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讲，我可能还算不得一个有真信仰的人。从朋友处获知：一个人只有皈依了某一门宗教，他才算有信仰。众所周知，我们中国人大多没有宗教信仰，极少人虽信教却并没有真正皈依，这些人依旧算不得有真信仰。而我们这一代人集体缺失信仰的不幸，其原因乃是不言自明。我们这代人被灌输的惟一信仰，便是马克思主义。如果马克思是这一“宗教”的教主、创始者，那他的主义似乎就应该是一部《马经》了，其级别等同于《圣经》、《佛经》、《可兰经》。只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能否算作真正属于个人化的信仰，恐怕即使到了今天，也还是至少像我这样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所能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其实也很了不起。从他的兴衰来看，他只需要影响一个人或几个人就够了，比如列宁、比如毛泽东这样的人。马克思只需要让这样的一个人皈依他，就能影响许多人，甚至影响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从而让一个国家的人民，不管他懂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不认识马克思，就能集体皈依这个主义，这门“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马克思主义也堪称一门宗教的话，那无疑地，他要比其他宗教厉害得多了！只可惜这门宗教终究不是人们从心底皈依的。所以，苏联人、东欧人——那些曾经集体皈依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一夜之间就自己动手推翻了神像，一场集体皈依顷刻之间又集体退出！这样的信仰者，我相信，在世界宗教史上，恐怕永远都不会发生吧。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那一幕，时至今日仍在我头脑里震撼着。但也不能据此而放言，马克思主义寿终正寝了。历史总是诡异而无常的，这一幽灵不定哪一天便又会在世界的某一角落落地生根。

宗教愣是把世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信，信到死心塌地；另一部分不信，不信到顽固这个程度。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负有宗教钦使特权的传教士沙勿略，在靠近广东的一个小岛——上川岛上，面向着那片遥远的陆地，心有不甘地死去。死前，他绝望地向陆地的方向喊道：“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这个早已远去的绝望呼喊，阿容听得很心痛，而更让他心痛的，则是时至今日，就信仰而言，这个民族依然如一页顽石。

信与不信，确是个人自由。有趣或者不解的是，为什么宗教对一些人、一个民族魔力那么大，而对另一个人、另一个民族却什么力也没有？为何有人身在其中，却反对宗教的仪式？为何有人质疑宗教竟遭谴责、迫害、甚至于驱逐？宗教，包括神灵，难道真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我对世界三大教都有所学习，在学习中很有些疑惑。也许以我这未曾被“教化”的头脑多有误读，也算正常，但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宗教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不论哪一种宗教，终究是由人来完成的，或者说创设的，为什么就不能有疑惑、有质问、有变革呢？在印度，就有这样的“宗教改革家”。尽管这些改革家也依旧不为宗教所容，比如克比尔，我就打内心表示赞赏。 

一

认识克比尔，是在泰戈尔的一首诗那里。这首诗的名字叫作《不忠实的丈夫》，诗比较长，我原本想摘录部分章节，却发现一摘录意味全变了。没办法，只好全文照录，好在这首诗真的不错，各位都是忙人，估计现如今还读诗的人也没有几个了吧？如果朋友们赏脸，不妨看完这首诗。诗曰——

圣者克比尔虔诚的声誉传遍了全国各地，

他的茅屋里聚集着来自四方的善男信女。

有人说：“世间真有神在吗？请你作见证。”

有人说：“请为我诵经，驱逐我的疾病。”

有人说：“请显示你天神般的法力。”

不孕的女人哭着说：“请使我生育。”

克比尔含着泪合掌乞求大神诃利：

“你使我降生在卑贱的穆斯林家里——

我以为没有谁会到我的身边来，

只有你慈悲地背着人与我同在。

你耍的什么把戏啊！捉弄人的诃利！

引世人到我家里，莫非你想离我而去？”

城里所有的婆罗门气愤地互相商量：

“真荒唐，人们竟崇拜异教徒的织布匠！

这真是充满罪恶的世界末日已来临，

不挽回狂澜，那是婆罗门放弃责任！”

于是，婆罗门和一个妓女定下诡计，

秘密地给了她指示，金币递在她手里。

有一次，圣者克比尔卖布来到市集，

突然人丛里有女人拉住他哭哭啼啼。

“喂，你狡猾的骗子，太没有良心，

为什么暗地里欺骗善良的女人？

抛弃无罪的我，假冒伪善装作僧侣！

少吃无穿，我容颜憔悴，肤色如漆。” 

道旁的一群婆罗门假装着盛怒难忍：

“好个玷污宗教欺世盗名的出家人！

你安受供养，却撒沙土在诚实人的眼里，

使这柔弱可怜的女人饥寒交迫沿门乞讨。”

克比尔说：“我是有罪的，到我家去吧，

我有粮食，女人，为什么叫你挨饿呢？” 

克比尔恭敬地把坏女人带回自己家里，

温和地对她说：“是诃利大神派你来的。”

这时候，女人羞惧、悔恨地低声哭泣：

“贪心使我犯罪，我将在你的诅咒中死去。”

克比尔说：“尊敬的母亲，别怕我因此而怨恨，

你给我带来的诽谤，是我头上最好的装饰品。” 

唤起了女人的觉悟，赶去了她心中的邪念，

克比尔教给她以甜蜜的声音低颂着梵赞。

消息传遍四方——伪善的克比尔，虚假的虔诚；

克比尔听了说：“是的，谁都比我值得尊敬。

如果能登彼岸，身后的荣誉又何足留恋？

神啊，如果你在上面，我甘愿比谁都低贱。”

国王听到了圣者的赞歌，派来了使者。

克比尔拒绝前往，摇着头对使者说：

“我远离一切可敬的人，在屈辱中隐遁，

像我这样的废人，不配做宫廷里的装饰品。”

使者说：“圣者不肯前去，我们将遭不幸，

你的声誉，引起了国王渴见你的心情。” 

宝殿上坐着国王，两旁站满一列侍从；

女人紧跟在背后，圣者克比尔走进宫廷——

有人窃笑，有人皱眉，有人厌恶地低下头。

国王心想：多么无耻，竟有女人跟在身后！

他目光一闪，侍卫们把出家人赶出宫殿，

克比尔恭敬地带着女人回转自己的家园。 

途中尽情欢笑着的是那些婆罗门，

他们用难堪的话嘲笑咒骂着出家人。

这时候，女人哭泣着在圣者脚前拜倒：

“为什么你把我拯救出罪恶的泥沼？

为什么甘受诽谤，留罪人在你门内不放？”

克比尔说：“母亲，只因你是诃利的恩赏。” 

泰戈尔写于1900年9月的这首诗，通篇充溢着对圣者克比尔的钦赞。我对这首诗的偏爱，很大程度上不是源于克比尔有什么“天神般的法力”，而是因他的忍辱、他的德行，以及他对权势的蔑视，而他却不过是一个敦厚、平实的老人，连圣者的一丝气象都看不出。

那么，诗外的克比尔，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约于1440年生于贝拿勒斯的克比尔，父亲是伊斯兰教徒，他却在幼年即皈依印度教大师罗摩南达（十五世纪初印度教改革家）为弟子，他反对虚伪的宗教仪式，反对职业化的僧侣，他认为念珠不过是木头做成的，神像只不过是冷冰的石块，罗摩与克里西纳不过是死去了的人，《吠陀》与《古兰经》只不过是空话：剃头匠、洗衣妇、木匠比僧侣更接近上帝。他追求真理，追求爱。真理只有一个，因此，上帝是惟一的，不管你把它当做罗摩还是安拉敬拜都可以。他的教义遭到顽固婆罗门的反对，约在1495年当他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被逐出贝拿勒斯，一直在北印度各地流浪，1518年在玛加尔逝世。他并不是一个出家人，他有家庭，以织布为业，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他对于神和爱的追求，却留下了不少淳朴动人的宗教诗篇。他的赞歌在北印度家喻户晓，他的信徒直到现在也还不在少数。泰戈尔不仅写诗赞美他，还把他的诗译成英文，克比尔对泰戈尔的影响，从其诗集《吉檀迦利》中仍依稀可见。

而我，不能像泰戈尔那般以诗歌赞，但克比尔这样的圣者，真让人刮目相看。他皈依宗教却又不被其繁文缛节所囿，甚至试图颠覆。他之所以被后世称作宗教改革家，大抵与他这种颠覆有关吧。可他却被驱逐了，一个快六十岁的老人不能终老于自己的故土，的确令人伤怀。而这也正是宗教在我心中不完美的一面：任何一门宗教都应该具有包容性，正确的，吸纳；不正确的，可以驳斥，也可以不闻不问。无论如何不能走极端——谴责、迫害、驱逐等手段不仅不能显示宗教的庄严、神圣，反而让人对宗教本身产生怀疑和不信任感。这样做，归根结底，有害的还是宗教自身。 

二

同克比尔的命运相似的不在少数，只是与斯宾诺莎相比，他们的遭遇又算不得什么了。

从涂江波先生提供的资料，我们约略知道，斯宾诺莎在青年时期也曾经有过对犹太教的圣洁信仰，他上的学校就是专门为培养犹太拉比建立起来的，因为成绩优异，还曾被教师们一致视为犹太教复兴的希望——希伯来之光。但是，在阅读了《圣经》和一些神学著作后，斯宾诺莎发现，他读的书越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也就越多。直到有一天他接触到笛卡尔的学说，对“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思考，让他开始怀疑起超自然的上帝和天使，他逐渐坚信：上帝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自然本身；神也并不存在，人心中的神只是幻想的产物。这样的思想在当时可谓惊天之论：是大逆不道的异端思想。于是他被召到犹太教长老面前。长老们可比克比尔遭遇的婆罗门要优雅得多，长老们先是许诺提供一大笔年金，换取他对宗教的信仰和忠诚，斯宾诺莎拒绝了。尔后，一帮人又威胁要诅咒和杀害他，并真的派出了职业杀手付诸行动，斯宾诺莎幸运地躲过刺杀之后，依然不为所动。最终，通过一套阴森的程序，犹太人不仅开除了他的教籍，还开除了他的族籍，并将他驱赶出犹太人生活的社区，家人也与他断绝了关系。

后来，斯宾诺莎放弃了本应由他继承的财产（父亲死后，姐姐将他告上法庭，结果却败诉。胜诉的斯宾诺莎主动将应得的财产给了告他的姐姐），一个人搬到阿姆斯特丹一个叫莱茵斯堡的地方。他将自己的希伯来文名字“巴鲁赫”（受惠）改为意义相同的拉丁文名字“别涅狄克特”，以示与犹太教的彻底决裂。涂江波在《斯宾诺莎的道德》一文中就此写道——

原以为从此可以平静地生活了，可他发现自己依然不见容于人群——基督徒同样对他恨之入骨。在基督徒眼中，斯宾诺莎不但是一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族之人，还是一个该死的、无可救药的无神论者，不断有人写信甚至登门发泄对他的愤慨之情。因为不堪打扰，斯宾诺莎只好再次逃到海牙，并且就此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他远离人群，有时候甚至好几天都不出门。为了谋生，斯宾诺莎学会了磨制镜片。每天，他都在一间昏暗破旧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淬炼、打磨、装配眼镜，猛抬头，就会发现头顶上那些已经蔚为壮观的蜘蛛网……

斯宾诺莎的厄运并未到此结束。为了保持思想的独立，不受外界影响，他选择了清贫，而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不止他放弃了继承遗产，连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愿意慷慨解囊，并许诺给他一笔丰厚的年金，条件是斯宾诺莎把下一本著作献给他就可以了。荷兰富商弗里斯活着时愿意支持斯宾诺莎大笔钱财，被斯宾诺莎谢绝，弗里斯在临死前又执意要将遗产馈赠给他，又一次被斯宾诺莎拒绝。

斯宾诺莎就是在这种如此艰难、如此简朴的条件下，坚持其哲学思考和哲学研究。在一盏油灯的照亮下，他先后写出了《知性改进论》、《神学政治论》、《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伦理学》等著作。《神学政治论》一问世就被列为禁书，教会人士甚至上告政府要求对作者进行制裁。而其代表作《伦理学》，则在他死后十年才得以出版，并且在出版之后以一种怪诞的方式被教会和政府封杀了一百多年：可以阅读，不得引用，如果引用，也必须是出自一种批评和谩骂的语气。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人敢对斯宾诺莎其人、其书说一个好字，因为这样做就会被教会视为是一种罪过。

斯宾诺莎四十五岁死于肺结核。房龙在《宽容》里谈到斯宾诺莎英年早逝时说：“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末感染了他的肺，一六七七年，他孑然一身孤独地死去。”不过，对斯宾诺莎而言，死亡算得了什么！他早已说过：“人类的心灵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完全消亡，它的某一部分仍将存在。”的确，斯宾诺莎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影响了其后欧洲大陆的主要哲学大家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等等。黑格尔甚至说：“要达到斯宾诺莎的哲学成就是不容易的，要达到斯宾诺莎的人格是不可能的。”在罗素的眼里，斯宾诺莎的道德则是至高无上的。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到斯宾诺莎时说：“按才智讲，有些人超过了他，但是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他“是伟大哲学家当中人格最高尚、性格最温厚可亲的”。

斯宾诺莎出生在一个从西班牙辗转迁居到荷兰的犹太富商家庭。尽管他有足够的资格享受“富二代”的生活，可他却选择了清贫。这个一生都在鼓吹言论自由与宗教宽容，可至死他也没有被他的时代所宽容、所原宥。直到他死后，一位教士依然在他的画像上无比痛恨地写道：“面带愁容的受谴责的形象。”直到一八七七年，世人才为斯宾诺莎正名。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雷南在斯宾诺莎雕像揭幕式上说的一句话，可能才是世人对斯宾诺莎最终的认定：“也许这里展示的是曾经有过的神的真实的影像。”

关于斯宾诺莎的遭际，涂江波是这样理解的：“也许错在他生不逢时，十七世纪的欧洲仍然处于黑暗时期，这个时代的天才们注定要为他们超越于时代付出代价，所以布鲁诺才会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伽利略才会受审，要求悔过并放弃自己的主张；笛卡尔才会终其一生小心翼翼，走中庸之道，对一些有违正统教义的观点秘而不宣。” 

三

如果斯宾诺莎的遭际，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也就是涂先生所说的：生不逢时。（包括克比尔，似也可以这么理解）那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却是一个生活于当下的人物，为什么他的新书《大设计》在2010年出版后却“招致了一些宗教领袖的强烈抵制”？

我至今尚未购到此书。但从相关的报道来看，霍金在此书中提出，没有必要用造物主来解释宇宙的存在。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再显明不过了：宇宙的存在，勿需搬出造物主来。而这就严重地挑战《圣经》了。宗教领袖们怎么能不愤慨、能不抵制呢？即便是我，一个并没有彻底皈依宗教的人也认为他们应该抵制！但问题在于，抵制可以，你拿什么东西来抵制？靠嘴巴说几句气话，那不叫抵制。相反，霍金之所以敢于抛出这样的言论，我同样相信他不会头脑发热，随口说来，这番话一定是在他的科研之后，因了自己的发现和感悟才说出的。英国犹太教大拉比萨克斯指责霍金犯了逻辑上的“基本错误”，我不清楚有多少人弄明白了逻辑上的“基本错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错误？

实际上，宗教领袖也好，大拉比也好，对不时地冒出的“异端邪说”进行抵制和批驳，既必须又必然。只是抵制的话好说，可批驳起来的时候就一定要立稳脚跟，要让听者心服口服，倘能做到让我们这些听者也和他们一道共同批驳那“异端邪说”，就更美妙了！而如果说服不了对方，或说些含混不清、甚至于莫名所以的话语，那就糟糕了！很可能糟到让我们这些听者也同情、甚至于接受那“异端邪说”了——这样的结局，才叫一个可怕！对宗教而言，尤其是宗教的捍卫者们，更是一件很害怕的事。

其实，继《大设计》之后，霍金又抛过一次惊天之论！今年5月16日，霍金在接受英国《卫报》记者伊恩·桑普尔采访时发出的。那天，他对记者说：所谓的天堂或来生只是为怕死的人编造的“童话”。为了说明自己反对宗教慰藉的坚定立场，霍金说，在人脑停止运转之后，生命便不复存在。

是把上帝当作一个隐喻，还是相信万能的主控制着宇宙的运转？霍金的这番话在二者之间划了一道鲜明的分界线。 

四

说到对宗教的质疑，不能不令人想起大清官员杨光写过的一篇名为《不得已》的檄文。在这篇檄文里，他对受顺治皇帝恩宠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发出如下质问：

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像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之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汤若望先生喜欢奇思怪想，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上帝创造世界等于说天外造天，那么，上帝又是谁造的呢？宇宙万物、虚空众生，无始无终。如果说耶稣是天主，那么汉哀帝以前的世界就是无天的世界，如果说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岂不把中国人都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参见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第261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撇开杨光愚腐的一面，但就质疑造物主，他极可能是中国第一人吧？阿容的文字谈不上质疑，只是在宗教问题上，认为，既不能有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能认为信仰没有任何通融之处。当然，我也不希望人们滥用自由去触犯大家所信奉的宗教。某种程度上，我极尊崇各大宗教，从来也没想过要去触犯。我知道，妄想触犯还是需要胆量和智慧的。如果一个人仅有胆量而无超人的智慧，那他对于宗教最好还是怀揣敬畏之心而三缄其口为妙。正像斯宾诺莎一样，我毕生都在追求言论自由，而至于宗教宽容，虽不是我毕生的追求，却是我渴望表达的思想之一。这篇文字，某种意义上，也有这样的目的和愿望。如果克比尔、斯宾诺莎生不逢时，遭遇那般的迫害，能被今人所理解并原宥的话，那么，面对像霍金这样的当下人物，宗教领袖们则实在不该歇斯底里！当然，他们的职责是捍卫，这一点也应该可以理解，但也必须清楚，世界在发展，一切文化、文明的东西都在今天这样一个激荡的时代交融着、碰撞着，我想，包括宗教在内，也都逃避不了如此的交融与碰撞。实际上，早在16世纪，《殉道史》作者、英国的约翰·福克斯在对待信仰上的歧见或异端时，就坚决反对施以极刑。因为，他相信“功德或得救都不在于被强制的良心”。1572年，曾有几位说弗莱芒语的重洗派信徒被伊丽莎白政府以异端罪判处火刑。福克斯虽然也不赞同重洗派的神学观点，但对他们被处极刑的做法极力反对，多番上书女王及相关权力部门，又去狱中探访这些重洗派，劝其放弃在他看来是错误的观点，但终究未果，其中两名重洗派信徒仍被处以火刑。福克斯这次反对“教会”的举动尽管失败，但由此举可见福克斯撰写《殉道史》的最主要精神：任何以暴力控制信仰的教会都不是真教会，不管其声称自己是天主教抑或更正教；真正的教会是不会诉诸血腥的，其武器应该是属灵与属天的。他曾在一部叫《得胜的基督》的圣经剧中借剧中人物的口发出这样的呼吁：“放下所有的武力吧。让我们用忍耐代替威胁，将暴力化作祷告。“他相信圣经上的锡安山是基督属灵教会的预表，正如先知以赛亚预言，在神圣山上的遍处都不应有伤害与屠戮。为此，他质问：“罗马教会何以向锡安山交待？因为在这所谓的教会里，从以往到如今的许多年间，有多少杀害屠戮、残忍暴政的事情发生，有多少基督徒被火焚、被血溅，有多少可恶可恨的事见诸世间……”

《殉道史》记述了西方历史上从1世纪到16世纪这漫长的时期内基督徒为信仰而殉难的事迹，其中着重叙述了从14世纪到福克斯自己的生活时代，即从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锋威克里夫时代到玛丽一世整个统治期间，英国的更正教信徒或亲更正教人士所受的各种患难与逼迫。（参见《殉道史》，“中译本导言”4—5页，2011年1月北京第1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当然，霍金所遭遇的不过是被“抵制”和一番指责而已，与福克斯书中所描述的时代果真是不小的进步。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宗教领袖们做得还是不够好，他们应该采用同样来自西方世界的另一个名人的话来对待尘世间各种不同的声音，包括“异端邪说”——“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而在我国，关于宗教，政治层面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宗教无小事”。我写作此文，也甚是小心翼翼，莫说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越一寸，怕也不敢。事实是，我对宗教本身并不持异议，只是想向捍卫宗教的那些领袖们提这么一小点建议，而已！概括起来讲，其实就是两句话：懂得宽容，方能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