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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游欧札记之十:足球,足球
作者:张光武  发布日期:2016-01-04 14:05:37  浏览次数: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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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是现代足球的故乡。在欧洲旅行,不是你踢足球,就是足球“踢”你。

踏上意大利,我身不由己地陷入浓浓的足球文化中。旅行车路过一些城市广场,导游会告诉你,当有足球比赛时,这些广场人头攒动。球迷会在此为所支持的球队欢呼,为球队的失败沮丧。当有重要比赛时,一些超市会广而告之:若你支持的球队获胜,当天购买的东西凭小票全部退款。于是,比赛前,球迷和居民们蜂拥去超市抢购物品,甭管需要否,搬到车上再说。导游小陈告诉我,2014年世界杯,意大利对哥斯达黎加的比赛。赛前人们都看好意大利队。小陈和室友去超市买了一万多欧元的饮料和食品,坐等退款。结果,意大利队0:1输给了哥斯达黎加队,小陈“们”没发财,还为处理这些食品发了愁。

我女儿是意甲尤文图斯的球迷。在她的要求下,我们在都灵参观了尤文图斯俱乐部的尤文图斯竞技场。尤文图斯队是百年老店,历史战绩辉煌。球场旁有一座球队博物馆,保存着球队的各种资料,奖杯、证书、球员的照片等,同时利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再现当年鏖战的场景,使参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出售球队用品的“旗舰”店中,人们可以买到有尤文标志的队服、徽章等物品。  

     尤文图斯球星皮尔洛,身着21号战袍

女儿买了一件尤文的队服,希望印上她崇拜的球星“21”号皮尔洛名字(商店有一项收费业务,为球迷印球星队服号和名字),被拒绝了,原因是皮尔洛已经转会到纽约城,新的“21”号是新外援迪巴拉,所以“21”号球衣不能印皮尔洛的名字。这事如果在国内,我不知道这种送上门的买卖做不做?

进入西班牙著名城市巴塞罗那,能够看到许多房子的窗户和阳台上展示着一种“红黄相间”的旗帜,成了城市一景。仔细询问,得知,这种红黄相间的旗帜是加泰罗尼亚区旗,而巴塞罗那市是意大利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原本区首府所在地挂区旗应该是天经地义,不新鲜。但就是这个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由于历史、经济、文化、语言等原因,从十九世纪以来,要求独立的分离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在独裁者佛朗哥统治西班牙的36年间,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采取残酷镇压政策,无数加泰罗尼亚人被抓、被杀,公开场合不允许讲加泰语,不允许挂加泰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人们改在足球场上用加泰语欢呼,极端者甚至打出加泰“独立旗”。因为足球场看台上人头攒动,法不责众,警察也无奈。此时,足球场成了人们宣泄情绪的最佳场所。

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实行民主改革,结束了独裁统治。加泰罗尼亚人合法地挂“红黄相间”的区旗,加泰区的球队——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简称巴萨)多次将客场比赛的队服设计成“红黄相间”的款式。他们胸前的队徽上,也有“红黄相间”的图案。这些现象是否在“委婉地”表达某种独立的倾向?作为旅游者,我只能呵呵。
在诺坎普博物馆中,通过耳机,人们能够听到现场球迷唱的巴萨队歌

西班牙的足球不仅仅是足球,还是政治。佛朗哥善于把足球运动与疏导人们的热情,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成功结合,他相信,“有了电视和比赛日,人们就没有任何可抱怨的了”。为了防止劳动节工人们上街游行,他下令电视台全天播放引人入胜的足球比赛的精彩片段,使劳动者沉浸其中,远离政治。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支久负盛名的球队——皇家马德里(简称皇马)。皇马被认为是佛朗哥的“御用”球队,“皇家”二字是佛朗哥“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当时国王的名义命名的,多年来倍受诟病。但佛朗哥利用足球外交,扩大影响力却很成功。1955年圣诞节,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游击队秘密访问西班牙,与皇马比赛,打破了当时国际社会对西班牙的外交制裁。故伎重演,当西班牙取得欧洲杯主办权后,佛朗哥给所有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的球员发放签证。然后,西班牙国家队在决赛阶段横扫匈牙利和苏联对夺冠,为西班牙的形象“增分”不少。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还有一只著名球队——马德里竞技(简称马竞)。马竞以平民色彩赢得球迷,他们的球衣设计成红白相间的竖条纹。因为当时西班牙大部分的床单都是红白相间的竖条纹图案,有人戏言,不知道居民阳台上晾晒的是马竞球衣还是床单?每逢比赛日,球场中“充满工人阶级雄壮的歌声”。甚至有资料记载,在西班牙内战中,左翼民兵会穿着马竞的球衣去战斗。与充满贵族气息的皇马球衣比较,马竞球衣的平民特色,充分体现了西班牙足球中的那条“看不见的界线”。

英国的曼彻斯特市,世界著名的工业城市。它的历史与文化许多人可能不清楚,但是如果把“曼彻斯特”四个字嵌入足球队名字,人们会脱口而出:曼彻斯特联足球俱乐部(曼联)和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曼城)。两个俱乐部都有百年的历史,所不同的是,曼联堪称豪门,球星云集,“大腕”辈出;而曼城因财力雄厚而底蕴不足(没拿过欧州冠军杯),被球迷诩为“土豪”。

 

 

旅行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曼联主场—— 老特拉福德球场。已是傍晚,球场内人声鼎沸,曼联鏖战正酣,球场外小摊上,随风摆动的围巾和纪念品格外醒目。我被球场外墙上一些特别“装饰”所吸引。一个钟表雕塑,时间定格于1958年2月6日下午3点04分;一张球场示意图,上面标有部分球员名字;一幅球员赛前亮相的照片,每双眼睛都充满求胜的渴望;具有曼联特征的花圈和花束。这一切都与57年前的那场令人心碎空难有关。

1958年2月6日,由年轻球员组成的曼联在南斯拉夫淘汰了贝尔格莱德红星,当天乘坐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国,在德国慕尼黑机场加油。下午3点04分,飞机在狂风暴雪中试图第三次起飞,因为跑道积雪,机长发现飞机没能达到应有速度,起飞无望,刹车不能,冲出跑道,撞在一栋建筑物上,断成数截,起火爆炸,导致8名曼联球员罹难,酿成世界足球史上空前灾难。

当时,悲观的情绪在英国足球界蔓延。许多人觉得,曼联完了,英国足球完了。

两个月后,人们惊喜的看到,空难中身负重伤的马特·巴斯比又一次站在主教练位置上。在他10年的不懈努力下,曼联由一个凑不齐首发阵容的“烂摊子”,重回欧洲足球巅峰,1968年夺得了欧洲冠军杯。

今天,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边,屹立着马特·巴斯比爵士的雕像。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这位振兴了曼联,也振兴了这座城市的英雄。站在巴斯比雕像前,我想到中国足球。八十年代上大学时,记得在世界杯预选赛的一场比赛中,宋世雄解说道:“这场比赛只要踢平,就能出线。”九十年代,我听过这句话:我们抽到了“上上签”,出线有希望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专家们有时会“信誓旦旦”地说:“中国能否出线,要等××队与××比赛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让我感觉,中国足球越搞越抽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社会发展、文化差异、足球传统、经济基础等条件以外,人心浮躁、急功近利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我们的俱乐部,输了几场球,换教练;成绩不佳,卖球队;培养球员太慢,撒钱招“腕”;混不下去,挪地(儿)。从2004年中超元年开始,只有北京国安等少数几个俱乐部保持原有的队名和主场。我佩服曼联的管理层,他们给巴斯比10年的时间,使他有充分的机会展示才能,也使球队一步一个脚印(儿)地走向辉煌。但是我们部分球队的管理层,越来越“等不及”了,别说10年,甚至连一个完整的赛季都等不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梁漱溟先生说到:“这时候最大的毛病,是把一切的生活都一节节的化为手段,凡事总先想想为着什么的。譬如,为何念书,为的是将来做事,为了赚钱,为的是吃饭、养家等等。一切都先看看是为甚么,把一切都化作手段,生活不能于当下得满足。当下的都不是目的,都感到不舒快,这就是到了阴冷、沉滞、麻痹的时候。”

我斗胆“套用”将梁老先生的话来评论一下中国足球:“现在足球界最大的毛病,是把每场比赛化为手段,凡事总想着成绩。为何搞足球,为了赚钱,为的是成绩。把比赛化作手段,把名次当作目的。如果到了名次不佳,管理层就感到不爽,这就是到了中国足球失去希望的时候了。”

梁老先生是哲学家,他或许从哲学的高度告诉我们,振兴中国足球,首先要厘清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成者柳暗花明,败者欲速不达。令我欣慰的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除了雾霾常光顾,还有永远争第一的“国安”。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传闻北京国安正在进行转让谈判,国安估价30亿人民币。如果北京球迷不买账,它还值这个价吗?)

游欧归来,感受了一把人家的足球文化。我明白了,足球不仅是运动,还是文化,更是政治。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多次对发展中国足球事业做出指示,仅仅是希望国足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吗?显然不是。今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在曼城主场,与球星阿圭罗玩起了自拍,画面中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好歹挤进了半张脸,难道他缺露脸机会吗?非也,卡梅伦明白,此时小小的足球正在搅动中英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向前发展。     

2015年,中国足球界有两件事令人关注。一是传闻广州恒大和皇马在马德里创建足球学校,被皇马一口否认,说这是违法行为;二是万达入股马竞,被吐槽成“借球卖楼”。2011年,王健林出手5个亿资助中国足球,结果是“高薪养帅”,一个卡马乔把中国队整的“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就在王健林郁闷之际,许家印却春风得意,广州恒大三年两夺亚冠,给中国足球球打了一支“强心针”。这说明,足球在现代社会中影响力越来越大,扮演着越来越瞩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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