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因为这一天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逝世日。他们的作品是人类的精神财富，也影响着我的人生。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4年级，1969年当兵时不足15岁。我的第一个“首長”是1962年入伍的四川兵，矮个头、突颧骨、凹眼眶、尖下巴，刀子嘴、豆腐心，看我喜欢读报（那时连队有解放军报、战友报，尼克松访华后增加了参考消息报），对我说：“小张，抓紧时间多学习点东西吧”。就在他的鼓励下，我去找能够找到的书来悄悄读。那时连队经常外出训练、居无定所，主要驻在农村老百姓家中。渐渐的我发现农村老乡家就是“图书馆”，在他们的桌上、炕头，甚至装针头线脑的簸箕里，常有一两本旧书放着，我见到的有“现代小说”《敌后武工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古典文学”如《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施公案》、《包公案》等。这些书有的很破旧，页码不全，甚至只剩半本，可能是准备糊墙用的，但都成了我的精神食糧。记得在老乡炕头看过一本《中华文选合订本》，上边有唐诗宋词、柳宗元的散文，元代的剧本等等，除了原文以外，还有注释，对近似“文盲”的我来说，真有雪中送炭之感。有大学问的人读书一定是读原文，写注释；有中等学问的人是读原文为主，偶读注释；我则是读注释为主，对照原文，现想起来都汗颜。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他描述的“惑阳城，迷下蔡”美女形象给我印象极深。这对当年不知色为何物的我说来，无疑具有“启蒙”意味。此外，老乡家还有许多“黑书”，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三家村札记》等等。批判“三家村”是“文革”开始的标志，《三家村札记》一书被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所以我读“黑书”时，会格外小心，为了掩人耳目，我包了个“人民日报”的书皮，生怕被人知道。如今《三家村札记》一书摆在我书橱最显眼的位置，看到它，就想起当兵的时光。在老百姓的炕头，我还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本小册子，不厚，但它是我读的第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籍，眼前似乎打开一扇窗户，知道了房顶之外还有蓝天。2013年我去云南腾冲旅行，专门去和顺古镇瞻仰艾思奇先生的故居，告慰这位引导我前行的先辈。
1971年“913事件”的发生，导致1973-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部队成立了“理论小组”，下发了“儒家经典”（供批判）、“法家经典”（供宣讲）若干，什么孔子谈话的记录稿，孟母拆迁的路线图，商鞅改革的总结书；什么王阳明的谈话，李贽的批示，盗跖的吐槽，秦皇的纵火；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还有传说、故事、野史、轶闻等等扑面而来。对于只有初中未毕业的我来说，读“经典”无异于读天书。好在党中央知道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浅点，怕我们读不懂历史经典，专门找了一帮人在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写文章、写辅导、点明“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深远意义。当时的一景是报纸上历史及理论文章特别多，篇幅还特别长，文章结尾总有“下转第×版”字样。对于“批林批孔运动”，历史自有评价，但是，该运动对我的“副作用”是给了我接触历史经典，学习中国历史的机会，使我有机会读了一些祖国历史的书籍，这些“教材”事实上影响了我的人生。没有这些“学习”运动，我不可能知道中华文明如此灿烂，中华文化如此博大，中华经典如此精深，中华传统如此悠久。
1974年的夏天，我们连队在河北定州清风店农场种水稻。插秧完毕后，进入田间管理阶段。我们的任务是保证水稻田的灌溉。大家在田间用稻草搭了一个窝棚，两人一班住在草棚里，夜晚依次给每畦稻子浇水，整整一个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劳动单调而重复。在“批林批孔”和“学马列”的大背景下，我在劳动之余，闲着没事，也没有可读之书，于是就读起了马列的原著《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囫囵吞枣，半知半解，总算有个印象。2007年10月，我去比利时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布鲁塞尔大广场见到白天鹅酒吧的一霎那，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30多年前在水稻田里读《共产党宣言》的情景。因为，白天鹅酒吧是《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地，墙上斑驳的铜牌上写着：卡尔·马克思1847年在此度过。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写作了改变人类历史，也在某种程度改变我人生的《共产党宣言》。今天的白天鹅酒吧显得有些陈旧，我去的时候是非营业时间，两个“嬉皮士”坐在台阶上晒太阳。30多年过去了，世界和自己多有改变，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已多年不读政治理论书籍了，但触景生情的我，还是在心中默念着《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谈到读书，恩科斯写的《反杜林论》对我影响颇深。其实到今天，我也没搞清杜林是何许人？恩格斯为什么要反对杜林？革命导师的观点我更是无从理解。但是，在这本书中，恩格斯引用的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深深的吸引了我。使我第一次接触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遗传学等方面知识，同样也第一次了解到历史、宗教、古希腊传说、文学和艺术、哲学、人类学、天文学、经济等多方面的知识。尽管现在看来，作为一本社会学著作中的这些知识显得零散、杂乱和不系统，但在当时无疑给十七、八岁的我打开了一扇“知识之门”，甚至影响了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医生以与社会人打交道为职业，如果你知识不够广博，怎能和不同背景的患者产生共鸣？
今年，应杂志约稿，要我写一篇有关“如何使用拐杖？”的科普文章。我在文章开始先讲了一个古希腊传说中的谜语：什么动物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这就是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谜语的答案是“人”。因为人小时候不会走路，用手和脚在地上爬，长大了用两条腿走路，老了的时候因体力不支而需撑着拐杖。拐杖就成了人的“第三条腿”。我在给学生讲“创伤”课时，会结合奥运冠军刘翔跟腱断裂的例子，给同学讲《荷马史诗》中“阿珂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的故事。说明在临床思维中，要注重患者的主要损伤，注意处理最薄弱的环节。我第一次接触这些知识，都和读《反杜林论》有关。
今天，不惑之年的我除了继续完成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临床工作以外，还抽时间做点医学科普知识宣传工作，除了个人的努力外，不断的读书和充实自己是基础，其中的酸甜苦辣自己知道。穆秭战友的文章“影响我一生的两个图书馆”（微信另发）提到了在艰苦，甚至在唐山大地震危险的条件下，他们还在爱书、护书、读书就是一例。我还是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些老生常谈。
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不能用自己在“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来“害人”，毕竟我个人的经历仅是个案。人们应该在青年时代，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博览群书，为自己的人生加注知识的“燃料“。比尔盖茨在谈到自己成功经历时，告诫年轻
朋友，不要轻易辍学，要努力学习（大意），恐怕也是此意。
为了教育我的“不安分”的女儿，我多次对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用我14岁当兵，小学学历，首钢工人身份，23岁“高龄”考上医学院的“事迹”来教育她，希望她努力学习。不想，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我被老师“臭骂”一顿。原因是老师教导我女儿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时，女儿说道：“我爸爸14岁当兵时，什么也不会，我妈妈9岁才上一年级，现在混的都挺好的。我比他们当年强多了，学习不着急”。
天啊，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偶然乎？必然乎？或者兼而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