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是现代足球的故乡。在欧洲旅行，不是你踢足球，就是足球“踢”你。
踏上意大利，我身不由己地陷入浓浓的足球文化中。旅行车路过一些城市广场，导游会告诉你，当有足球比赛时，这些广场人头攒动。球迷会在此为所支持的球队欢呼，为球队的失败沮丧。当有重要比赛时，一些超市会广而告之：若你支持的球队获胜，当天购买的东西凭小票全部退款。于是，比赛前，球迷和居民们蜂拥去超市抢购物品，甭管需要否，搬到车上再说。导游小陈告诉我，2014年世界杯，意大利对哥斯达黎加的比赛。赛前人们都看好意大利队。小陈和室友去超市买了一万多欧元的饮料和食品，坐等退款。结果，意大利队0:1输给了哥斯达黎加队，小陈“们”没发财，还为处理这些食品发了愁。
我女儿是意甲尤文图斯的球迷。在她的要求下，我们在都灵参观了尤文图斯俱乐部的尤文图斯竞技场。尤文图斯队是百年老店，历史战绩辉煌。球场旁有一座球队博物馆，保存着球队的各种资料，奖杯、证书、球员的照片等，同时利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再现当年鏖战的场景，使参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出售球队用品的“旗舰”店中，人们可以买到有尤文标志的队服、徽章等物品。
尤文图斯球星皮尔洛，身着21号战袍
女儿买了一件尤文的队服，希望印上她崇拜的球星“21”号皮尔洛名字（商店有一项收费业务，为球迷印球星队服号和名字），被拒绝了，原因是皮尔洛已经转会到纽约城，新的“21”号是新外援迪巴拉，所以“21”号球衣不能印皮尔洛的名字。这事如果在国内，我不知道这种送上门的买卖做不做？
进入西班牙著名城市巴塞罗那，能够看到许多房子的窗户和阳台上展示着一种“红黄相间”的旗帜，成了城市一景。仔细询问，得知，这种红黄相间的旗帜是加泰罗尼亚区旗，而巴塞罗那市是意大利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原本区首府所在地挂区旗应该是天经地义，不新鲜。但就是这个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由于历史、经济、文化、语言等原因，从十九世纪以来，要求独立的分离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在独裁者佛朗哥统治西班牙的36年间，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采取残酷镇压政策，无数加泰罗尼亚人被抓、被杀，公开场合不允许讲加泰语，不允许挂加泰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人们改在足球场上用加泰语欢呼，极端者甚至打出加泰“独立旗”。因为足球场看台上人头攒动，法不责众，警察也无奈。此时，足球场成了人们宣泄情绪的最佳场所。
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实行民主改革，结束了独裁统治。加泰罗尼亚人合法地挂“红黄相间”的区旗，加泰区的球队——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简称巴萨）多次将客场比赛的队服设计成“红黄相间”的款式。他们胸前的队徽上，也有“红黄相间”的图案。这些现象是否在“委婉地”表达某种独立的倾向？作为旅游者，我只能呵呵。
在诺坎普博物馆中，通过耳机，人们能够听到现场球迷唱的巴萨队歌
西班牙的足球不仅仅是足球，还是政治。佛朗哥善于把足球运动与疏导人们的热情，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成功结合，他相信，“有了电视和比赛日，人们就没有任何可抱怨的了”。为了防止劳动节工人们上街游行，他下令电视台全天播放引人入胜的足球比赛的精彩片段，使劳动者沉浸其中，远离政治。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有支久负盛名的球队——皇家马德里（简称皇马）。皇马被认为是佛朗哥的“御用”球队，“皇家”二字是佛朗哥“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当时国王的名义命名的，多年来倍受诟病。但佛朗哥利用足球外交，扩大影响力却很成功。1955年圣诞节，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游击队秘密访问西班牙，与皇马比赛，打破了当时国际社会对西班牙的外交制裁。故伎重演，当西班牙取得欧洲杯主办权后，佛朗哥给所有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的球员发放签证。然后，西班牙国家队在决赛阶段横扫匈牙利和苏联对夺冠，为西班牙的形象“增分”不少。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还有一只著名球队——马德里竞技（简称马竞）。马竞以平民色彩赢得球迷，他们的球衣设计成红白相间的竖条纹。因为当时西班牙大部分的床单都是红白相间的竖条纹图案，有人戏言，不知道居民阳台上晾晒的是马竞球衣还是床单？每逢比赛日，球场中“充满工人阶级雄壮的歌声”。甚至有资料记载，在西班牙内战中，左翼民兵会穿着马竞的球衣去战斗。与充满贵族气息的皇马球衣比较，马竞球衣的平民特色，充分体现了西班牙足球中的那条“看不见的界线”。
英国的曼彻斯特市，世界著名的工业城市。它的历史与文化许多人可能不清楚，但是如果把“曼彻斯特”四个字嵌入足球队名字，人们会脱口而出：曼彻斯特联足球俱乐部（曼联）和曼彻斯特城足球俱乐部（曼城）。两个俱乐部都有百年的历史，所不同的是，曼联堪称豪门，球星云集，“大腕”辈出；而曼城因财力雄厚而底蕴不足（没拿过欧州冠军杯），被球迷诩为“土豪”。
旅行中，最让我难忘的是曼联主场—— 老特拉福德球场。已是傍晚，球场内人声鼎沸，曼联鏖战正酣，球场外小摊上，随风摆动的围巾和纪念品格外醒目。我被球场外墙上一些特别“装饰”所吸引。一个钟表雕塑，时间定格于1958年2月6日下午3点04分；一张球场示意图，上面标有部分球员名字；一幅球员赛前亮相的照片，每双眼睛都充满求胜的渴望；具有曼联特征的花圈和花束。这一切都与57年前的那场令人心碎空难有关。
1958年2月6日，由年轻球员组成的曼联在南斯拉夫淘汰了贝尔格莱德红星，当天乘坐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国，在德国慕尼黑机场加油。下午3点04分，飞机在狂风暴雪中试图第三次起飞，因为跑道积雪，机长发现飞机没能达到应有速度，起飞无望，刹车不能，冲出跑道，撞在一栋建筑物上，断成数截，起火爆炸，导致8名曼联球员罹难，酿成世界足球史上空前灾难。
当时，悲观的情绪在英国足球界蔓延。许多人觉得，曼联完了，英国足球完了。
两个月后，人们惊喜的看到，空难中身负重伤的马特·巴斯比又一次站在主教练位置上。在他10年的不懈努力下，曼联由一个凑不齐首发阵容的“烂摊子”，重回欧洲足球巅峰，1968年夺得了欧洲冠军杯。
今天，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边，屹立着马特·巴斯比爵士的雕像。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这位振兴了曼联，也振兴了这座城市的英雄。站在巴斯比雕像前，我想到中国足球。八十年代上大学时，记得在世界杯预选赛的一场比赛中，宋世雄解说道：“这场比赛只要踢平，就能出线。”九十年代，我听过这句话：我们抽到了“上上签”，出线有希望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专家们有时会“信誓旦旦”地说：“中国能否出线，要等××队与××比赛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让我感觉，中国足球越搞越抽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社会发展、文化差异、足球传统、经济基础等条件以外，人心浮躁、急功近利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我们的俱乐部，输了几场球，换教练；成绩不佳，卖球队；培养球员太慢，撒钱招“腕”；混不下去，挪地（儿）。从2004年中超元年开始，只有北京国安等少数几个俱乐部保持原有的队名和主场。我佩服曼联的管理层，他们给巴斯比10年的时间，使他有充分的机会展示才能，也使球队一步一个脚印（儿）地走向辉煌。但是我们部分球队的管理层，越来越“等不及”了，别说10年，甚至连一个完整的赛季都等不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梁漱溟先生说到：“这时候最大的毛病，是把一切的生活都一节节的化为手段，凡事总先想想为着什么的。譬如，为何念书，为的是将来做事，为了赚钱，为的是吃饭、养家等等。一切都先看看是为甚么，把一切都化作手段，生活不能于当下得满足。当下的都不是目的，都感到不舒快，这就是到了阴冷、沉滞、麻痹的时候。”
我斗胆“套用”将梁老先生的话来评论一下中国足球：“现在足球界最大的毛病，是把每场比赛化为手段，凡事总想着成绩。为何搞足球，为了赚钱，为的是成绩。把比赛化作手段，把名次当作目的。如果到了名次不佳，管理层就感到不爽，这就是到了中国足球失去希望的时候了。”
梁老先生是哲学家，他或许从哲学的高度告诉我们，振兴中国足球，首先要厘清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成者柳暗花明，败者欲速不达。令我欣慰的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除了雾霾常光顾，还有永远争第一的“国安”。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传闻北京国安正在进行转让谈判，国安估价30亿人民币。如果北京球迷不买账，它还值这个价吗？）
游欧归来，感受了一把人家的足球文化。我明白了，足球不仅是运动，还是文化，更是政治。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多次对发展中国足球事业做出指示，仅仅是希望国足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吗？显然不是。今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在曼城主场，与球星阿圭罗玩起了自拍，画面中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好歹挤进了半张脸，难道他缺露脸机会吗？非也，卡梅伦明白，此时小小的足球正在搅动中英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向前发展。
2015年，中国足球界有两件事令人关注。一是传闻广州恒大和皇马在马德里创建足球学校，被皇马一口否认，说这是违法行为；二是万达入股马竞，被吐槽成“借球卖楼”。2011年，王健林出手5个亿资助中国足球，结果是“高薪养帅”，一个卡马乔把中国队整的“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就在王健林郁闷之际，许家印却春风得意，广州恒大三年两夺亚冠，给中国足球球打了一支“强心针”。这说明，足球在现代社会中影响力越来越大，扮演着越来越瞩目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