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确实是老马，今年已经进入“花甲”高龄；相亲确实也是相亲，因为老马是单身——这话貌似多余。

老马曾经是有老婆的，不过上海人说的文雅一些，管老婆叫太太。只是8年前，马太太又变回了原来的姓名。

老马祖籍其实不是上海人，父亲是四川人。抗战时，父亲在国民党一个重要官员身边做御用厨师，后来在上海找了个四川姑娘成了家，再后来跟着那官员被共产党打得到处跑。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时，马老爸回上海接妻女（老马那时还没出生），妻女接到了，人却走不了了——上海解放了！不消说，马老爸历次运动都是“运动员”。马爸马妈上世纪90年代末相继离世，不过去世前马爸已经被“平反”了。

四川籍、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老马既无四川人的短小精悍，也无上海人的纤弱秀雅，个头1米78，浓眉大眼方脸盘，腰圆膀大，一根根钢丝似的头发直立在头顶，着实像个地道的东北汉子，也许是黑龙江的野兔肉和玉米大豆把他催起来的。后来回上海进了炼钢厂，只有他能抡起那24磅的大铁锤，后来就毫无悬念地当了工长。他说，如果长身体那些年营养跟得上，个头蹿到1米8以上绝对没问题。

的确，老马16岁上山下乡那年，还像棵黄豆芽似的没长开呢。在黑龙江整整5年，正是长身体的年龄，上一顿下一顿缺油少盐的土豆玉米黄豆，吃的人走路都打飘，所以，“饿”成了那5年留给他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得益于头脑灵活——可能文革停课那几年，他翻墙进入华东管理局图书馆看的书太多，启发了智力——他很快找到了解决饥饿的办法：上山下套子套野兔、套黄鼠狼、采木耳等等卖给供销社，得了钱买吃的。兔子皮一张能卖五、六毛钱，兔子肉炖来吃，又得了零钱又对付了饥饿的胃；黄鼠狼皮也可以卖钱但肉不好吃；冬天山上的木耳是干的，卖给供销社5块钱一斤，不过好几天才能採一斤。有一次上山收兔子，发现有一只被黄鼠狼吃掉了一半。老马把那半只死兔子原封不动的留在那里，又在旁边设了一只更大的夹子，居然把又一次前来偷吃的黄鼠狼夹住了。事隔40多年，他还记得当时卖黄鼠狼皮得的那笔巨款——21块钱！他买了烟酒糖果等，上到生产队长，下到知青点同类，都跟着他沾了光。不过，他的这些自救行为当时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生产队长台上组织队里的农民批判他，台下照样抽他送的卷烟。

5年后返回上海进了钢铁厂，老马的力气优势明显地发挥出来，在一群纤细瘦弱的工人当中，只有他可以把24磅大锤抡得呼呼响，进厂第二年他就当了工长。别人不服，领导说你能抡起那24磅大锤，就让你当。

工作上还算顺利的老马，生活上貌似不太顺利。同学同事的孩子都满地跑了，他才将就与一个做售货员的姑娘对上象。姑娘温柔娴淑，却不能跟他讨论《红与黑》《茶花女》……。这不是姑娘的错是那个时代的错，但老马总觉得心里缺点什么，他以没房子为借口，拖了3年，直到30岁才不太情愿地完成了人生大事。

温柔的姑娘不知是思想保守还是心里厌恶，结婚第二个月怀孕后，从此拒绝与老马干那啥。如狼似虎的老马郁闷窝火又不能言说，只能把一身的精力用在工作上。他学会了开车，反正也不想回家，下了班就到处找开车的活儿的干。白天在工厂干，晚上去开夜间长途，在大家月收入只有两位数时，他月收入达到了4位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掀起了出国潮——也称洋插队，大批的上海人涌到了日本，端盘子洗碗背死尸，老马不为所动，他现在的月收入已经超过了“洋插队”赚的那没面子的钱。但前妻却经不住同学好友纷纷“洋插队”而跃跃欲试。好在老马收入还可以，就给前妻办了个留学身份，也不去日本而是选择了澳大利亚。

1989年上半年，前妻刚到澳大利亚，国内就发生了政治风云，西方社会突然对华人大开绿灯，老马的前妻轻而易举拿到了绿卡。可能前妻也觉得对不住老马，就以夫妻团聚的理由把老马办到了澳洲。此时老马正好进入不惑之年，一句英语也不会的不惑的老马变成了一个有绿卡的“洋插队”一员。

在国内的辉煌到了澳大利亚都不好使，只能老老实实从最基本做起。但是，脑子好使的老马不想做最低档的苦力，他选择了送外卖。给中国餐馆送外卖必须懂粤语和英语，白纸一张的老马硬是凭着他聪明的头脑掌握了这两种语言里最基本的词汇。

在同事朋友羡慕的眼光中出了国，决不能混得比在国内还不如。过了语言关，老马尝试着做了不少事情，也赚了一点钱，但后来与前妻离婚，又变的一无所有。不过，老马凭着自己聪明的头脑和高超的驾驶技术，在悉尼的货柜车业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收入也说得过去。随着年龄的渐老，找一个合自己心意的老伴儿共度余生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在上海的唯一的姐姐也替弟弟着急，但是2000多万的澳洲人口里，只有百分之四的华人，再缩小到50多岁的单身女人，就更寥寥无几了。更何况，在尊重个人隐私的西方条律的氛围里，人人都只是自扫门前雪，大街上见了面会友好的点头，但是，隔壁院里住的是谁却不知道！看来在澳洲想找个老伴儿有点不可能，于是，这几年，老马频频回国内相亲。

凭着老马的那张绿卡，姐姐把风声一放出去，那些单身女人们莫不趋之若鹜，特别是那些三四十岁，甚至二十多岁的都热情满满。但老马把年龄限定在50岁以上。他说我要找一个相依相偎过日子的伴儿，不是花瓶，也不是玩偶，那些年轻女人很可能藏着有了身份就过河拆桥的打算，不可靠。

然而，跟老马同时代的女人由于那个时代的影响，几乎个个都没读过几本书，哪怕有学历有职称。就拿这次回上海相亲来说吧，50岁以下的不考虑，太胖了不考虑，筛选下来见到了两个50多岁条件相当不错的。

一个是刚刚从处长职位上退下来的张女士，黢黑的短发显然是染过的。由于长期坐办公室，不经风雨不晒太阳，保养的很好，颇显年轻，而且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官，举手投足带出一点官场上的矜持与傲慢。

在一个颇有情调的咖啡厅，两人见了面。互相介绍了自己后，老马突然开玩笑似的说：“看到你，不知怎的我想起了《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什么意思？”张女士一头雾水。

老马听她这么一问，立刻兴味索然，失去了继续谈话的兴致，又应付了几句后，对张女士客气的说我同学约我去一下，回头让我姐姐联系你。说完付了两杯咖啡钱，为张女士打了辆出租。

坐在出租车里的张女士百思不得其解：好像老马对我不太感冒？我退休金不低，有一套住房，儿子在美国做律师，哪一点配不上老马？

第二天，老姐又把一位退休中学数学老师给老马带过来。老师姓苗，苗老师人如其姓，苗条秀气，戴副眼镜，斯斯文文，头发盘在脑后，第一眼就给老马留下了好印象，因为老马想起了老狼的那句歌词：谁为你盘起了长发，谁为你披上嫁衣。

还是那间咖啡厅，老马与苗老师谈的挺投机。特别是老马讲到他在中学时的恶作剧：把癞蛤蟆放进批评过他的老师的书桌里，吓得那位女老师鬼哭狼嚎时，苗老师笑得花枝乱颤，说现在的学生整老师文明多了，大概也是因为癞蛤蟆、毛毛虫基本都找不到了。他们会把老师要讲课的那几页偷偷用胶水粘起来，给老师讲课制造麻烦；或者把粉笔藏起来，让老师没法板书……

看看天已不早，老马主动提出送苗老师回去。在上海，与成家的孩子分开住说明经济条件不错，苗老师就是这样，当然老马也不会见经济条件太差的女人。

在苗老师住的花园小区门前下了出租车，苗老师客套了一句：“不上去坐坐？”

“你敢让我上去吗？”

“有什么关系，喝口水嘛。”

“我可不是柳下惠啊！”

“柳下惠？什么意思？”

听到这句话，老马的心情用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讲就是：晕死了！他高涨的热情像被针扎了的气球，一下子瘪下去了。只好礼貌地推辞：“下次吧。”心里却说：没下次了！

姐姐得知这两次相亲都是因为女方不明白老马的潜台词后，觉得这个老弟也真不可理喻：《傲慢与偏见》可以当饭吃？还是“柳下惠”可以当钱花？当然年长老马10岁的姐姐知道那是些什么东东，但是人家不知道《傲慢与偏见》不是一样当中层？不知道“柳下惠”不是一样当老师？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是文化断层，有几个人像你一样读过那么多书啊？姐姐指着老马的脑门儿说。

老马可吃够了夫妻相对无言和毫无“性”趣之苦，他对姐姐说，人生一大半都稀里糊涂溜走了，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要不就不找，我一个人这些年不是也挺好？要找就按我自己的心思找，不凑合！

姐姐对年逾花甲的老弟想找一个对心思的老伴儿持严重怀疑态度，老马却信心满满，他总觉得会有那样一个女人，“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