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已经九十七年了。 赶上放小长假五一旅游黄金周,又不逢五逢十,尚未到整百,
纪念的意味自然会冷淡很多,尤其在倡导国学,推崇孔子,热销《
论语》或《论语》心得的当下,
想搞纪念都会间接联想或直接带有强烈的反讽色彩,需要很多解说,
才能说清楚现在和过去没有干系,或现在有理过去胡来。
在某种程度上,五四最好离我们远去没有发生过,
如同有孟婆茶可喝能忘掉一切,
可五四精神分明是共产党宣传的核心,共产党的灵魂。因此,
任何颠覆之举都应是灵魂深处的一场大革命,如文革一样那般。
然而,非常实际的现实是可以把灵与肉分开的,
况且国人习惯颠覆可以敷衍,触痛可以换位,解释可以同情,
检讨可以过关,正如同平反右派照样可以不错,
否定文革依旧可以不改制那样。于是乎,
一批现代青年批判五四不亚于当年新青年创造五四的激进偏激全面彻
底。五四怎么了。讨论的深度,取决于自由的广度。此漫漫长路,
需要我们漫步,边走边想。
“打倒孔家店”(胡适有“打孔家店”序言语,
演化为此新文化口号之一)是过去五四的春雷,大兴孔孟道德学说,
提倡和谐社会是今天五四的声音。九十七年如同中文那个象形的“
回”字那样,打倒重来,旧废新立,来回折腾, 反复再复,颠是倒非,路转峰回,
在国外也能感受这种国学儒学的热闹,
如孔子学院在五大洲陆续建立,
海外华人不再为自己过去保留的那么一点属于陈旧乃至愚昧落后的中
华传统文化而感到羞愧,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回去,
给失传断流的祖国补回传统文化这一课。
历史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大好的经济发展趋势,
日益繁荣的国家富强,
到了需要请出三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来维持和谐秩序的关头,
到了需要信仰需要传教者更需要信教者来稳定安定团结的局面,
同时也意味着过去的新文化新思想新精神开始落后,不能与时俱进,
或正在失效,需要克已复礼。
历史总是带感情的,也是感情用事的。
我们不会去纪念推翻秦始皇暴政的人民英雄,
如同澳洲人只能纪念参加过世界大战的烈士,不会悼念斯巴达克30
0将领勇士。让现实离开感情,唯有时间。
由于创造这段历史的一个个数风流英雄人物大都作古,
我们的评价变得很少带感情色彩,很少有心里情绪,
不同几十年前敢对鲁迅说不,是要受到大批判大围攻甚至要坐牢的。
尽管现在还是为时太早,还不到百年,
当年捍卫孔孟国学国粹的林纾已可以起于地下而坐看大地上的热闹。
能重新认识五四,如同能反对鲁迅,表明社会在向前,
不再感情用事。问题要理性认识。这不是容易的事,
如有人主张过五百年才能看清眼前现实。
五四是个泛概念。一次学生造反运动,
一个最后获得工农大众支持而达到捍卫领土主权的成功的抗议活动,
因为与在此之前的《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联系,
而成为一场持续多年的反传统主义的文化革命运动,爱国主义运动。
其重要性,几乎是无五四,就无后来的共产党人。
我们从小就一直受到这样的党魂教育。
五四留下了一个传统和一种精神。每年都纪念它的爱国主义传统,
发扬它的科学民主精神。每年都会强调时代变化的特色,
用它的名誉来维护当下的伟大光荣正确,激发向前看斗志,
甚至以国家青年节的名下传给下一代。现代有志青年,
怎么也想象不到自己的前辈是那样不同于自己,
走得完全不是一个以上重点幼儿园开始读重点学校以应试考试以重修
身养性以传承传统文化主义的大道。“家”开始回到巴金时代的“
家”。家兴万事和。和谐国家强。
“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这似乎是我们百年变法、
百年革命一路走过来的强国的里程。从枪炮救国,文化救国,
国粹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经济救国,新生活文化运动救国,
到一部分人富起来救国,经商救国,开门救国,甚至海外救国,
这个从洋务运动开始到今天的实践,已具有了百年以上的历史。
面对西方的先进,总不承认它们是体制上的进步,
始终坚持认为他们先进而自己是技术武器装备的落后,因此之故,
晚清前辈早已把处理中西的态度,归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基本原则,无视其人中有严复重视自由救国,把“以自由为体、
以民主为用”的西方看作所以比中国进步的根本。尽管“体用”
经历过四种以上不断反复交叉互补的形式,(一)“一成不变”,(
二)“全盘西化”,(三)“中体西用”,(四)“西体中用”,
最终还是回到中体西用上,以邓小平那句变通一切的话来概括一切,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无可置疑,时代前行,我们确实在进步,经济在发展,强国梦不远,
可这种进步或今后为这种进步要付出的代价,不会是廉价的。
因为我们的思维思想,没有超越前人,我们在观念上,几乎停留在“
洋务运动”的水平上。如大国崛起影片的介绍,
就充分肯定美国的科学经济生产领先,
却一点也不提美国的成功与美国的宪法,
选举或三权分立制度有任何联系。
此类情形似乎被当下痛批的鲁迅点明。 鲁迅说,“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击外来的新,
关上大门,再来守旧。”读这段话,看长城牌防火墙,仅改“维新”
一词为“改革”,不能说概括不了当下一切现状。“海外救国”
类如那些学有所成的海归者,经过一段时间,比谁都懂得国情特色,
甚至成为反西方自由民主制选举的最容易合格的先锋队员,
如同出国者比在家者更爱国一般。这个世界除了利益,
还有没有普世主义呢。
五四给过我们普世主义,这就是民主科学。新文化运动打出德先生(
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旗号,
因为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缺少的东西。由于“
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见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历史》),
正因为缺少,
几乎所有五四新文化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都在认识上或实践上,
难免不产生各种误读误解误用。
他们最终都没有能够运用民主科学的精神反传统主义,
而几乎是借用文化传统里最专制的手段,来反传统的专制,
越反越专制,越反越没有和谐容忍和个人自由的空间。
那些当时杰出优秀的知识分子,虽然强调思想解放和个人解放,
结果,都因“目的热”而“方法盲”(李敖语)。
陈独秀竟带头选择一个伟人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如两千年前《
礼记》所说,“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各尽所能),“
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各取所需)。这《礼记》
所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中国版本。
微信网传百岁老人、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周有光有一段话,
他经历清末、北洋、民国、毛泽东、邓小平五代,
认为最好的是民国时期。这与何兆武《上学记》说“北洋”好不同。
因为“北洋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自由开放”,
不同民国国民党时期,可谓近代历史上的一个短暂辉煌的“
春秋战国”时期。在北洋统治时期,本来个人自由、
思想解放的道路,协商妥协中庸应得到认可,
却很快就被倡导集体主义的各党派领袖人物拦截阻碍。
孙中山首当其冲。力主推翻清帝国,倡导三民主主义,
他最终还是靠暴力革命为手段建国,根本否定议会代表制的合理性。
从创办黄埔军校起,孙中山便否认个人价值和自由权利,
提倡组织原则,“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
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当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说,“
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失掉个人的自由。”这个只讲牺牲个人自由,
不讲国家民主体制的方向,这个无法摆脱的自古以来就形成的“
这个牺牲个人的权益以至生命成为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见《
民主的历史》,第179页),
几乎一开始就决定中国革命不可能有个人自由解放和国家民主制度。
不论蒋还是毛,在大权独揽后,都搞个人独裁,
说明思想解放个人自由这类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依然如故,
不能生存。如果在五四精神下,救亡建国成功,
全以牺牲个人自由和思想解放为代价,强国富国现代化建设,
也似乎合乎逻辑地要求大家抛弃国家民主和个人自由,向“钱”进,
“才可以望成功”。
要自由何其难。自由主义者胡适,虽痛恨传统主义的腐朽,
也特别反对各种主义,主张多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结果也还是在19
26年犯下把社会主义当作新宗教信条来信奉的错误。他在1954
年对此作了忏悔。他认为,极左或极右的社会主义,
以国家强权来为社会主义作大实验,结果牺牲个人自由,
抛弃思想解放,回到极权专制。
另一个反文化传统主义的鲁迅,在提倡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方面,
不能说不大胆深刻,在唤醒民众揭露专制和否定文化传统方面,
不能说没有铮铮骨气,
可是在如何建设新国家确立民主制方面却毫无识见。
他根本反对民主议会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模式体制。他说,
“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
几百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
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我们虽不能责怪鲁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作出这个人类未来社会的判断
和思想局限,可在苏联宣布其社会主义历史实验终结之后,
今天的人们总不能依然赞扬鲁迅这方面的卓识远见吧。
鲁迅这样卓越的思想人物,都对中国民主政治失去信心,何论他人。
他弃医从文,为人津津乐道,可是他“一笔不如一炮”说,
却反而很少为人注重强调。他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
没有力量的人讲的。”“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
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嚇不走孙传芳,
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
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是一种余裕的产物,
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在我们“一民族的文化”或一元文化里,鲁迅等近代先驱者,
没有提供更多如何具体实现民主自由的东西,
只能一切归结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坐江山,那么,
在我们三千年古代文化里,又有多少和谐宽容的民主成分呢。
它们真得被五四先驱者们埋没埋葬了吗,
真得值得或需要我们把破碎的“瓷器”(龙应台语)检起补好吗。
五四革命先驱者,决不承认中国“文化传统”(本质上)
有多少宽容容忍和多元化精神。这个起点,
是他们彻底革命的起跑线。也是这个起点,
让当今传统主义捍卫者找到五四新青年的要害或发现传统的优秀。
从历史上看,就是集儒学大成而以精神改造人的宋明理学,
知识分子们的思考还是一元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历代皇室就更不用提,独揽大权,独尊儒术,
没有人能超出君主思想的自由,根本没有平等和谐的竞争,
顺我者倡,逆我者亡,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表面上)
到处都可见和谐和为贵大讲特讲仁义礼智信的字眼。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当下反五四前辈者所言的古已有之甚至以孔子为代
表的民主思想的中国文化传统,五四先驱者岂不浪抛头颅浪洒热血,
鲁迅怎能成为“民族魂”,共产党怎么能革命文化成功,
而我们怎能总是首先就记住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并非体现文明和谐精
神却是人类强权政治的格言呢。
五四精神旗手非鲁迅莫属。
今天鲁迅的敌手与过去鲁迅的朋友该对此不会有异议。
重温五四首先也是“重读鲁迅”(见同名书)。在鲁迅“民族魂”
里,如朱正《重读鲁迅》所说,他的入世的态度,
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对强暴的反抗和对弱者的同情,
他身上那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骨气,必将永世长存,
可我们还是要指出,他的“民族魂”里确实缺少了民主科学的东西,
批判有余,建议不足。五四先驱者没有高举“利先生”(自由)
大旗,或者用“民主”代表“自由”
而忽视民主宪政体制本身的提倡,
现在说来不能不是一个思想局限的遗憾。
也许晚清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期普遍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让陈独秀鲁迅等人认作想当然而无需努力争取,到后来失去它时,
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才有后来有多少或有没有的质疑。
如果说,鲁迅“民族魂”里还缺少民主科学的实质性东西,
那么当下有人想反对批判打倒鲁迅,用孔子代替鲁迅,重构“
民族魂”,这方向可漫步行走吗。请当下批判青年三思,若此来个“
反正”,你们会不会是未来批评你们评判过的当年“新青年”。
比较而言,人不同。孔子是最没骨气的文人,如李零考证,
孔子就是条丧家狗,凡事“既不自寻短见,也不挺而走险”(
王世襄语)。又如马王堆出土的“孔子临终遗言”里所说, “吾所言忠者,义者,孝者,实乃不违上者也。”
这哪有什么民主精神,更见其“不违上”的却弱。
那么国人的大英雄是谁呢。在一项“我心目中的英雄”民意调查中,
对“哪个中国人的名字会使你想到英雄”的提问中,“毛泽东”
排名第一。毛泽东曾经一再说过他与鲁迅精神是相通的,
鲁迅骨头最硬。文革对鲁迅的学习宣传达到了颠峰,“
鲁迅的思想遗产转化成了文革的思想资源。
但对鲁迅的误读导致对鲁迅的误解也就从那时遍及文革的参加者直至
青少年。”(邵燕祥语)不管如何拨乱反正,
个人也许可以重读鲁迅,要让一代人再重读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如同再青春少年一次那样,只有希望而没有现实。
这次“文革”在时间上就只有一次,
可对传统主义却是再一次横扫冲击,比之五四更激进更彻底更疯狂,
又一次表明我们确实缺少民主科学精神,
有的是盲目乐观盲目崇拜盲目从上,
有的是一元化的实用主义辩证法。当然,也再一次表明,骨头最硬,
骨气最钢,
还是钢硬不过所谓集体领导实质个人说了算的不民主体制。
事过境迁。拨乱不一定能反正,
尤其不可能用维护旧传统来替代或横扫一切五四精神。
无论前辈如何偏激错误,需要“拨乱”,我们的“反正”
还是要回到正视反思我们传统文化里究竟有多少民主自由的精神这个
实质问题上。没料到,几十年后,当今我们这一回不带情感真要去“
反正”,还是痴心妄想,
冀图从传统文化里去找到解决体制的灵丹妙药,
竟然怪罪五四前辈把中国传统文化给颠覆了。
鉴于此,于是人们不难感受到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开始了。
这看似一次拨乱反正一百八十度的文化热,
也是一次找老祖宗要思想武器的文化高潮。需要有人指点。
余秋雨告诉我们,慈熙太后不读书,搞得清朝国破人亡。
真亏他读书太多。易中天本可以就文化与体制作更深入的剖析,
在怕失去出版利益面前,“审于量主”,也开始讲“反腐倡廉”
这是“比较理想的制度”这类迎合朝主的话语,尤其给于丹书作序,
其媚人俗不可耐,且不说其后来要写有深度的大历史。
尽管也许这股传统文化提倡儒学之风,要刮几个时辰,
甚至暴风骤雨,到处落花流水,
因为从五四开始的反传统主义毕竟占据太长时间,如同审美也疲劳,
足可让人偏心偏向偏厌,来点新的,物极必反,可是到头来,
还是一时大风起,一阵硝烟散,一语定方针。
因为它基本没有民主体制作为“反正”的话语基础,
根本解决不了实际现实问题,
甚至根本就不符合共产党至今所主张的四个基本原则。
姓党媒体什么时候翻手覆云再来反正反反正,批斗没商量。
身在国外多年的哲学家李泽厚,尽管强调“告别革命”,甚至提出“
西体中用”的救国方案,
当然也基本没有超出邓小平黑猫白猫说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
的原则范围。国外精英提倡“新儒学”的构建,
若无民主体制为其基础,也是说嘴的郎中——治不了病。
新世代新世纪理论家的贫乏空虚,
不能说我们不是倒退回到了一百年前五四以前的情状,
不能说从那个起点来重读经典、温故知新没有必要。
不从体制上作出行为规范,
从落实宪政体现出民主自由和思想解放精神,
具体落实组织党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味对传统文化批判,
只能导致一偏之见,同样,一味对传统文化继承,高歌赞颂,
只能产生另一偏激,里外都一样,
最后都会导向用更激进的方式来解决现实或道德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是目前谁也不愿看到,谁也想不到什么时候发生大革命的问题。
随便提到,反思传统,去伪存真,有人怪罪《水滸》文化糟粕,
灌输给中国人造反精神,反儒学和谐社会精神。不妨设问一下,
如果批判烧毁《水浒》书,如果弘扬儒学能解决问题,
如文化革命那样批判打到一切可以挥手统一行动,
那对一个二十一世纪将成为世界强国的有钱有势国家,
对中央说了算的党国政府,发号施令,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可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使触动触伤触死几亿人的灵魂,
还是没有解决任何传统主义问题,而文化传统、“革命敌人的敌人”
,竟然可以当着还没有死去的经历土改反右老人、“
文革的参加者直至青少年”面前,如死灰复燃,
翻身真做了新地主新资本家新文化代表,
又开始全新一轮从革命到不允许革命的社会生态。“
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
见余华《兄弟》)见此天翻地覆,
怎么不令人感叹中国人神经中枢的弹性韧性百折不挠,
怎么不让人感到我们在同一思维大道上或前进或退后,
五十步笑百步,怎么不让人感慨这场“文革”
到底唤不醒人们自由的精神,思想的觉悟,制度的变革。
“官逼民反”的文化传统,显然不是作家施耐庵、
罗贯中的异想天开,不是古代社会的独创发明,
而是存在的客观事实,终究是制度文化的结果。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这样一个能造反的成分,
恐怕我们现在还在漫漫的长夜中煎熬,看不到一点黎明的曙光。
鲁迅说得好,对国学国宝国粹,不论好坏,“要我们保存国粹,
也需国粹能保护我们。这本应是我们对“国学”最基本的态度。
可他地下有知怎想到人生需要讽刺,“国粹”
这回确实能保护我们建设现代化专制强国,
自由怎能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来得到。
“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王小波语)这一次,
我们不应再把眼光再把问题投放到传统主义文化问题上,
要从国家民主体制建设着手,不应走错方向。可人生只有一次,
时间能让所有人都耐心等待渐进渐化吗,
时间能允许少数知识分子实现如自由思想家李慎之要从头做起当一个
公民教员的愿望吗,尤其是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如孔子一般“
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李零引李敖语)。其实,
当下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早比当年“没有家”
的孔子生存状态好多了,聪明有才多了,这回一改旧貌,善于谋生,
却不必再急于用世了。(写作此文时五四八十八周年,
今逢九十七年。近十年观念尚未改变,可以自嘲“洗澡”容易“
洗脑”难,思想进步缓慢或世界观改造困难,庆幸环境使然。
值此机会略为修改增补,发表供思考。
2016-04-24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