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说，站在边缘地带适合于观察；那么，置身于夜的深处应属于思考。与诗与文学与学术结缘，于我，仿佛跌落在岁月的诗情画意里。如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写作实践也好，从事研究亦然，似乎已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或成为支撑起自身生命和灵魂的另一种呼吸。在与词语的不断搏斗或相互追逐中，感受和领略文学世界里所蕴藏的巨大魅力，张开的梦想与放飞的心灵，驱使体内的咆哮找到激情的出口，思想中的涛声找到汹涌的决口。此刻，面对着案头上这部命名为《跨文化诗学建构》的专著终于尘埃落定，总算喘了一口气。回首之际，风吹心动，感慨万千。思绪携带些许的期待，摇曳在永远的路上。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想起行走留下的脚印和足音，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一朵孤独的动词，腾挪跌宕于岁月的河道，把寂静的夜色渐渐染浓。
认真说来，这是笔者出版的第6部论著，如果连同待出版的博士论文及博士后研究报告算在一块，应是第8部，当然还有在进行时态中不断生产的、有待于整理完善的东西。由于天性懒散，喜欢自在逍遥，每部论著的出版似乎都是“强迫”出来的，因此，笔者常常调侃自己是以出世的姿态入世的。严格地划分，新世纪之前本人主要以创作实践为主，尽管或多或少旁及诗歌（文学）批评，但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浮光掠影，未能进入真正的状态。跨世纪之际，蓦然“华丽”转身，径直扑入高校的怀抱，从奔赴北大中文系做访问学者到返回百年老校福师大攻读文学博士学位，直至之后进入复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重新选择在高校从事科研教学。于是如同笨鸟先飞，创作与研究像一副翅膀，驱使我展开新一轮的路线，而飞翔则成为唯一的选择，尽管艰难而沉重，忙碌而紧张，而所有生成的过程却饶有情趣。冥冥之中一切似乎皆是注定。就这样，甘心情愿躺在寂寞的怀里盛开孤独之花……
选择自己喜欢的，做自己乐意做的，是一种幸福。笔者根据自己的兴致、爱好和专业特长，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和生命体验，选择华文文学、当代诗歌和文化艺术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亦步亦趋，一路前行。在我的心目中，研究和创作都是一种写作实践活动（行为）。而对当代诗歌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它们进行一种观察和思考。
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多数从事文学研究者可能较为陌生，要么有所误解，甚至认为海外华文文学虽然遍布世界（海外）各地，但未成气候，或认为包括新移民文学在内的当代华文文学，尚未成定论，加之资料匮缺，时空阻隔，一时找不到北，便断言无从批评，也没有研究之必要。实际上海内也好、海外也好，过往的历史也罢、置身的当代也罢，文学批评或研究从来就没有存在统一和不变的定论，它们都是文学观察和思考视角下的产物。今天，我们对文学史的考察，诸多材料还是依据当时留下的“批评”，记录了当年的观察与思考。话说回来，在跨文化语境中用汉语书写的、流散于世界各个角度的华文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态，既然不能归属于外国文学，又不能纳入中国本土文学版图。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华文文学本身与这两者既互为关联又处境尴尬。倘若缺失两者中的其一，就无由成为华文文学了。纵观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海外华文文学，其兴盛，其浑茫，其风情万种，其前景辽阔，已日见气象，且自成格局。一句话，其文学流程已然构成为独立自足的“第三文化空间”。以此观之，对整体的华文文学的关注和重视，亟需我们解决的应是怎样寻求批评资源与理论路径的问题。
由于海外华文文学的流散性、边缘性以及时空交叉所呈现的跨域性和复杂性等交织的多重因素使然，我们面临的是一连串的悖论：一方面是学科目标与学科手段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理论创新与文化立场的不相适应。因为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尽管已有近百年流程的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行程是同步的，但相比较而言，华文文学研究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其真正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仅有30来年的历程，确切地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进行的。如果说，任何学科必须拥有自己的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和学术话语，既要勇于理论创新，又要结合具体对象，寻求文学研究生存空间的拓展；那么，如何构建华文文学自身合法性的学科依据，形成独立自足的话语系统，关键在于如何寻求并建构起真正属于自己的诗学理论空间。基于以上思考，笔者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前沿问题和诗学建构新思考》一文中特别强调：“针对华文文学批评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对走向新世纪的华文文学的诗学建构提出新的理论思考，挖掘其中潜在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在跨域书写中发生的流变与重构，尤其是对某些值得关注的基本话题和前沿性理论问题加以探讨和辨析，显得非常迫切”。的确，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走向“地球村”的时代，积极地倡导并建构一种能动适应于多元文化时代华文文学研究需要的灵活而丰富的、带有开放性和交融性的学科理念和学术范式，应该是当代汉语文学重要的话题，其日渐彰显的价值意义不言而喻。
《跨文化诗学建构》一书就是笔者对华文文学研究、学科理念及其诗学建构的跨文化思考。全书分上、下两编，共由六章组成。书稿最初命名为“边缘文化与生态视野”，企图围绕华文文学、华文教育、华文传媒这三大“景观”，从整体上探讨跨文化语境中海外华人文化生态图景，之后觉得框架太大，且颇为庞杂，只好强行分开，其中对华文教育与华文传媒的观察与思考，有待于日后另起炉灶结集推出。如是便集中抓住走向跨文化诗学的华文文学研究上来。同时，有感于当代华文文学批评理论与创作实践中面临的一些知识命题需要清理、讨论和探究，其潜在的生机和活力，则源于跨文化的视野与对话。而这能在多大程度上更有效地参与促进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互动，就取决于我们对当代华文文学批评研究的坚定选择和意向，以及必要的学术积累。在这之前，笔者曾蝉联推出《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辨》（与著名学者杨匡汉先生合著）及《流动的边缘——海外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图景与阐释》两部论著。为了保持自己的思考趋于独立，学术线路趋于连贯性与一致性，于是在征得一直关注我的创作与研究的同行好友、知名学者朱文斌博士的宝贵意见后，大胆地将书名取之曰：“跨文化诗学建构”。究其源在于对当代华文文学的批评品质、特别是诗学（理论）建设的构想已然成了本人“攻坚”的方向，尽管笔者从未敢有构筑体系之奢望，也心余力绌，况且在很多人的眼里这种构想可能只是一种空想，但空想总比不去思不去想要好。
光阴荏苒。屈指盘算，这种大胆“构想”应是走向新世纪的元年伊始（2000年本人攻读博士学位），至今已贯串了整整十几个年头。在具体运行中，或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审视，或从批评伦理的角度切入，或从学理层面的角度出发，企冀站在边缘处观察与思考、对话与交流，着力于探讨华文文学的相关命题从模糊走向澄明的可能途径。诚然，谁也不能充当真理的拥有者，但每一种合理的看法及见解，理应享有被理解和尊重的权利。
需要表明的是，“跨文化”是一个外来术语，其汉译名称大致指向三个复合语词：cross-cultural, inter-cultural, trans-cultural;同时隐含着三种基本形态：穿越式沟通，互动式交叉，会通式超越。而“诗学”（poetics）这个概念（词），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应是指一般性的文艺理论。国外现代文学理论通常自称为“诗学”，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早已推出文学理论名著《诗学》。狭义的应是专指诗论，即指文学研究中关于诗歌的部分，包括诗歌批评、诗歌理论、诗歌历史，它不完全等同于文学的一般原理，又处于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指向及取用何种形式或方法，在笔者看来，“跨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构想，都需要在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相关历史、文化、美学与文本语境的相互结合中，以对话为原则，思考为圆心，以观察为半径，以鉴奥为切点，以见异为比照，在“博观”与“圆照”中，实实在在地做些有助于“识器”“晓声”的研究性工作。在笔者的期待视野中，更倾心于调动古典与现代的各种资源加以汇通展开一番整合的思考，冀望能使跨文化诗学研究落实到更为广博和深远的渊阔背景上。诚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诗学观念是可以传承和延展的，唯有真正属于创造性的研究才是无可重复的。
有学者认为，不同于外语，母语才足以用来表达深邃而动情的思想。至于其他语言，即便学得再用心，成绩再辉煌，它所能做到的也只不过是地道的模仿，谈不上创造。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大多数移居并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诗人作家，之所以依然选择母语（汉语）写作，即在非母语的国度继续用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诉求、价值取向和人格尊严，或许就是血脉中流淌的母语情结使然。这是文化血脉的自然延伸，是文明之树的开枝散叶，是一种挥之不去而又无法抗拒的永恒力量。那些白纸黑字灵动凝成而留存的文本，便是最佳的明证。而这，在无形之中让笔者始终倾情于把关注点投射于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和作家本身，尽管海外不乏有以非母语（英语等）为主进行写作的华人（裔）作家。然而，即便如林语堂（最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华人作家）、高行健（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这样世界级的大作家，曾分别以英、法两种语言写作，但他们的指归依然是母语，或者说是母语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与人生。同样的，在拉丁文统治罗马帝国的时代结束以后，在路德的宗教改革号角吹响之时，拉丁文寿终正寝走向了坟墓。于是，人们捡起原本不屑一顾的母语去表达更有创造力的思想，也便开启了一个伟大时代。在这一点上可见，母语决定着思考的深度。
怀揣一份热切的期待和信心，从初衷出发的那一刻，笔者一直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跨文化诗学提供了一个颇富创造性的探讨对象，或者说新的学术空间；海外华文文学与华人流散写作的研究，则为跨文化诗学提供了不断生长的新的视界、新的机遇、新的对话模式，乃至新的融合和超越的机缘，尤其是为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有助于人们用跨文化诗学去发现和拓开新的诗学命题。“这种研究从理论上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文学想象，进一步展开异国文化的对话和不同文化的相互诠释”（乐黛云语）。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体会，有了这样的观察和思考，方有可能产生深刻的对话，并生成出问题意识，也才有可能获得解释华文文学的能力，让批评理论或诗学研究能够建立起自己认知、把握和透视世界的方式，并能以诗学的眼光去理解和感悟跨文化语境中华文文学存在的奥秘，分享海外华人文化的“密码”。或许这是建构当代华文文学诗学理论与批评精神的重要途径。上述的理念和构想，在“前沿问题与诗学建构”（第一章）、“流散写作与文化境遇”（第二章）这两章里，笔者就个人感兴趣的问题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走向经典与华文书写”（第三章），既有对全球化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如何经典化、华文诗歌走向经典何以可能展开讨论，同时抓住解读华文诗歌的重要关键词并对海外新移民诗群进行评述和解说。看似对经典的一种理解和分析，其实是以当代性的眼光和方式阐述自己理想和期待视野中的华文文学（诗歌）。探讨经典、体悟经典、增强经典意识，其实就是对跨文化诗学构想的一种检验，更是对笔者始终极力提倡的批评研究应与创作实践产生真正互动的一种意愿。当然，经典的认知与华文文学作品的洞察，要获得深度且具有充分的说服力，需要个人感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华文文学经典的走向和回望，其立足点乃是跨文化视域。正因为如此，在“区域研究与期待视野”（第四章）中，无论是回眸抑或检视，也不管是困惑还是期待，同样是通过跨文化语境来参与阐释的。一孔之见未臻成熟，希望得到同行方家的指正或切磋，但愿能引起华文文学世界的密切关注与交流对话。
走向跨文化诗学建构的努力，在具体的探研过程中，个性的彰显与学术的自立显得特别重要，同时又不能背离对事物的辨证把握，更不能脱离具体文本加以臆说图解。跨文化诗学所寻求的，应是以感性为前导的情理并茂的美学审视或诗学对话。下编的“台港澳文学”，作为特殊的文学空间，既有不同于大陆本土文学的特色，又有区别于海外华文文学的景象，明显的为跨文化诗学建构提供了另一种图景或程式。“文化生态与现象透视”（第五章），乃是立足于当代台港澳文学的一种观察态度。应该说，台港澳的文学格局在当代文化大潮中一直处于变化之中。选择不同的视点和研究对象，不仅可以看到一代人的文学观念、精神姿态和表现方式不断在发生变化，就连诗人作家们的出场方式、作品传播方式都与传统的作家不尽相同，当然也与海外华文文学有所区别。不同地域的文化语境及其变化，总是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人们的文学观念。从这个意义说，敢于面对当代多变、流动的包括台港澳文学在内的整个华文文学世界，去捕捉其中带有关键性的变化和对各种文学文化现象加以审视，在我看来是相当必要的。
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探析，创作的比较与文本的解读，都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个案阐释与诗学对话”（第六章），是笔者对台港当代个体诗人及其作品展开的系列批评。这些诗人中既有重量级的大诗人（如洛夫），又有相当活跃的中坚诗人（如绿蒂、张诗剑），更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实力派女诗人（如蔡丽双、度母洛妃、文榕、林明理）。可以说，所选的诗人在台港诗坛乃至当代华语诗坛不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均与笔者有着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交往。与台港澳诗人的交流对话，只是笔者对当代汉语诗人作家观察对话的其中一部分。对于当下华文文学（诗歌）批评的写作，有些人认为批得少，急切希望能看到那种锋利如剑且直指问题关键的笔锋，哪怕是淋漓尽致的痛击，来赢得读者欣赏上的快感，以期突显批评的真意。这种想法固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应该看到，至少还存在着另一种诗学对话，一种寻找和发现美的批评，一种洋溢着温存的批评。可见，对于台港澳文学的批评，不论是批或者评，都应进入一种状态——观察的广度（视野）与思考的深度（见识），并保持批评的纯正、独立品格和精神。尤其是对于诗歌评论，更不能失去深度与广度之维。否则，它将失去其诗学意义。
书海茫茫疑无路，学林处处有奇津。在开放而自由的原则统摄下，有跨文化诗学这一盏远岸遥灯时时照耀，无论是对诗学理论与批评的构想还是面对具体作家与作品，或者是对现象的反思，一旦涉入当代的、历史的、本土或异质文化的，特别是跨文化的不同语境中，学理层面上的思考与对话，不仅需要在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敞开，而且还需要在文本与文本、作者与作者之间展开。更为关键的，则是如何本着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原则，在诗学研究或批评循环中延展，以此走向不断深化、不断发掘、不断总结，直至瑧达澄明之境的诗学大道中……
思绪纷呈。蓦然回首，仿佛看到自己转身之后从事文学批评研究的蜿蜒足迹。在不断延伸的征程上，除了学会以平常心去面对已然收割或尚待收割的所谓“成果”，并化为一份平静安详、一份悠然自得外，真正令自己感动和兴奋的，应是在路上所收获的关怀与鼓励、高谊与隆情，这绝非名利权贵所能领略。因此，对于来之不易的这一切，我唯有充满感恩。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著名教育家、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先生的青睐与奖掖。是他，在百忙之中亲自为本书作序；是他，独具慧眼地提议将本人由华文学院转调文学院，负责和担任华大文学院新增设的“海外华文文学理论与批评”专业方向学科带头人，让我对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倍增信心，获取更大的动力源。我同样感谢华大文学院院长孙汝建教授，他的亲切关怀与宽容大度，尤其是礼贤下士的情怀，给予我莫大的鞭策。当本书列入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学术著作即将正式出版之际，我还要感谢海内外所有曾经投以关切眼光的良师益友们的真诚鼓舞和深厚情意……
记得笔者在《时光的变奏——写在大学毕业30年之际》篇章中有过一段文字，颇合此时的心境。谨录于此，作为结语，聊博读者诸君一粲——
走在渐行渐远的路上，我洞穿身体，打开的想象漫溢一地春光，依稀映现出梦里江山与诗意年华。
抚摸不息流淌的时间，我洞开思想，背后的故事仿佛无声诗行，荡漾起一条记忆之河与感动涟漪。
俯身拾起一块石头，在敲击中闪烁蓝色火苗；
举头默数满天星光，在孤独中编织未来景观。
2015年春初稿、秋定稿于华侨大学 本文系作者即将出版的论著《跨文化诗学建构》一书之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