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街上没有几个行人，脚步匆匆，走向各自的去处。

有一个穿着旗袍的女青年闯入了这条街，就像一头惊恐迷路的小鹿，她没有去处，也没有方向。因为在几个小时前，她刚从巨福路的一处花园豪宅里出走。在大上海这个迷乱的城市里，她从这条马路走到那条街，不知不觉地走过了几十条马路，也许是半个上海滩。她的颈上是一条白色的围巾，腋下还夹着一本书，那本书也无法把她领向一个温暖该去的地方。

寒流袭来，冷风嗖嗖，梧桐树上已经见不到一片叶子，枯黄的树叶在地下打滚，在她的脚下围成了一团。天空中的白云一片凄凉惨淡，越来越黯淡，好像要下雨。不，已经有稀疏的雨滴，一滴一滴地从天上飘向大地，其中有一滴飘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和天上云色同样的苍白，大脑已处于半麻木的状态，不知道东南西北，更不知道应该再走向哪一条街？一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在她背后响起，惊动了她，她转过脸看见了一个穿邮递员制服的人就在自己身旁，那顶帽子下面，是一张年轻人的脸。

他问她：“你在等人？”她摇摇头。他打量了她一下，又问，“你要去哪儿？”她轻声回答：“我也不知道。”

他推自行车要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因为有几滴雨也飘落在他的脸上，他对她说：“天要下雨了，你没有雨伞，应该躲躲雨。”

“躲雨？”她的声音很无奈。

他说：“街对面的那间屋子，就是我的住处，你可以去躲一下雨。”

她看着他的脸问：“你说街对面的那间屋子？”

他回答：“是的，就是街对面的那间小屋。”

这时候一辆黄包车从街上飞奔而过，黄包车夫也不愿意在这种气候下拉客，想快点赶回家去。

没有几分钟，天色又增加了一层灰暗，雨滴子更密了，街上几乎看不见行人了。她跟着他走过了那条七八公尺宽的街道，似乎是趟水过了一条小河，有点儿凉，也有点儿怕。

他用钥匙打开一把挂锁，推开门，“嘀嗒”一下拉亮屋里的电灯，那是一个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十几支光的小灯泡。她看清楚了，一间小的不能再小的屋子，大概只有六七个平方米。里面靠墙是一张木板床，床边是一张油漆剥落的木桌，木桌这边有一个熄了火的煤球炉子，煤球炉子上有一个被熏黑的铁锅。当他把那辆自行车推进屋里，两个人再也没有转身的余地。

他把门关上，插上门后的木头插销。她在他插门的时候，“啊”了一声。他转过脸说：“你放心吧，我不是坏人。”然后转过身来，几乎碰到她的身上，他说，“屋子太小了一点，你找个地方先坐下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可找，坐在了床沿边上。

在他说话的时候，她突然看清楚桌上有一尊小小的佛像，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一尊袒露着大肚子的笑眯眯的弥勒佛。她拉了一下旗袍，在床沿上坐下来。

这个秋夜特别冷，气候又下降了好几度，好像进入了冬天一般。木门后贴着旧报纸，冷空气仍然能从破纸的缝隙间钻进来。秋雨绵绵，浇湿了墙上唯一的一扇小窗。两个人都能听到外面淅沥的雨声，和屋檐上掉落下来的滴水声。屋内的电灯已经关熄，但是桌上的小佛像前的一个酒盅里插着一支香，香已燃到一半，点滴火光在黑暗里闪烁，还有一缕清香漂浮在寒冷的空气中间。

她睡在那张木板床上，盖着他的被子。而他只能坐在床沿上，因为屋里没有一把椅子，他的头搁在桌上，两条胳膊当作枕头。他已经把所有能穿的衣服全穿在身上，两件外套，三条裤子和四双袜子，用来抵御深秋的寒冷，他将伏在这张桌子上熬过一个漫漫的寒夜。

他能感到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床板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因为同样的床板也延伸到他的臀下。他猜想在她身上肯定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睡觉前，他并没有问清楚她的情况。他去附近的老虎灶打来一瓶热水，他的邮件包里还有一块饼子，他和她分享了那块被热水泡软了的饼子，然后他让出了自己的床。他也想到，孤男寡女在这间小屋里，她能对自己放心吗？他正襟危坐，尽量不动弹。倦意来临，他顾不到想这想那，他感到自己快要进入梦乡，那是脑袋搁在桌子上的梦。

他好像听到她在说话，“大哥，你冷吗？你把床和被子都让给了我。”

他不清楚自己是在梦中还是醒着，他感觉到自己从额头下面抽出一只手来，那只手在她的被子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然后他也听到了自己的说话声音，“你安心睡吧，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的一只手从被子里面伸出来，突然间，握住了他的那只手。就这样，两只手握了整整一夜。

七十多年前，我的外婆就在那间小屋里认识了我的外公，外公就是那个年轻的邮递员。后来在那一小块玻璃窗上多出了一个“喜”字，小屋就成了外公和外婆的新房。再后来，糊报纸的墙上多了一张胖娃娃的年画，小屋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啼声，那个小孩就是我的母亲。外婆早已学会了在门外生火点燃煤球炉子，然后把煤球炉子提进屋里，给这间小屋里增添几分温暖。外公一直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邮递员，那辆自行车已经锈迹斑斑。

岁月如梭，中国大地上经过了一次次动荡，政权更迭。

当我舅舅出生的时候，邮电局给外公分配了一间较大的屋子。这间小屋因为实在太小，也没有被收去，仍然留在外公的名下，里面放点杂物之类。外公外婆也经常去那里看看。这个小屋的故事，已经从外婆嘴里传到我妈妈那儿，又传到了我们第三代。

记得我小时候，外婆还带我来过这个小屋，桌上的那尊小佛像还在。

“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我少年的时候就问过外婆，认为出走挺好玩。

外婆笑笑，“你还太小，不懂。”

当我长大了一些，又问外婆：“一个大姑娘睡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小屋里，你不害怕吗？”

外婆说：“起初，我有点害怕，后来我看到了桌上的小佛像，就不害怕了。还有，你外公穿的是邮递员的服装，面相和善。”外婆说起过，待她最好的是她的乡下外婆。她的外婆信佛，每天要在观世音像前燃香。虽然这个小屋里的桌上是一尊弥勒佛像，她知道也是佛。佛和佛应该是相通的。

我就问她，观世音和弥勒佛是女是男的问题。外婆笑了，说：“是男是女不重要，普渡众生，众生有男有女。”

后来，中国大地上又经历了一场浩劫。外公因为在邮电局勤勤恳恳地干了几十年，已经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造反派揪斗他的时候，说他是三青团的特务，利用送邮件的身份传递特务情报。其推理是这样的，你一个小小的邮递员，资产阶级的大小姐怎么会嫁给你？外公说，外婆是自动送上门来的。那些人瞪大眼睛问，“凭什么？你就编吧，特务就是能编。”外公和他们讲不清楚。在那个年代，许多道理是讲不清楚的。外公被整得身心交瘁，更严重的是医生在外公的身上查出了晚期癌症，治疗也没用，少则半年，多则八九个月，让他在家里等待末日的到来。可是造反派仍然不肯放过他，还要株连“资产阶级大小姐”的外婆。”

家里人商量后，决定把外公和外婆转移出去。造反派三番五次地找上门来，家里人就说外公和外婆出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造反派甚至派人找到了乡下，也没有找到他们的影踪，以为外公已经病死了。其实，外公外婆大隐隐于市，就躲在造反派不知道的那个小屋里

他们如同回到了以前的岁月，那个煤球炉子还在，外婆又生起了火为屋子里添上几分热量，同时也为外公煎熬几贴中药。桌子上的佛像被包起来藏在床底下，那个年代谁也没有胆量烧香拜佛。

世界上真的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那场浩劫也降温了。外公仍然活着，他再去医院检查，肿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以后外公又活了二十多年。我好奇地问过原因，外公也说不上来。我问，“是不是外婆煎熬的那些中药起了作用？”外公说，“也许吧”。但那些中药也是很便宜很普通的清凉排热解毒的药草。

“那是菩萨保佑。”外婆一脸虔诚。尽管那时候，那尊小弥勒佛还躲在他们的床下。外公却很幽默，“外婆也是被菩萨送到这间小屋里来的。不然我这么一个穷邮递员怎么会娶到资产阶级大小姐，凭什么？”

那时候我已经长大，再去问外婆离家出走的原因，外婆告诉了我。她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三房姨太太，因为吸鸦片成瘾，在外婆七八岁的时候就病死了。后来她的父亲又娶了一房姨太太。虽然，外婆过的也是有钱人家小姐的日子，但并不幸福。她每天听到的都是冷言冷语，另几房太太明争暗斗，对她这个失去亲娘的小姐更是白眼相加。她知道自己在那个家里，除了作为出气筒外，是一个多余的人。后来父亲为了生意上的发展，逼着她这个刚跨出校门的女儿嫁给一个上海滩上的大亨，去做人家的填房。

外婆把她珍藏着的那本纸张发黄的旧书拿给我看，当年这本书是她出走的精神支柱。这是一本挪威戏剧家易仆生的翻译作品， 娜拉是戏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名，“娜拉出走”是那个年代青年女子不满家庭的反抗形式，但是走出家庭后，前途渺茫，凶险莫测。外婆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在上海滩上胡乱奔走，没有想到，会撞进了一个年轻邮递员的小屋。

用外婆的话说，那是她和外公的缘分。而在外公眼里，外婆是降临那间小屋的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