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年,人生半百过。见朋友写诗有这样的句子:“ 文革半百黄粱在,春水一江直向东”,用它来说数月前的“ 十日文革终被弃”现象,还是有诗词力度的。我更觉得上联句深刻, “文革半百黄粱在”,实在反映我们对文革的爱恨有加,欲弃不离, 要做这黄粱梦的人大有人在,那“春水一江直向东” 的实力抵不过这些做梦人的势力。

反思文革,不妨拿我们熟悉的同代人、在澳洲生活定居却英年早逝的 杨小凯教授的认知来温故知新。因为学术成就突出, 人们所知多以其分工经济学理论为贡献,至于这理论是否永传后世, 我既完全无知又无能力判断,而他一生与文革的联系,还有后来他对 文革反思的一些文章,我以为, 却是可以让后人记住并引起永久的兴趣的。简单的理由是, 这个文革话题并没有真正地开展过自由学术讨论, 留下很多的迷可以给未来人去研究, 而这文革及讨论要离开杨小凯此人此名, 恐怕如月不能常满月那样月有圆缺。

我看杨小凯谈文革的文章不多,就拿看到他的《再谈文革》 一文来借题反思。以他文革坐十年监的亲身经历, 杨小凯怎么恨文革都不为过,也能引起人们的同情理解。 他本来很容易就作出对这场“文革”表示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 然而,他却对其好坏对其对错不作表面化的评论, 而是深究为什么会有文革发生在中国这样史无前例的天下大事, 如西方探究事理,凡事都要先发问个为什么。

当官方强调“文革是造反派杀人放火”,杨小凯要澄清事实, 指出广西的大屠杀和湖南的血染道县,这些都是有官方背景的“ 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大清洗。 而这种清洗因后来把一切罪过归咎于“造反派”变得名正言顺, 特别是周恩来领导下的清查“五一六”,几乎把一切“造反派” 甚至同情者都打扫干净。冤案甚多甚重, 不比红卫兵造反派初期的打砸抢为轻。这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议论前期清算红卫兵恶行并不多过后来打杀红卫兵残酷。

杨小凯说,“以中共的历史而言,老红卫兵的打砸抢,道县大屠杀, 广西大屠杀都与共产党土改中的大屠杀是一脉相承的。 文革中的造反派也有暴力行爲,但这种暴力行爲一是分散和无组织, 二是不少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三是根本没有共产党的系统暴力那么惨无人道。 而现在在官方的宣传中,文革的暴力全成了造反派的罪行, 而保守派个个升官,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具讽刺意味的是, 文革中以反迫害爲名,批判血统论,和下令禁止联动(高干子女红卫 兵)杀人暴行的还是陈伯达和中央文革。他们眼看刘、邓、 周接过结社自由牌,爲了打击他们的政敌,由陈伯达出面发难, 批血统论,解散联动的劳改营。无庸讳言,我们这些‘狗崽子’, 那时的确高兴, 而且都打著支援中央文革的招牌揭露联动令人发指的暴行。”

“造反派”是个非常名,有官方支持的,也有非官方的, 或介于两者间的,要搞清哪是哪派的造反派,所谓派中有派, 确实是个错综复杂的梳理工作,如清华学生“造反派” 就明显与北大党组书记聂元梓“造反派”很不一样。“造反派” 有贬有褒,反反复复,最后还是遭贬。当官方定“造反派” 为坏名后,一切罪行便都可以象垃圾堆那样往“造反派”头上扔去。 杨小凯要为文革的“造反派”说些“好话”,显然, 会得罪很多文革受迫害的人, 而在这样难以一言而尽或畅所欲言的时候,杨小凯“特别希望大陆的 文人们,在反省文革时,不但注意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 而且特别注意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在文革前和文革第一阶段和文革第三 阶段中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

杨小凯认为,文革的群众组织,体现结社自由的思潮。 这个看法曾在香港特区激起过嘲笑, 笔者近日偶看到微信群里有人主张文革有其两面性, 抗议报复甚至暴乱有其理,如自然灾害时期四川、安徽、河南、 甘肃、山东五省死人最多。文革中, 已被调到江苏的前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被甘肃造反派揪回甘肃批斗, 说他执政时让甘肃人民饿死130万。 人民大众在文革初找到这个自由结社集会机会清算其血债。 我们后来重视同情被批斗者,却忽略他们当时为何受批斗。 这恐怕就是“文革半百黄粱在”的另一个解释, 贪官腐败怎么没在文革中灭掉,反而变本加厉地横行大地, 因而需要再来一次文革。维稳已经精疲力尽,革命已经流血牺牲, 无产成有产者怎能让其他无产者再来一次。混乱动乱暴乱, 早提醒文革后接班人和未亡人此时万万不可再来一次。 我们的识大体顾后代不说,让儿子辈反问, 怎么可能没听老爸老妈说人间竟有这样荒唐事是真,反倒让孙子辈理直气壮说,我爷爷奶奶经历过的不会有假。 这个爷爷辈的真,是否是我们爷爷辈那个颠覆历史教科书的真呢

考虑有人不赞同文革有“结社自由”的看法,杨教授说,“有人说‘ 红卫兵,造反派的意识形态都是共产党的附属品, 因此不能算真正的自由结社。’但是在中共历史上, 如果结社是非官方的,意识形态越接近共产党, 这种非官方结社受的迫害越厉害。因爲这种结社被认爲更危险, 是所谓“托洛斯基”分子。我在坐牢时碰到过很多自称‘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政治犯, 他们的下场比反共的反革命要惨得多。所以, 不管文革中的红卫兵相信什么意识形态,三人为伍就可以成立‘ 战斗队’,这本身是个很大的制度变化。”“自由结社会发展自由的 意识形态。”“结社和政党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 这好比说开放“党禁”比“报禁”更见社会自由的宽容与民主。

从上述所言,读者的我是否能作出这样的引伸,压抑太久的不能“ 结社自由”组织的中国人,加上反右四清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多么需要一个这样从天而降的机会去感受自由的空气; 蒙蔽太久的百姓大众,突然发现身边官员们的腐败不洁, 自己身处的竟是等级森严而非人人生而平等的专制社会, 如同遇罗克写反对血统论的《出身论》 绝不是没有历史背景的空想之作,城里“十一种人”包括农村“ 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加上民国时期军(排长以上)、警( 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工)和被新政权杀(死刑)、关( 在押)、管(被管制分子)的家属, 他们连奴隶都不如,多么需要一个这样的时机宣泄自己的不满厌恨, 于是,可想而知,这时人们表现出的情绪愤怒则难免几近疯狂,“ 天使与野兽”共存。悲剧在于, 这是党领导人在幕后时而失控时而放纵却而从未停止操纵的一场革命 ,一切都是为了重建党的秩序。

当痛定思痛时,人们想到的只是秩序,于是,为了秩序, 可以换一种方式,来一场无文化革命运动, 可称之有产阶级财产大瓜分, 也即是今天人们看到的一个与文革完全相反却思路一致的从“ 全民皆兵”走向“全民皆商”的大好形势。在澳洲的商业社会, 还能够有不播商业广告的ABC电台这个绿洲存在, 而号称教育领导人的中央电视台,却以特殊方式优先垄断商业广告, 而且并没有把这些收入作为全民财富进行再次分配,由此可见, 各级组织领导人在掠夺财产方面的极端追求, 哪还有半点所谓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夺财的官场与夺权的“造反派” 有何两样,正如当下纪委会随时叫走拿下的贪官与昔日红卫兵时时戴 帽批斗的官员,其形式做法上有何法理依据法理程序。

文革的教训, 终以个别人代罪和以维护固有的不平等秩序而告一终结。 悲剧更在于,历史失去了总结这次经验教训和改变制度的机会, 本来清晰的症结所在却被不准妄议而让这次所谓文化大革命变得如此 不清不楚,因此,这个能够发动文革的体制未变, 是谁也不能担保中国不会出现第二场类似比文化大革命还要大大的大 革命。

我是拥护巴金建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的, 因为物证人证事证在一天天减少,经历者在一天天消失, 历史在一天天忘记。有形物比无形物就是不一样,摆在哪里, 无妨任意解释。没有其他多思。杨小凯想法不同。 他先引述文革研究学者陈佩华反对巴金关于建立文革纪念馆的意见。 陈佩华争辩道,“目前中国人对文革的话语系统,完全受官方宣传的 操纵和误导,一旦建立文革纪念馆,整个话语系统无异于‘皇帝的新 装’故事中的局面,而建纪念馆会把官方对文革的解释更加固定化, 合法化。”对此,杨小凯赞同并提到,很多批评共产党的人, 甚至是不少香港和海外作者的意识形态和辞典,都没有跳出共产党的 “话语系统”和意识形态专政的阴影。因此之故,他主张, 需要一个独立于官方话语系统的对文革的反思。

确实,这无形的思想自由比建有形的博物馆更重要。杨小凯的“ 独立思考”能否带来“声张正义”,自由结社中国, 还要取决于他入狱的那张大字报的题目《中国向何处去》。路漫漫。 杨小凯先生早已安息,而我们幸存者心里还是想到文革后怕, 尽管年轻一代无知胆大唱红歌随“春水一江直向东”。

2016年4月15日 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