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去年（2022年）10月29日，接到古远清兄的电邮，说他正在编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时期的鲁迅研究史，“内有你们著的《鲁迅年谱》这一节，请提供资料，如主编写作背景之类，先谢谢！”次日，我即据他的需要，写了一篇回忆小文发给他。他收到后表示感谢，并说：“我在编书简续集，收你这两封可否？”古远清是一位多产作家，年过八十，还编写不辍，在疫情期间，也毫不怠懈，至少同时在编写两本书。但忽然从网上看到消息，说古远清教授于12月27日，在武汉逝世。这真太突然了！现即以这篇为他而作的文章来表达我的哀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来信，说他正在编写一本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时期的鲁迅研究史，内中有一节要写我们上海三校集体编著的《鲁迅年谱》，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具体材料，如主编是谁、写作背景如何等。这使我感叹时间的流逝，真如白驹过隙，当年所做的工作，已成为别人研究、追述的一段学术史，而参与工作的同伴，则大都已经作古，仅剩下我与龚济民二人，而济民兄远在美国，久未联系。我如果不将这本书的编写过程记录下来，也许就要流失了。虽然它在鲁迅研究史上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当时，也曾掀起一点波澜，远清兄要我叙说本事，也许还有点价值。

这本书的动议，是在1972年8月。那时，我们复旦大学中文系一批教师，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这时，学校已重新开始招生，招进来的学生叫做工农兵学员。教师中有些人分配到班级，辅导工农兵学员，另一些人则安排在系资料室做资料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叫我们管理图书资料，而是为一些文件和资料做注释。我不大想做这些事，就提出要编一部《鲁迅年谱》。系领导说：你的工作安排我们作不了主，要请示巿革会朱永嘉同志。过了几天，系领导通知我：朱永嘉同志说，鲁迅年谱可以搞，但不能由吴中杰一个人来编，可以在复旦、师大两校组织班子来搞。于是，就在两校组织起两个年谱组班子来编写《鲁迅年谱》。

这里要说明一下“两校”称呼的由来，以及它的范围。上海有中文系的高等学校，在1966年之前只有三所：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大学则是八十年代组建的，当时还没有。七十年代初，忽然括起一股并校风，华东师大与上海师院合并，称为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和上海政法学院，则并入复旦，仍称复旦大学。所以当时我们这个编写组就叫复旦、师大两校年谱组。到得七十年代后期，师大师院两校又重新分开，财经学院和政法学院也仍旧独立。但华东师大那时仍称上海师大，上海师范学院也还没有升级为上海师范大学，所以1979年《鲁迅年谱》出版时，编写者的名字，就署为“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编写组”。这些称谓署名，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背景，不加说明，后人不易弄得清楚。

鲁迅年谱组成立之后，分为两摊：一在复旦，一在师大。复旦年谱组成员有：赵景深、徐震、刘国梁、秦家琪、王继权、潘旭澜、吴中杰；师大年谱组成员中常与我们接触的是龚济民和石汝祥，其他还有哪些人我不太清楚，当时也不便打听，后来事过景迁，也就忘了打听。曾经开过一次联席会议，讨论两件事：一体例，二分工。分工马上就定下来：师大年谱组编前期（1926年之前），复旦年谱组编后期（1927年之后）。讨论体例时，大家说，既然年谱的编写由我发起，自然应由我提供体例样本。我无可推辞，就答应下来，编写了1936年一年的年谱，作为样品，打印出来提供讨论。大家很快表示意见，说我的样稿基本可用，在细节上作了一些改善。这样就开始工作了。

当时复旦中文系设在仙舟馆楼上，我们年谱组就安排在楼梯边朝北的大房间里，隔着大草坪与登辉堂（现改名为“相辉堂”）遥遥相对。开始由徐震负责，不久徐震调走，改由刘国梁任组长。开始时赵景深先生也天天来上班，跟我们这些小青年谈笑风生，后来系领导考虑到他年老体衰，家里离校又远，就照顾他不来上班了。但我仍常到他家借书看，主要是三十年代书籍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的小说。赵先生家藏书丰富，虽不是什么名贵版本，但小说、戏曲书籍很是完备。

初稿完成后进入修订阶段，刘国梁心脏病发作，就退出年谱组工作，回家休养去了。剩下王继权、秦家琪、潘旭澜和我四个人。师大那边，则剩下石汝祥和龚济民二人。定稿组就由我们六人组成。接着，又修订了大半年。

编写《鲁迅年谱》这工作，当时并不看好。教师们都以下班级参加教学活动为荣，即使不能讲课，跟班辅导也是一种荣誉，所以很看不起我们这编年谱的工作。有一位同从干校回来的教师下班级之后，就以轻视的态度来调侃我们，我们不能批驳，即以不理睬的态度来表示抗议，使他无趣而走。但我自己却有另外的想法。我知道这部书是出版不了的，只是想借此机会理清鲁迅思想的脉络，查明当时思想界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并多读一些书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而且按蒋天枢先生的说法，编写年谱是基本的学术训练。所以我倒是很认真地做这项工作的，并且常以编年谱的名义，要求系资料室调鲁迅文章所涉及的书来看，也要求去查阅当年的旧报刊。那时系资料室负责人是廖光霞，她很帮忙，拿着我们的书单，千方百计到校图书馆调书出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后来写《鲁迅传》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正是此时打下的基础。

大概系领导也发现了我们借编《鲁迅年谱》的名义来大读其书的倾向，就找我们谈话，说你们不能长期闭门修改《鲁迅年谱》，限期修改好，下到工农兵学员中去，接受改造。那时，工农兵学员陆续招进，辅导教师不够分配，就把我们也分发下去。这样，我们就在1974年4月，匆匆结束了年谱的编写工作，准备下班级去。

我们《鲁迅年谱》的编写工作刚一结束，就有人来抢夺这部年谱，作为他们编写《鲁迅传》的参考资料。此事说来话长，我以前发表过文章，可供参考。

但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鲁迅年谱》又要回来了。这时收到李何林先生负责的鲁迅研究室的来信，说他们要编写《鲁迅年谱》，希望我们的《鲁迅年谱》能借给他们参考。我们早就读过李何林先生的书，知道他是一位正直的鲁迅研究先行者，所以就组织工农兵学员抄写了一份寄给他们。同时，我们自己也积极寻求出版。这时，恰好王继权的同班同学、在安徽大学教书的吕美生兄来沪出差，他说，他们同班同学朱兴华在安徽做出版局局长，不妨与他联系一下。朱兴华很热情，帮我们联系了安徽人民出版社的文艺组，很快就落实下来。这个文艺组，就是后来的安徽文艺出版社，当时各个专业出版社都合并在一个人民出版社内，压缩成一个出版组。潘旭澜当时回福建老家养病去了，我们五个人再将《年谱》修订了一次，交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他们很快就排印出来，王继权、秦家琪、我和龚济民四个人赶到合肥去看校样。书在1979年3月出版，很受欢迎。第一版印了12万册，很快买完。本来说要再印，但好像并没有印，因为接着别家的《鲁迅年谱》也出来了，别的鲁迅研究著作也陆续出版，我们的《鲁迅年谱》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个存在。

我们这部《鲁迅年谱》没有主编，当时出版的书籍一般都署某某编写组或编译组编写，我们也循例，署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鲁迅年谱》编写组。后记里写了定稿人的名单：“参加本书定稿工作的有吴中杰、石汝祥、龚济民、秦家琪、王继权；参加大部分定稿工作的有潘旭澜。”这是我们的组长王继权所写。他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是因为这项工作是由我发起的，而且我也写得最多；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那是由于他的谦虚，其实许多实际工作都是他做的，贡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