自居。
乜辛然还没说话,陆机先开口,“懂得民情就不会这么考虑问题。修齐治平的理论其实就是到民间锻炼。从自己开始,从自家开始。懂得修齐治平就知道如何开始,如何适可而止。”
的确,无论哪里的政治家,不懂得修齐治平,根本就没办法去治理。前文谈到过,‘东方人驾驭个人心态的本事是世界一流的,而西方人,掌控地球资源的水平也是一流的。’ 一个民族崇尚科学,科学就来找你。一个民族崇尚人学,人学就和你亲近。两者不可兼得,怎么办?只能是在崇尚科学的时代,一群崇尚人学的人大声疾呼。反之在崇尚人学的时代,一群崇尚科学的人认真思考;颇有点宽猛相济的劲头。缺什么就吆喝什么呗。中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大力提倡过科学。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西方国家对科学的推崇感觉疲倦,因此,反过来研究人学,竟然把孔子的‘修齐治平’思想改编成心灵鸡汤。杜撰了一位公元1100年,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教堂的修士,据说,在他的墓碑上刻有这样一段震撼世界的文字:
“在我年少无忧的岁月,浮想联翩,我曾有意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后,我发现这个世界不能改变,因此,我缩短了目光,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依然没有结果。当我进入暮年,我仅有的愿望是改变我的家庭,改变那些离我最近的人。但,哎呀,这也无效。
现在我行将就木,我突然明白:如果我最先改变自己,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启发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When I was young and free and my imagination had no limits, I dreamed of changing the world.
As I grew older and wiser, I discovered the world would not change, so I shortened my sights somewhat and decided to change only my country. But it, too, seemed immovable.
As I grew into my twilight years, in one last desperate attempt, I settled for changing only my family, those closest to me, but alas, they would have none of it.
And now, as I lie on my death bed, I suddenly realize:
If I had only changed myself first, then by example I would have changed my family. From their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I would then have been able to better my country,and who knows, I may have even changed the world.
in Westminster Abbey (1100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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