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初秋的上海，气温近30度，在硕大的房子里，也不觉得很热。这是一栋民国建造的老别墅，在长宁区闹市，是港商罗先生的房子，刚装修好不久，准备出租。

   上海人把这种市区的独栋老别墅称为花园洋房，它们拥有各自的花园，建筑都是西洋风格。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迎来了黄金十年，在全球大萧条的一片哀嚎中，上海却在悄悄崛起。许多富豪都在当时的郊区建造了欧式别墅，主要分布在现在的长宁区、静安区和徐汇区一带。那一片富商名流云集，被称为上海的上只角，类似于现在叫富人区。

    花园洋房有各种各样款式，以西班牙格调最普遍。建国后，这些房子居住了许多人家，成了七十二家房客。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里面的住家逐渐搬出，花园洋房可以买卖了。

    罗先生购买了十多栋这样的花园洋房，坐落在市区不同地段，多数用于出租，租客里有世界五百强企业。由于他频繁参与政商两界活动，整天满世界跑，没有时间顾及这些房子，就叫我帮他管理。

    罗先生三十年代末出生在上海普通家庭，从小生活在贫困线边缘。年轻时支援内地，生活仍然艰苦。改革开放后去香港闯荡，从搬运工做起，慢慢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回上海发展，他的经历充满传奇。

    他曾经告诉我，收购这些老上海花园洋房，重新装修后高价出租，这种商业模式是他在澳洲考察时得到的启发。

    为了修缮这些老古董建筑，我们组建了一支装修队伍。老别墅按照当时的风格装饰一新后，满屋子弥漫着民国上海滩的西洋情调。

    准备出租的是刚装修好的三层楼别墅，一家著名的电影厂想租用拍电影，罗先生断然拒绝了，怕崭新的装饰被糟蹋了。

    这栋花园洋房四面呈圆形，乳白色的外观简洁高雅。底下两层落地玻璃，进门大厅是一个舞池，高度一直到三楼，巨大吊灯从天而降，中间的大楼梯向两边延伸到二层走马楼，三楼有数间卧室。

    雪白的大堂里科林斯柱和阿坎萨斯叶装饰，富丽堂皇而不失雍容典雅，勾勒出民国上海资本家对西方文化的崇拜。

    坐在大玻璃窗旁边，看书、喝茶，院子地面上的梧桐树叶，在微风吹拂下缓缓移动，耳边隐隐约约传来大街上的汽车声，光线在周边大楼的缝隙间照射进来，大都市里难得的一处清静。

    罗先生常常在花园洋房里宴请海内外贵客，沐浴着小资情调，却谈论着金钱和时政，这一幕在上海老作家的小说中经常看到。

    管理着罗先生的十多栋花园洋房，让我掉进了老上海的历史大海里，给了我许多西洋文化的启蒙知识。

   尽管老上海也有许多中国传统风格的私家花园，但西洋建筑是民国上海滩的主流。从标志性的外滩29幢洋楼和大街小巷的欧式商铺，到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大量联排石库门新里弄住宅，以及外围的花园洋房，到处洋溢着西洋风情。

    根植于农耕文明的中华传统观念，对土地和房子一直是追求的终极目标。一生勤劳和节约，就是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为了房子，甚至几代人合力奋斗。这种文化烙印在全世界各处的华人身上，几代人都抹不掉。

    当上海滩华埠的中国人，看到租界地里漂亮的西洋建筑时，终于找到了人生目标。先富起来的华人纷纷拥有了自己的洋房，穿着洋装，抽着洋烟，喝着洋酒，听着洋曲，说着洋泾浜的英文，生活里全是洋味。

    民国时期，当数千年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猛烈碰撞时，上海人被融合了，因此催生了闻名遐迩的海派文化。花园洋房无疑处于独特海派文化的顶端。

    由于钟情于收集西方传统艺术品和学习西方文化，我曾试图在全国各地寻觅遗留的西方痕迹，但没有一个地方像上海那样在骨子里渗透着西方现代文化。

    几年前，我在澳洲乡下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本1937年伦敦出版的英文书《上海警察》。作者是一个英国人，他于1929年开始在上海公共租界做了六年警察。当他刚踏上上海码头时惊呆了，他说上海是东方最繁华的城市，没有第二。

    十九世纪后叶，上海从一个小渔村跃变成东方巴黎，而今，又成为了中国开放的龙头，这里面似乎有什么逻辑联系。花园洋房印记着老上海十里洋场的过去，也衬托着向国际开放的当代，更展望着中西文化交融的未来。

    昔日散落在郊区的花园洋房，现在成了市中心的别样风景，价格自然不菲。经常看到有网红直播这类房子，庆幸当时没有这类自媒体，否则对付他们够忙了。

    奇怪的是，罗先生并没有住在这些高贵的花园洋房里，也不住在太湖边上占地四十多亩的豪华私家庄园。他平时住在长宁区的一个宽敞公寓，而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多年里，却在普陀区的中远两湾城租了一个三房的公寓，那是个普通小区，而且是在传统上海人心目中的下只角。

    罗先生过去常对我讲，他特别向往在内地生活的日子，从菜市场里买一条鱼，回家自己杀鱼，自己烧，这才是真正的生活乐趣。他还说，他想过上休闲的生活，但赚钱已经成了他的惯性，无法摆脱，他也很苦恼。我当时觉得，那是他对我的一种说教而已，后来，他放弃了超级富豪的生活方式，可见他的说法是真心的。

    罗先生走了，花园洋房还在，物是人非。每次回上海，总喜欢去看看那些房子，想想他给我讲过的那些话。我也步入了老年，好像对罗先生的奇怪行为有点理解了，愉快的生活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而不仅仅是房子。我越来越喜欢罗先生的说教，也深深感谢他对我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