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政治思想倾向或义务责任，历来是评价文人道德骨气的标准。 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即位置决定想法或立场决定是非。 若不是从政职业的文人，应位置虚，想法才实， 以是非而不是立场作文，才显其智慧才识。在极权社会， 这话题讨论变得复杂而沉重。因为政治家无从发声。 其义务常要被文人代替。因而，越界言论， 常能担保文人的政治胆识，发声就是义务道德。若往不是常态说， 其结果文人言行不以“是非”而是以“立场”论，其“脑袋” 反倒不如“屁股”了。最终，因其立场或领袖转换位置， 这类文人或成为主流政治家的朋友或敌人，或受宠者或牺牲者， 或此时千古留名或他日遗臭万年，如潮水潮涨，阴阳月缺。

在民主社会，文人这个越界风险，有其限度高度热度。 即使名人对其政治体系制度的发声，其影响有限， 因为政治家早已在国会上讨论国事，媒体公开，百家争鸣，针锋相对 ,尽管敏感问题文人通过文学电影戏剧形式还是有其不可替代作用。 若文人干政，除非自己进入大选程序，成为一名民议代表或政治家。

国情不同，讨论焦点自不同。 这里探讨一下英国十八世纪一位著名文化名人约翰生的政治倾向。 因其属于过去人物，社会环境变化、历史久远，笔者现在可以不受“ 屁股决定脑袋”的制约，能着重分析约翰生以“是非”而不是以“ 立场”来观察认知政治问题或国情是非。

知世论人。这位文学大家本身是个菱角分明、血性方刚的人物， 没有一般文人内方外圆的特点。他立体鲜明，从来不缺少大胆， 因而讨论他的识见明智而不是勇气无畏，才是认识其政治倾向的有意 义观察点。

文化人约翰生对政治表现出终生的兴趣。其政治倾向， 不仅因他从文开始便参与杂志编辑工作经历而加强表现， 而且更因他思想固执而突出， 尤其晚年写的政治小册子或是非鲜明的谈话， 如反对美国殖民地独立于英国的战争。仅此而言， 他的逆时代的思想“反动”、“反革命”名声似乎铁定，无可置辩。

然而，术有专攻。约翰生一生没有从政。 他所以能进入专门政治史书占个提名甚至讨论的位置， 仅是他那些雄辩有力的政治小册子，确实发生过影响。 自然也就在政治家们的关注之中。他以笔涉政所产生的影响， 主要在思想意识形态而不在决策立法方面， 尽管他要为自己言论负时代的责任，受革命思潮的谴责批判。

时过境迁。以这样一个背负“反对革命”恶名的文化名人为例， 理解一个文人的思想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对他的以“是非” 而不是以“立场”写作观念行为进行分析， 既不笼统贴标签而又把握他的基本思想的认识， 这些都是值得今人思考前人或反过来思索现实的问题，所谓“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笔者以为，从他“自由之思想”和“ 独立之精神”去解读其政治文章，比起说他不识时务、固守一理， 要更有既是现实又是文学的意义。注意到文人与政治家的区别， 哈德（J. P. Hardy)教授在其主编《约翰生政治文章》说， 如果不把约翰生看作是一个政治上的权威， 他政治文章反映出他思想的内在矛盾，这是人们不应忽略的。 因为这些矛盾使他成为一个复杂、有趣和多面性格的人。 庆幸至今人们仍可从他那些具有抓心抓人抓魂的政治文章， 尤其四个小册子，看到其有用的思想，更不用说， 欣赏他那论证严谨、用词丰富的文彩， 这些都是靠脑袋而不是屁股才能创作出来的。

下面从其时代背景和基本政治态度、 前后变化分期和政治文章介绍几个方面去认识约翰生政治思想。

    一．时代背景和基本政治态度

约翰生出生（1709）的英国， 是个贵族民主而不是当今大众民主的时期。尽管进步缓慢， 其二十一年前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权利法案》， 限制王权，政教分离，给公民宗教信仰和言论出版自由， 早已奠定迄今未大变的“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

从小在书商家里长大，嗜好读书，约翰生了解历史， 感受到太多革命与反革命、 复辟与反复辟这些人类血腥进步的曲折过程。 基于对人性善恶两面的透彻理解，奠定他可能先天就保守的基因。 后天基因如个性兴趣环境职业，即使同为治学之人，治史学的人， 总会要比其他业内人要冷静保守。至于保守者， 又分冷眼与热眼看人生看世界。约翰生属于热眼，积极介入人生。 这又与他先天多病痛苦的身体生理及需要解脱排解的思想心理有关， 如他乐于组织文学俱乐部，乐于参加社交谈话。 他的自由写作而非固定职业生涯，所谓脱离体制， 也让他少拘束多散漫，随性而来，不平则鸣。有民主体制担保， 他敢言敢说，可以方便地留下“谈话取胜”的睿智言论。 因鲍斯威尔的收集，写成《约翰生传》而流芳百世。

两党政治和国会大选先于约翰生在世时就有了。如在1688－17 14期间，两党竞争激烈，有十二次普选， 每届国会平均不超过三年。其后定下七年普选。 关于约翰生的政治倾向，主要涉及党派、王室和宗教信仰。 党派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辉格党（ Whig）,原始于苏格兰赶牛人群。 这些国教信徒担心詹姆斯二世信天主教而坚决反对他继承王位。 其后，他们代表金融工商者利益，替新兴资产阶级发言， 思想略为激进。辉格党是乔治时期国会的主要执政党。

另一个是托利党(tory )，原始于一批支持詹姆斯二世国王的派系。 另一派系与辉格党一起推翻詹姆斯二世，支持英国国教。 与之联系的是“雅各拜”（Jacobites）， 特指詹姆斯二世党人及后裔支持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暴力的“ 雅各宾”党人（Jacobins）不同。英国“雅各拜起义” 在约翰生年代发生过几次，最后一次是在1745-1746年。 托利党有不少人同情信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的继承人。 他们许多人支持“雅各拜主义”，体现在维护“上帝、国王、国家” （God, King and Country)这些基本原则上。

1714年，乔治一世执政，开始汉诺威王朝的“君主立宪” 政体。执政的辉格党不信任托利党。尽管只有很少人支持“ 雅各拜武装起义”，辉格党常以爱国者自居，歧视托利党人， 视他们为“背叛者”，曾制定法案禁止他们参政。乔治三世后， 情形有根本改变。

托利党倾向保王，代表土地贵族利益，思想相对保守。自《改革法》 （Reform Act， 1832）后，英国托利党支持英国国教，反对激进改革， 其保守主义特色被归纳为“保守党”。托利党与辉格党， 类似当今澳洲自由党与工党和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

托利党的原则、方式与雅各拜或雅各拜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辉格党人多有清教派思想倾向，常以爱国主义之名自居， 不分青红皂白，对托利党人一棍子打杀。 这导致约翰生常嘲讽他们是一帮不讲原则的所谓“爱国者”。 两党之争，说到底也是信仰原则之争。

约翰生是坚定的英国国教信仰者。 这区别他不是那些信仰天主教的雅各拜， 也能解释他对信仰长老教的苏格兰人，怀有歧视的偏见。 他那部大词典对苏格兰人有不恭敬的词条，如“燕麦” 英格兰人喂猪苏格兰人作主食。尽管如此，他有许多苏格兰朋友。 晚年他与鲍斯威尔这位苏格兰朋友一起旅行高地， 固有看法有所改变或变得温和。

约翰生的政治倾向，很大部分与信什么宗教的信仰有关。其“ 英国教”信仰，同时涉及他对英国两个大党的态度。

先说约翰生”党性”(无党派的党性)。

约翰生作为无党派人士，常游离于英国两大党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 然而，约翰生喜欢自称属于“托利党”。 这是被他的朋友和敌人认可的。他的好朋友思罗尔先生认为， 他只在这个“名”上炫耀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托利党人， 却很难判断其“实”。因其从未入党，参与竞选的政治活动，因此， 对其党性言论要具体场合具体分析。

约翰生在其词典为“托利党”下定义，有其明显的倾向。 不仅是描述而且是一种信念：“坚持古代国家的宪法， 信仰英国教会等级的信徒，反对辉格党”。 这可能就是他理想的托利党。其说“辉格党是恶魔”时， 他表明对这个掌握了政府权力的执政党能施魔作恶的不满。

若约翰生对党看法有原则底线，而对其党人的看法则要灵活多变。 早年离开林曲非尔德家乡到伦敦闯荡，他便认定自己是个“托利党” 人。他年轻时在一次争执中就对“托利党”赞成，而憎恨辉格党。 他说“一个辉格党人有他党里所有的恶毒和黑心。”其后， 看法有改变。他对一位争吵过的沃姆斯利先生（Walmsley） ，在其后来写“斯密斯评传”（Edmund Smith）时表示深厚的尊敬和赞扬。晚年去苏格兰旅游途中， 约翰生对鲍斯威尔说，“从前有个暴力的辉格党人， 我常与他激烈争吵。在他死后，我觉得我的托利党主义都减少了。” 约翰生能人性大于党性看问题，这与他屁股没参加组织、 不是任何党的党员有关。

根据历史学家纳米尔（Lewis Namier）关于1760年期间英国国会的研究，“辉格党” 和“托利党”只不过在国会里一进一出，进进出出的角色。 人们把约翰生作为“托利党”身份， 来强调他一生大部分反对政府的政治态度，有其可肯定的真实性， 可也要考虑，这个写文章的人并没有参与竞选，也从无被人投过票。 当时选举人被限制在男性，在那些符合标准的少数人中间， 而约翰生符合男性却不符合贵族世家身份。1710年， 辉格党通过选举法案，议员候选人地区代表要有年收入600英镑而 城市代表要300英镑，全国只有1/10的地主贵族和1/30的 资本家才有资格参加竞选。（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历史》，第9 7页）

值得注意，18世纪“托利党”的含意在约翰生一生中常发生转化。 尽管两党代表意见分歧，斗争激烈， 由于得到乔治一世和二世国王更多的支持， 辉格党一直以多数派活跃于国会的政治舞台。提到约翰生反政府， 应与其抨击辉格党作为执政党直接联系， 而其保皇的态度信仰原则未变， 尽管抨击会触及君主政体的皇权合法性本身，所谓投鼠难以忌器。

“托利党”作为保皇“党”特色组织，难免与“雅各拜”搞复辟、 忠于古老皇室、颠覆现存国王君主政体的主张和起义活动， 有某种交错牵连的嫌疑，因而曾在1714年被禁止从政。 这发生在第一个汉诺威国王乔治一世就职之后。情形可理解， 如同当年澳洲工党因与红色共产党有类似主张或嫌疑， 而难以信任当选执政一般，此后，托利党一直受压， 长期成为英政界的“局外人”。

即使在乔治三世成为国王后情形改变， 还是由强大的辉格党联盟掌权。自1714年安娜女王死后， 哈利（Robert Harley）失去权力，在约翰生后来的一生中， 还没有一个纯正“托利党”人成为总理。仅是在1770—1782 年，倾向于“托利党”主张的诺斯总理（Lord North ）政府， 才有机会让约翰生政治文章发挥其所谓正面的政治影响作用。 这意味着，直到约翰生50岁，他的政治文章都只有“负面的影响” ，因为其带有反辉格党政府的倾向。这是以“政府立场” 来论其文章正负面之“是非”。

“托利党”其实是个泛组织，如同后来西方的党派一样， 无黑社会组织或国民党共产党那般严格的忠诚宣誓。 即使选到国会的代表，也不是一群思想观念一致的人。有些人们称“ 托利党”人，他们只认为自己是“独立”议员，有些干脆称自己为“ 乡村党”或“乡村绅士”。 这就好比西方政界同一政党里有左中右三派， 甚至美国九人大法官里也有左、右、偏左、偏右几派， 所以当年毛泽东说共产党里“党内有党”、“党内有走资派” 不是胡说八道，尽管其清除党内异己分子意思明显。

有学者归纳约翰生认可的“托利党”主张有，1)选举时间(主张3 年而不是7年)；2）攻击税收（特别消费税；3）反对常备军（ 政府不必开支和添设备）；4） 反对政府腐败和给王室人员发放养老金。 这些问题常在国会上争论不休， 表明辉格党与托利党各自的鲜明立场主张。

“托利党”人因能代表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常自认其很流行。 即使约翰生的人道主义，直接与他宗教思想联系，也保持某种“ 托利党”的理念。一些“托利党”人在十八世纪反对奴隶制， 反对战争，而辉格党则主张扩张的帝国侵略战争。 参战与反战因政治位置不同，反对党反战争呼声自然高于执政党。

至于对战争的态度，约翰生的政治思想是变化的。如早年在1740 年期间，他写《布莱克》（Blake）和《德雷克》（Drake ）人物评传时，觉得沃尔浦尔政府搞主张和平的“太平洋计划” 使英国民族蒙羞，因此，他鼓励民族进行战争，而到后来， 他几乎成为一个坚定反对战争的人，如反对英侵略印度的“ 七年战争”。因此变化，他开始尊重“辉格党” 那个不愿搞战争的领导人沃尔浦尔。

从他变化的“是非”观看，没有人可以根据他说自己是“托利党” 人的“立场”，就能对他做出政治倾向的预测。 这是研究作家文人政治观应注意的，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政治家， 无需以“立场”作出自己的理智判断。若是应声虫投机者， 丧失理性，当然应给予批评揭露， 如中国文人郭沫若难见其后期是用脑袋作文。

牛津曾是早年“雅各拜”和后来“托利党”的坚强据点。 约翰生母校牛津彭布罗克（Pembroke） 学院比牛津其它学院更为保守。然而， 与约翰生政治观联系的主要是其宗教信仰。如鲍斯威尔听约翰生说， 为恢复“主教会议”（Convocation）的全面能力，“ 他愿站在大炮台面前”。 这很像现代叶利钦站在坦克面前维护议会一般坚定。

约翰生认为，“主教会议”应是国会的部分，代表“伯爵的精神”。 这是托利党力求维护争取的原则，显然与“政教分开” 的时代精神有抵触。在约翰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里，“主教会议” 是被“辉格党”政府有意排斥的， 因为他们担心让这方面激进的托利党取得中立立场， 他们就会用这类观念，去增加亲古斯图亚特王室， 进而反对当今汉诺威政府，所谓我们历史上有古王与今王之争。

在制定国教问题上，约翰生认为，“ 每个民族都可以单独决定建立自己的宗教”。他赞同《测试法》（T est Act 1673）。这个法要求那些政府公务员要遵守英国国教39个条款 ，才能被任公职和被大学录用。 这直接涉及拒绝还是接受效忠国王的立场问题。尽管“教会”和“ 君主政体” 是他政治信仰的两根支柱，约翰生有时抨击君主政体的个别国王， 并不同意与“高层教会牧师”联系的一些原则。其大同中， 有其分别“是非”之异。

他坚信对“君主政体”的“顺从”是必要的，可他并不认为， 这样就能使事情办好办得正确，因为他不认同“正确是权力的结果” （见《萨维奇传》）。

尽管他在国会的问题上，通常都站在“托利党”一边， 在广泛的观念上是“托利党”人，尤其在“原则”而非在“问题” 上更是如此。他因此常被人称为“反辉格党”， 因为他反对乔治一世和二世所支持的辉格党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决 议。

应该说，约翰生在观念上反对“辉格党”政府所普遍代表的原则， 情绪上就有所谓凡是敌人拥护他就反对的表现。此时的“是非” 自然就可认定其是“立场”了。

约翰生赞同体制上的君主政体，而不是绝对权威的君主政体。 国王也应受法制约。尽管他认为国王是不能抵抗的， 国王与议会是基本的权威，所有政府都有最后的权利， 可他还是毫不含糊其词地说，“暴政必须被推翻”。（ 其观点见笔者译《约翰生传》，第8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年）他从不消极地服从政府提出的一些信条，如菲尔默（Rober t Filmer）著作《族长制》（Patriarcha） 里阐述的原则。他不以英政府的立场及其理论为自己信仰的根据， 如介绍《校董》（The Preceptor）一书时推荐胡克（Richard Hooker, 1554-1600，英国神学家）和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自由主义之父） 的人权看法，并在他的词典经常引用他们的语录。他强调， 自由是公众幸福和国家安全的唯一资源。

关于雅各拜

尽管当时人们习惯称约翰生本人是“拒绝效忠者”或“雅各拜” 党人，可20世纪的学者已表明他两者都不是。其所以有这些嫌疑， 实与他区别待人分清“是非”有关，不以“立场”而划“原则” 界限。

随着1688年的光荣革命胜利，导致詹姆斯二世逃到法国， 威廉和玛丽成为新国王，共同管理英国。“拒绝效忠者” 是指那些拒绝对新国王“宣誓”的人， 他们要恢复詹姆斯二世的王室，搞“拒绝宣誓”。 而这些拒绝宣誓者， 要有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文凭或是文官教授等职业。 约翰生显然不喜欢这个“拒绝宣誓”。

至于对那些“接受宣誓者”，约翰生却以“是非”来论。 约翰生尊重那些“接受宣誓”的人，认为他们为坚持原则， 保持统一性已承受了痛苦（见其《芬顿（Fenton）诗人评传》 ）。若他们不“接受宣誓”，便意味着不能升迁任命，丢掉工作， 行为如同犯罪。

对他这个理由，有学者认为，属于自然生存法则。对那些“ 拒绝效忠者”，约翰生所以敬佩他们，全因为他们是一批有才学、 信仰虔诚的人，尽管他不确定这些人能说出个什么原则道理。 他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 不会到一个反对现任威廉和玛丽国王的教堂里，参加他们的会议。 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说他“立场”坚定，还不能说他以“立场”判“ 是非”。

涉及约翰生与“雅各拜主义”有关的看法， 多取决于他有时站在反对派立场，戏弄那些说雅各拜为“叛变者”“ 卖国贼”的辉格党人，有时其肯定雅各拜捍卫老查理一世、 争取总主教在国会权利或为主教反对国会、 反对异教者的保皇原则及精神。

然而，无论如何其言谈忽左忽右，他有很明确的“是非”观。 约翰生既不支持信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及继承人， 他们企图恢复斯图亚特王室的统治， 也不认为国王就拥有不可变更的神权。如在寓言体文章提到， 若国王改变法律，那么国会便可以改变国王。

鉴于英国变迁历史的理解认识， 约翰生不会把詹姆斯二世看作是不可废弃的国王。 考虑这么多年篡权并改变了王室政体的实际， 约翰生在乔治三世时就明确肯定， 汉诺威国王继承从前斯图亚特王朝具有合法性。他认为，“ 继承权靠建立而拥有”。经历一百多年，足以“建立” 一个继续领导国家的王朝。理一分殊。他另一个说法是， 一百年足以判断一个作家是否享有其伟大诗人的称号。（见其《 莎士比亚戏剧集前言》，笔者译《人的局限性》，第192页）。

思想要比较。这里可见孙中山的种族观念有多深。 满族清朝建立二百多年（267年）， 孙中山仍寻求满汉不是一家人作为突破口，来煽动情绪鼓动革命， 而有当代学者认为曾国藩不敢篡位与儒家“安身立命”的“ 衰败文化”联系。这些都未能把满清统治看作“体制问题” 而仅侧重或强调其“满汉民族”问题或汉文化儒家问题。 约翰生虽有国人那种“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心态， 可他要不乱或维稳的是个“君主立宪政体”， 期待事情在此体制下能逐步改进完善。因而，约翰生是从“体制上” 这个起点去接受“篡位”事实。

在约翰生的写作里，约翰生认为詹姆斯二世被剥夺王位是应该的， 因为他用暴力反对宗教异见者。如在《虚假的警惕》一文， 他提到詹姆斯“危险而顽固”，而在《介绍英国政治状况》（175 6）文章，他一分为二，既肯定詹姆斯说“没有宗教不会有幸福” 的说法，又驳斥他的“没有教皇制就不会有宗教”的错误荒唐。 他对朋友兰顿说，詹姆斯不可能长期统治这个国家。在1753年为 《绅士杂志》索引写的前言，他认为“雅各拜”1745年叛乱， 在开始时比起它对后来进步的威胁和后果同样“卑鄙”。

若怀疑约翰生能写出这个看法， 人们还可参看他怎么引用艾迪生语录来说明“危机”（Crisis ）”一词，直接引举“雅各拜”复辟叛乱为例子。约翰生在《 懒散者》里对雅各拜和辉格党都有批评。因此，有学者指出， 没有理由认为，约翰生在这一问题上， 从早年的立场改变了他的思想或者他为迎合时潮而故意隐蔽自己的信 仰观念。

对“一般”的“雅各拜”原则，约翰生分“是非”，而对“特殊” 人的“雅各拜”，约翰生确实给予其尊敬和赞扬，肯定这些“ 雅各拜”人，作为个体人性的某些道德核心价值， 并分享他们的思想成果。 他在苏格兰高地旅行时，有意把他们作为个体分类，肯定其美德。 如他说“有些人不是辉格党”，以此区分他对辉格党的厌恶， 而对兰顿老人的侄子给予赞扬时却说，“尊敬的先生， 我希望你是雅各拜。”这让兰顿这位“托利党”人十分震惊。 兰顿解释了约翰生为什么要祝贺人为“雅各拜”的理由：“先生， 雅各拜相信国王的神权。。。。。一个雅各拜， 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自然神论信仰者。 我们不能用这个来说辉格党，因为辉格党否定所有原则。”

显然，在上述提到“三类党人”问题上，“原则”而非“立场” 成为约翰生判断“是非”的依据。以原则而论，约翰生没有不选边， 其可爱处是他三党派别思想原则兼而有之，该拿来不放手， 该丢弃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