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当年澳华留学生作家的写作及其文学对象的状态

墨尔本这次“大湖口笔会”的主题是研讨“ 澳华留学生文学的衰落和嬗变”， 与会者当然免不了要缅怀那段刻骨铭心的中国留学生争取在澳洲永居 的峥嵘岁月。而且，会前，大洋传媒集团就举十年之力， 组织编就出版了记录那段历史的一百余万言的大型文集《澳洲： 居留岁月》。全书有大事记、人物志、老照片，以及文萃集。 其中文萃集精选记录“四十千”居留的相关文学作品，包括：1） 专题征文；2）回忆录；3）文学作品。显然， 这个文集对如何认识“澳华留学生文学的衰落和嬗变” 是有所帮助的。丁小琦在会上这样说：令刻骨铭心的四十千的历史， 这代人奋斗的故事若要流传下来，那就是靠文学， 是文学和文化把历史留了下来。大洋传媒集团在二十周年庆祝时， 为四十千的中国老留学生作了一件“流芳百世”的大事， 编写了这本厚重的百万字文集《居留岁月》。

关于那段留学生生活， 我想起曾经读过的一位悉尼女作家写的一篇文章：《 追忆澳华文学的鼎盛繁华》。在那篇文章中，她这样回忆：

“……是的，那时我们很穷，为了省几千块钱，宁愿吃大苦， 流大汗地自己铺路，忙上几个星期；是的，那时我们很“黑”， 有些人身份都没有着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变“白”，可是， 那时我们的生活，比现在要充实，为了省几千块钱， 我们宁愿自己作苦力，可是， 我们却可以花上好几个夜晚的时间孜孜不倦地笔耕， 绝对不是为了那区区的15块钱稿费， 只是凭着我们心中那么一份对文学的热爱，那么一份执着， 在异国他乡不懈地寻找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绿洲。”（《 澳华文学网》文章）

这位悉尼女作家还说：

“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澳洲的日子很孤独， 寄居他乡日子的感触，攀缘在我的心上，如同那绿色的苔藓。 无数个爬格子的夜晚，窗前的台灯照亮了孤独的岁月， 为那些日子增添了生命的色彩。每到周末，夜幕降临时， 我便开始了笔耕，将满腹的思乡情怀揉进字里行间， 将日间的所见所闻所感转化成一个个美丽的文字。 充满乐趣的笔耕让我忘记了日间的劳累，忘记了乡愁。 文章寄出以后，在充满期待的心情中看着他们化成铅字， 在专栏安家落户，那种向往，那种充实，无法以笔墨形容， 只有喜爱笔耕的朋友们才可以体验到其中的无穷乐趣。”（同上）

这位悉尼女作家表达的是她作为一个作家的怀恋——那是她“ 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 我相信她对自己这段生活的这个记忆发自真心，也是准确的， 更是让人肃然起敬的。这种怀恋应该说并非她一人独有，例如， 看得出，“大湖口笔会”的一些与会者显然也多少同感。不过， 对当年在“六四” 前后来到澳洲的那四十千中国留学生中的许多人来说， 那一段生活相信并不“美好”，甚至简直是不堪回首。 我就耳闻目睹一些当时他们如何出国特别是在澳洲如何拼死拼活争取 永居而且大多是以控诉中共迫害的“政治难民” 的身份争取永居的故事，其中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成功失败， 真是难与外人道。 我读到当时报纸上曾经多次出现过那些回国不能居澳申请又久候不批 甚或反复被拒精神几近崩溃的中国留学生的“人将不人”的凄厉的呼 嚎。大家都知道， 有两句流行于这一时期滞澳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中间的经典语言。 一句称为“五苦论”，痛感打工苦但失业更苦：“吃不着苦的苦比吃 苦的苦还要苦。”另一句是“三难论”：“出来难，呆下去也难， 回去更难。”报纸也曾经大篇幅地多次讨论过发生在中国留澳学生中 间的种种所谓“叛离原有文化传统的行为特征”，例如， 近乎游戏的家庭重组现象、“白领阶层”沦为“底层役工”现象、 财产纷争现象、情感淡化感情纠葛现象、假结婚现象、 老夫少妻现象、返国娶妻现象、同居现象、买屋供房现象、 与父母子女隔阂现象、沉迷赌博现象、自杀现象……等等。 这种种现象，自澳洲有史以来， 在其它任何社会群体中都不会如此高密度、大面积出现过。这一切， 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

正因为这个极其特殊的状况，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大量的文学素材， 大大激发了当时中国留澳学生（有些并非真的来澳读书） 中的舞文弄墨者，写出了一些很有历史价值的作品。在这次“大湖口 笔会”上，便提到“八怪”——悉尼的大陆、阿忠、袁玮、楚雷、 钓鳌客（沈欣）、超一（赵川）、莲花一咏，以及墨尔本的高宁—— 所撰写的七十二篇杂文合集《悉尼八怪》（悉尼墨盈创作室，199 5年12月），和“九妖”——悉尼九位女性作家千波、毕熙燕、 小雨、凌之、施国英、王世彦、西贝、林达、莫梦—— 所创作的二十三篇中短篇小说合集《她们没有爱情》（ 悉尼墨盈创作室，1998年2月）， 提到当年引起轰动的丁小琦的话剧《天堂之门》和朱翊的话剧《 黑眼睛》，还有大陆的连载小说《挣点钱是不容易的》。与会者都说 这些作品非常精彩，令人难忘。

不过，会上这些提及实在太不够； 而没有提到但很有分量很重要的作品还有很多很多。 笔者本人也写过有关介绍和评论。其中有一篇，写于2001年8月 ，题目是《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两万五千字，相当长， 是谈小说创作的。我举了不少写得不错的作品为例， 谈这些作品的痛苦的身份焦虑主题以及时常出现的死亡话题， 谈这些作品色彩斑驳的性爱情欲描写以及对人性的深浅不一的发掘， 谈这些留学生文学——也是移民文学——的“认同关切”（ 见何与怀，《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香港当代作家出版社，20 04年5月，18-56页）。从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中国留澳学生的“居留岁月”这段经历给他们留下心理后遗症非常严 重！试想想，从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澳国总理鲍勃.霍克 宣布“临居”决定（给予那些在1989年6月20日前抵澳的中国 公民临时居留权），到1997年6月13日澳国政府允许最后一批 构成“中国留学生问题”的人员通过一种过渡签证得以申请成为澳国 永久居民，四、五万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公民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挣 扎才最终全部获准在澳居留。这真是世界当代史上一件令人悲哀、 令人无法遗忘的事件──对当事人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曾经也是这四 、五万中国大陆留学生一员的钱超英博士所指出：“那一段动荡、 焦虑、悬隔、错置，必须隐姓埋名，保密国籍，忘却自尊， 挣扎求存，比‘二等公民’还等而下之的‘黑民’岁月虽已过去， 但终究构成了他们‘集体记忆’深处长久不灭的灼痛， 构成了他们面对理想与现实恒久疑难的经验背景， 构成了深刻改变他们的世界认知和文化态度并影响其身份意识的重要 基础。”(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页27)这种状况在一本书 名为《澳洲情人》的小说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 中也可以看到。这部小说集为张威博士（笔名微风)在1997年所 编辑。他发现，集中除一两篇闪现出亮色之外，哀愁，悲伤，残酷， 无望，绝望，疯狂，荒谬，几乎融汇到所有的作品之中。他说， 也许这是某种从1989年到1996年之间留澳中国大陆学生心灵 历程的“真实记录”，但到底“这是一个问题”(微风，《 欲爱凝眸：悉尼留学生小说之树上的几片爱情绿叶》，《东华时报》 ，1997年11月7日；“序”，《澳洲情人》)。

归根到底，这是什么问题呢？对此，笔者曾经指出，1996年《原 乡》文学杂志在墨尔本创刊时，编者欧阳昱博士故意将刊名英译为“ OTHERLAND”(“异乡”)，这真是神来之笔。编者指出， “原乡”之于“异乡”，正如“异乡”之于“原乡”，是一正一反的 关系，宛如镜中映像。本来生活在“原乡”的人，现在来到了“ 异乡”，在另一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这样一个移植的过程， 对我们关于国家﹑民族乃至文学﹑文化的观念都提出了新挑战（《原 乡》1996年，第1期，页199）。编者进而又问道，“原乡” 何在？“异乡”谁属？我们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附属“海外华人”？ 还是新时代民族大融合浪潮下产生的“新澳大利亚人”？ 我们是人在“异乡”，心回“原乡”，还是人去“原乡”，心归“ 异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原乡》，同上） 这些问题提得真好。这种种问题，当然值得澳华作家深思。

但这类问题，是涉及世界移民的大问题，并非容易回答。

这里，还是只谈澳华文学。 这就牵涉到对当年这些澳华留学生文学整体格局的评估。 居澳的文坛前辈、新式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博士有一段话很有意思。 当悉尼作家张奥列的小说、散文、特写、评论合集《澳洲风流》于2 002年由香港开益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梁羽生欣然作序。他说， 华人生活在澳洲，当然总不能“望洋兴叹，与鬼为邻”，格格不入。 现实一点如悉尼卡市（越南华人聚居之地）一牌坊上的对联所言：“ 既来之，则安之，最喜地容尊汉腊；为福也，抑祸也？ 敢忘身是避秦人。”还有更高的第三种境界， 那就是另一副华埠对联写的：“四海皆兄弟焉，何须论异族同族； 五洲一乾坤耳，底事分他乡故乡。”这就不仅仅是澳洲的风流了。 我觉得，尽管“看澳州风流，盼大同世界”（ 此为梁羽生序言的标题）立意甚好，不过， 对当时的澳华留学生文学，却难以作这样高的要求与期望， 因为这不切实际。张奥列是澳华作家中的佼佼者， 但新南威尔斯大学的钟勇博士在当年就对他的《澳洲风流》 作了近于苛刻但不无道理并发人深省的评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 去，剩下什么？”（见钱超英编辑，《 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社，292－297页。）

有论者认为，澳华留学生文学中不少作品可称之为“ 留学生伤痕文学”，因为在描写心灵创伤方面，它们与中国“ 伤痕文学”有相似之处（张晓君，《澳大利亚华文创作（1989- 1999）评析》，《东华时报》2000年4月6日）。 笔者则如其评论文章题目所示， 把这些作家的写作及他们文学对象的状态以“ 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论述之——他们当年处境艰难， 但总体上并没有在生命目的意义上失落。这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