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跨世纪传奇
女儿忽闪着大眼睛问我：“爸爸，我们的Family Tree是怎样的呀？”她正在做学校布置的作业。我给她画出了三代以内的家谱图。她又问：“爷爷、奶奶出生在哪里？”我说：“中国。”“你和妈妈呢？”“也是中国。”“怎么都是中国呀？”“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我即将踏上回国之旅，中国有我的根，有我们张氏家族的根，我想我会再次回到老家去祭祖，去追寻我们家族充满传奇的故事。
故乡的诱惑
我小时候也向父亲询问过家谱，父亲说，我们家祖祖辈辈生息繁衍在江西省万安县窑头乡中塘村，那里有我们一个庞大的家族。我出生在武汉市，父母从不肯带我回老家。一九八五年我到南昌出差，产生出到赣南老家看一眼的强烈愿望，遂写信徵询父亲的意见，他回信说：“不要回去! 不要回去!”然而我还是抵抗不住老家对我的诱惑，踏上了故乡之旅。
长途汽车清晨从南昌出发，沿着通往井岗山的国道行驶。我的老家离井岗山只有两百多里路，早年也是红军的革命根据地。天刚下过霏霏春雨，空气仿佛也染绿了，格外清新，车窗外的景色如水墨画，杨柳笼烟，春燕翻飞，禾苗嫩绿，菜花鹅黄，一簇簇龙干撑云、翠涛泻玉的古樟和迎风起舞的竹林环抱着檐角参差的村庄，清澈蜿蜒的赣江与公路互相交缠，有如农家妹子甩下的长辫。 汽车行驶了约莫五个小时，穿过了泰和县城之后，辞离国道，拐上一条颠簸不平的公路直奔赣江的一个渡口，上了汽车渡船，有挑担的农夫也挤到船上。赣水悠悠，船影绰绰。我想，这就该是父亲曾提起过的那个渡口了。大半个世纪前，我祖父总是挑着豆腐担子从这里摆渡到泰和县城里去卖。他用双肩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供养儿子们读书，走向城市，走向大学，走向世界，于是才可能有我父亲的今天和我的今天。凝视着这个渡口，我仿佛看到祖父挑担艰难行走的身影和少年时的父亲斜背着油纸伞进城求学的形象，不由得双眼湿润了。
过了渡口，就进入万安县境。大约一刻钟后，我就背着挎包站在远去的汽车卷起的滚滚黄尘中，向着故乡的村口眺望了。我父亲五兄弟中，只有老三学圣叔留在乡里继承祖业务农。三叔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他的独子水明就是我在这里血缘最近的亲戚了。很快便找到了堂弟的家，这幢普通的青砖农居也就是我家的祖屋。屋前有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樟树，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仿佛在叙说着我们悲欢离合的家史。 我的到来成了村里的特大新闻，当天夜里，乡亲们提着马灯来了一拨又一拨，我在堂弟水明的指示下，忙不迭地拜认叔伯姑婶。乡亲们都关切地询问我父亲能不能招村里人去当工人。我说家父是在大学当教授，早已离开工程部门。
待客人都离去后，婶母和水明夫妇却向我一一诉说刚才来的人中谁一贯欺侮他们，谁在文革中殴打过学圣叔，谁侵占了他们的财产。我终於明白了父亲不愿回乡的原因，回乡除了令他伤心和面对那些小人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一瓢粪救下的家族
第二天一早，水明带我来到三个紧紧相依 盖满野草的坟头跟前，那个大的是我曾祖父母的合葬墓，两个小些的分别埋葬着我的祖父母。我的根就埋在这泥土下，根看不见了，子孙们却象枝叶一样显示着根的存在。我是祖先生命的延伸，我又将把他们的生命传递下去。在一代又一代的繁衍中，生命进化了，社会也进化了。我向着祖坟深深地跪拜下去。
据说不知哪朝哪代，我们这一支的始祖原居江西修水县，一天他进山去砍柴，路过这里，感到疲乏，就在草地上睡觉，做了一个美梦，梦见银髯飘飘的神仙告诉他，这里是一方宝地，定居在这里可以富足发达，子孙繁茂。梦醒后，他仔细端详这块尚无人烟的丘陵地，果真风水甚佳，遂举家搬迁到这里垦荒，就象我们现在怀着梦想移民澳大利亚一样。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挖井，出来的井水竟然是香喷喷的酒，于是他就得了一个名字叫“酒发”。中塘村张氏一共有四族，我们这一族就是酒发的後代。
我们家自我曾祖父往上几代，都是独子单传。曾祖父还在襁褓中时就失去了父亲，那正是太平天国之乱时代。一天他母亲背着他，手挎包袱从娘家回中塘，路上碰到了一个长毛兵，那兵想抢劫，拿了刀紧追他们母子，眼看要追上了，路边一个正浇菜地的农人将一瓢粪泼到长毛兵脸上，长毛兵丢开孤儿寡母，去追泼粪人，曾祖父才得以活下来延续张家香火。一瓢粪救了我们一个家族！
曾祖父长大后读了些书，算是村里的小知识分子，但还够不上求取功名的份，又自学了点医术，也未达到当郎中的水平，他艺多而不精，于是只好一边务农，一边在村里开个小杂货店养家糊口。社会地位低下而又有点见识，使得他不满足於现状。改变自己家族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成为他的光荣梦想与传世家训。他生了四子一女，发誓要从中培养出一个正经的读书人光宗耀祖。我祖父是长子，命定要继承家业，于是与读书无缘。聪颖的三叔祖父被幸运地选中，从乡学读到县学，最后一直读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还出版过数学教本，曾经相当流行。他成为万安县方圆数百里的名人，着实让曾祖父露了脸。
曾祖父的半吊子医术竟救过我父亲一命。父亲幼时得过一场急病，眼看奄奄一息，快不行了，他在恍惚中听到我奶奶伤心的哭泣，木匠在叮叮哐哐钉棺材。曾祖父焦急地翻查医书，找出一个偏方，是用韭菜熬汤，权且作最后一试。汤喂到我父亲嘴里，他觉得很好喝，全喝完了，还伸手把韭菜都抓进嘴里，说来也怪，他的烧就退了，奇迹般地活过来。
曾祖父自己养生有道，又笃信宗教。他早先信奉一个什么土菩萨，礼拜很勤，后来有一年三叔祖父放暑假回家，带回来一本圣经和一些有关基督教的普及读物，曾祖父随意读了，如饮醍醐，大呼相见恨晚，于是把他的土菩萨扔到了茅坑里，改信了洋菩萨，并且逢人就义务传道，发展了不少教徒，据说后来很有些领袖风范了。曾祖父一直活到九十九岁。一天，他对家人说：“上帝要派人来接我上天堂了，快拿衣服来给我换上。”更衣后，他闭目坐在太师椅上，少倾，无疾而终。
最让曾祖父露脸的三叔祖父，也干下了一件最让曾祖父丢脸的事。他快大学毕业时，曾祖父为他撮合了一桩婚事，趁他放假回家之际，硬逼他把用花轿把从未见过面的新媳妇吹吹打打接过门。花烛之夜，三叔祖父揭开红头盖後，便把新媳妇晾在床沿上，自己闷头看了一整夜书，第二天曙色未明，便不辞而别回了北平，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曾祖父气得暴跳如雷，但也毫无办法，后悔让孩子读新学堂学坏了。新媳妇虽不美丽，却非常贤慧，尊老爱幼，忍辱负重，誓不改嫁，始终舆这个家庭生活在一起，直到她去世。我父亲这一代晚辈都照旧视她为婶母，称之三婶。她虽然是一个传统妇女，但是也有反叛的一面，曾经与村里的一些比较进步的妇女一道参加过共产党，搞土地革命。我父亲对我提起他三婶时，总是充满了敬仰和同情。我祭拜了三叔祖母孤零零的坟茔，为这位封建婚姻和礼教的殉葬者掬一捧泪。
三叔祖父在大学里成为中共的早期党员，舆邵式平（中共建国后的江西省省长）是同学和战友。可是他并无坚定的政治信仰，也无远大政治抱负，大学毕业后到南昌一所中学当了校长，与他的学生、年轻貌美的校花结为了伉俪，一时在南昌和万安传为佳话。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他脱离了共产党，若干年后又因为与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交情，投入了国民党怀抱，当上了某县县长。
我的祖父张里清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和曾祖父一道供养三叔祖父读书。家里田产并不多，还要租一部分别人的地耕种，省吃简用，日子算得小康。我祖母从小就进了张家门当童养媳，吃了不少苦，成年后，与我祖父一道辛勤劳动。每天天不亮，祖父母就起床磨豆浆做豆腐。天刚放亮时，祖母下地种田，祖父则挑一大担新鲜豆腐到泰和城集市上去卖，卖得的钱又用来采办杂货挑回来，放在小店里卖。他们就这样整天劳作到天黑才休息。看到他三弟荣华富贵，祖父也决心培养一个孩子出外读书。张氏家族有互相帮助提携的传统，已经工作了的三叔祖父答应资助张家下一代的一个孩子读书作为对家族的回报。
我父亲有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加上叔伯兄弟秭妹，有十几个同辈人。我父亲是其中最聪颖的一个，在小学里门门功课总是得第一名，于是被选作张家的重点培养对象，我的三叔张学圣则因身强力壮憨厚老实，被定为长房家业的继承人，至于其他子女，则听其自然发展。
被砍头的红军伯父
二十年代末，中共在赣南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参加共产革命成了万安人的时代风潮。我父亲曾担任过儿童团长，加入过共青团，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万太边境一带是国共两军的游击区，而基本上老百姓是倾向共产党的，一些党的基层干部甚至较高级的地方干部都是本地人，效忠国民党的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人。”“有一次国民党军队向村民开了几百响枪，幸好流弹未击中人，可是却抓到了两个老人，一为张友良的老父，一为张光银老头，两人都被杀害了（一被刀杀，一被枪杀）！国民党反动军队杀害无辜老百姓，我是亲眼见到的，可以作证。······在离村之前，匪军还枪杀了一个青年农民，原因是在他身上找到了一片小红布写了‘农民协会’，为这点小事而枪杀村民，也太残酷了！”有一次国民党军队抓走了一大批青壮年村民，我爷爷也在其中，曾祖父闻讯立即带了根手杖，跟在儿子身后一起向邻村走去，到了某个大村庄，领队的军官发现有一老人在列，问明原因，顾念他们父子情深，就放了他们回来，一直等到深夜的全家人额手称庆。
由于家长已给他我父亲安排了读书的命运，他十五岁时被送到上海他三叔那里读书，便离开了家乡那火红而又腥风血雨的生活，他后来也就没有机会当上更大的官，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称号失之交臂。我那酷爱足球、颇有组织能力的伯父张学松却醉心于革命，一直当到了中共万安县委组织部长，成为当时使张家门楣生辉的第二人。至今中塘村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说他如何英姿飒爽，如何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如何会打仗，有勇有谋。令人扼腕的是，中共内部发生派系之争，有人编造了所谓“国民党AB团”的罪名打击异己派，伯父被扣上了“AB团分子”的帽子，与许多同志一道被杀头。临刑前，家里人得知了消息，赶紧凑了钱去买通刽子手，求他下刀时砍轻点。行刑过后，伯父被抬回家，头没砍断，还有一口气，家人请了郎中给他敷药医治，他卧床痛苦呻吟了一个星期，但终告不治，撒手人寰，享年十八岁，无嗣。临咽气前，瞩咐媳妇另行改嫁，切勿学三婶寡居。伯父的冤案一直到中共建国后才得到平反，他被追认为烈士，祖母也得到政府的烈属抚恤金。政府的说法是，错打“AB团”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犯下的罪行。一九八三年，我在我所工作的社会科学院的内部情报资料室读到一份材料，说到打“AB团”其实是毛泽东所为，当时还曾经激起反抗，发生了“富田事变”。历史啊，真的是可以随便打扮的小姑娘吗？我曾到位於南昌的革命烈士纪念馆查阅过烈士名录，那是两厘米厚的一本书，密密麻麻地列满了名字，不，那不是名字，而是累累白骨和滔滔血河啊！在万安县中塘村这一栏里我看到一串长长的名单，都是张家子弟，伯父的名字也在其中，有简短的生平介绍，没有交代死亡原因。我想到，这份名册中，不知有多少冤魂是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的。我抄下了中塘村所有烈士的名字，回到家后给父亲看了，他默然良久，说：“他们中的好多人都是我的儿时同伴，如果我不出来读书，也一定会躺在那部名册里了。中塘村参加革命的，没有一个活下来，整个万安县大概也没有多少人活下来，也没听说谁当了大官的，只有一个康克清（朱德夫人）官当得最大。康家也死了很多人。”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烈士们泉下有知，看到他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主义已经在全世界式微，该作何等想法呢？
在中央军与红军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万安县成了拉锯区，一时是中央军打过来，一时又是红军反攻回来。听五叔学柄说，国民党打来时，老百姓就跑，子弹在头上飞，我爷爷这时连孩子们也不顾了，跑得飞快，一溜烟就没影了。倒是我奶奶拽大的扯小的，死活在一块，总算保全了孩子们的性命。那时我父亲已经进城读书了。
父亲的奋斗史与罗曼史
我父亲很小时就有出去见世面的强烈渴望。有一次他随我爷爷到吉安市，生平第一次在书摊上看到一本世界地图，爱不释手，缠着我爷爷买，爷爷不舍得花这个钱，说：“你要这个有什么用？你又出不了洋。”父亲就赖在那里不肯走，爷爷臭骂了他一顿后，还是买下了这本书。后来这本地图居然随我父亲漂洋过海闯荡世界。
父亲十五岁时离开家乡。在上海供职的三叔祖父帮他联系到上海一所免学费的劳动中学寄宿就读。初到上海时，父亲的一身乡下人打扮和满口家乡土话很被同学嘲笑，但是渐渐地，他以出色的成绩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他还学会了一口熟练的上海话，融入了当地人的圈子。他每个周末到三叔祖父家去一次，拿到一点零花钱。三叔祖父极度反蒋，政治上靠近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经常与一群政治上失意的人物在一起清谈政治，大概也没有多少实际行动，经济不宽裕，但每月挤出一元大洋给我父亲做生活费，父亲对三叔祖父是毕生感激的。
中学毕业时，父亲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在上海的中法国立工学院学习土木工程。该校由国民政府与法国政府合办，学生有出国深造的机会，所以是莘莘学子们倾心向往的学府。父亲仍旧是学校里的佼佼者，众人都看好他的前途。他又长得特别英俊潇洒，早已一改乡下人的形象，人们都说他可以去当电影明星。他成为许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在学校的一次周末舞会上，他认识了一位同学带来的朋友徐小姐。徐小姐是资本家的女儿，人长得分外漂亮，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和细弯弯的柳眉，配上蓬松的卷发和摩登的时装，很洋气，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大家闺秀。他们俩彼此都被对方的魅力吸引了，很快便坠入了爱河，相爱至深，被人们视为金童玉女。我父亲在大学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赴比利时的公派留学生，他计划与徐小姐结婚后就出国。不巧的是，欧战爆发，出国泡汤，上海又沦陷於日寇之手。父亲不愿意在日本人铁蹄下当顺民，劝说徐小姐与他一起回江西老家成婚。徐小姐是家中独女，她父母的掌上明珠，家中无论如何不允许她离开上海。徐小姐本人也犹豫不决。我父亲被请到徐家与她的父亲和哥哥进行了一场艰苦的谈话。徐家允许女儿与我父亲成婚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留在上海。徐家并不在意是否当亡国奴，只要在上海有钱可赚。徐家人的市侩味令我父亲感到格格不入，他们对这个乡下后生本人和其家庭的轻视态度更是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说他宁可结不成婚，也不愿意当亡国奴。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一对相爱至深的恋人只好挥泪相别，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
日寇的入侵改变了父亲的生活，他怀着对日寇的刻骨仇恨，奔赴云南铁路局当了工程师，参与计划中将要修建的滇缅铁路的勘测设计工作，为的是打开一条新的敌后运输线，以自己的技术为抗战出力。他经常风餐露宿於野外，跋涉於中缅两国之间，用拼力的工作来冲淡失恋的痛苦和发泄对日寇的仇恨，在那里一直干到抗战胜利。父亲后来回忆那段时期的生活时说：“那时候，我真是苦得就像个叫花子一样。“
在胜利的锣鼓声中，父亲真个是“漫卷诗书喜若狂，青春作伴好还乡”。他先回到上海打听徐小姐的消息，从朋友处得知她嫁了一个有钱人，但生活得并不幸福。父亲怀揣着从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初恋情人的照片，失望地离开上海，回到阔别的故乡去看望父母，不幸的是我爷爷已在战乱中病故。这时我父亲已是三十一岁的人了，有亲戚向他介绍了我母亲。我母亲出身於窑头镇上的书香之家，其父早年当律师，很有些名气，后来先后当过江西省好几个县的县长，有清正廉洁的美名。我母亲受过高等教育，学的是税务，在税务局工作，在旁人看来，与我父亲也算般配。他俩见面後，父亲向母亲坦承了他的恋爱史，母亲毫不介意，经过不长时间的交往，他们便结婚了。我母亲的贤良大度是世所少见的。自我懂事起，就见到父亲初恋情人的美人像嵌在墙上的镜框里，母亲对此毫无怨言。有一年我们全家到上海旅游，母亲还建议父亲去会会徐小姐，父亲没同意。徐小姐的照片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拿走了，想必是很令我父亲痛心的。
父亲完成了婚姻大事後，带我母亲到广西柳州公路局赴任，他在那里谋得了一个工程师兼工段长的职位。生活重新安定下来，父亲又动了出国深造的念头，他参加了出国选拔考试，获选赴法国留学，但是战后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供养公费生，政府叫获选者自想办法筹资，算是自费公派。家乡的人民听说窑头乡出了个留洋生，就全乡捐谷子筹钱（文革中，这成为我父亲剥削农民的一条罪证），使我父亲得以成行。临行前，我的大哥出世了，而父亲却不得不把我母亲和孩子送回中塘老家，然后踏上了驶往欧洲的大邮轮。时为一九四八年，国共内战已经燃起了漫天大火。
巴黎的香榭丽尔大道是宁静祥和的，塞纳河泛着美丽的涟漪。父亲怀着科技救国的理想，在这里学习桥梁建筑工程，他期望为祖国造出比钱塘江大桥更大的桥。他学习非常刻苦，把法国同学们都甩在了后面。法国同学们聚在一堆时，谈论的是到哪里看了电影，打了球，交了女朋友，而父亲和中国同学们在一起，讨论的是中国内战的局势，他说：“我学桥梁是为了给中国造桥，今后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政，我都是会回国造桥的。”到了学校假期，他便到欧洲各国游历，实地观摩各式各样的桥。他会法、英、德、俄、日五门外语，这方便了他的旅游。他曾到过西柏林，看到的是被战争夷为平地的一片废墟，那是五十年代初。数十年後，当他在电视上看到西柏林高楼林立的崭新面貌时，感慨地说：“德意志民族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建筑毁掉了，但是民族的教育水准毁不掉，人才还在，所以恢复起来很快。中国的一个主要差距就在于教育太落後。”
国共逐鹿中原，终於鹿死中共之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土改中，学圣叔被划为了地主成分，按我母亲的说法，我家还要租别人地种，根本够不上划地主，主要是因为学圣叔为人吝啬，人缘不好，加上祖上传下的几幢房子让人眼红，所以被划了地主。学圣叔对此很不满意，说了些牢骚话，後来被加以“散布对共产党不满言论”的罪名抓去劳改了几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做过县长的三叔祖父知道没有他的好日子过，跑到南昌向他的老同学、江西省军管委员会主任邵式平求救，邵叫他待在南昌别到处跑，保他没事。他避了一阵风头後，以为危险已过，思念在家的老婆孩子心切，遂悄悄溜回家探视，一回去就被抓个正着，很快就枪毙了。我那做过县长的外祖父也被镇压，外祖母则因受不了精神打击，悬梁自尽。这些消息陆续通过家信传达给我父亲，使他回国的信心开始动摇，但是妻儿又困在国内出不来，他陷入深深的苦恼中。学业结束後，他没有立即回国。一家法国人的设计所高薪聘用了他。他一边工作，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局势，时常浏览《人民日报》。中国百孔千疮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使父亲相信共产党会致力於国计民生。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形象，令他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扬眉吐气。当他读到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号召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的文告时，被那恳切的言词、信誓旦旦的承诺打动了，他打算回国。
我的四叔张学林这时正好在我父亲的帮助下从台湾来到了法国留学。他早年从中央政法大学毕业后入国民政府财政部工作，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迁移到台湾。他坚决反对我父亲回国，兄弟俩争论了好几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学林叔转往英国留学。我父亲辞掉了报酬优厚的工作，抛开个人恩怨，怀着一腔爱国热忱，於一九五三年乘船回国。在上海港登岸时，他看到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一言难尽的复杂情感使得他热泪盈眶了。
红旗下的阴影
父亲被新政府安排到刚刚组建的铁道部大桥工程局任工程师，参加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他激动极了，能在这样一项史无前例的宏伟工程中一展才学、报效祖国，使他感到无比自豪。他作为知识分子并且得到比一般工农好得多的生活待遇，我母亲和大哥也迁入武汉与他团聚。父亲对这一切都很满意，他写信告诉学林叔，很庆幸自己的正确选择。他还给很多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写信，诉说国内的新见闻，有热情的赞美，也表达了对某些事情的疑惑。
有一天，父亲奉命出差，在他走向火车站检票口的时候，被几个便衣警察拦住，带到公安局问话，调查他与一位同学是什么关系，是否受其指使写信谈国内情况。父亲被告知此人是国民党特务。父亲惊恐极了，竭力表白自己毫不知情，自己的职业和所写的信也都不涉及国家机密。便衣们要父亲详细交代了在国外五年的情况，作了记录，最后告诉他事情到此为止，今后不要再与此人联络，此事也不要对任何人说，公安局会为他保守秘密。父亲在那里扣了一天，放出来时，他已经不再是充满乐观自信的过去的他了，他知道自己将永远处於监控之下被使用。坏事变好事，从此父亲噤若寒蝉，谨小慎微，只埋头业务，不过问政治，后来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无论领导怎样动员向共产党提意见，他硬是一言不发，躲过了反右一劫。我小时候曾经天真地问过父亲：“爸爸，我们好多同学的爸爸是党员，你为什么不入党？”他神色黯然地说：“我不够格。”现在想来，我问得多麽残忍。能平安度日在他已是莫大的幸运了。
然而，他并没有躲过文革。公、检、法被冲乱了，他的密档大约落到了红卫兵手里。我家被抄过两次家。父亲被带走隔离批斗，罪名是里通外国的“国民党特务”，后来又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直到文革后期。我家的住房由两间被压到一间，父亲的工资也扣减成微薄的生活费，母亲整日发愁。
我老家的三叔也成了批斗重点，村民们多次把他吊起来殴打，其腿骨和肋骨都被打断，而在他家门框上却还悬着“光荣烈属”的牌匾。三叔在土改前是全村数一数二的壮劳力，几十年的身心折磨使他体弱多病，再遭此一打，终於一病不起，含恨而死。我祭拜了三叔的坟墓，他的墓前甚至没有墓碑，因为无钱打造。
情况好些的是五叔学柄，解放军南下时他刚好大学毕业，便参了军，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一直升到团级干部，但他在文革中也受到家庭出身问题的困扰。过去他一直是根据自己对我爷爷经济状况的理解，填写为“中农”，而现在军中掌权派说他隐瞒出身，指他应依随我三叔的“地主”成份。五叔为此来信问我父亲该怎麽填。他在信中说：“大哥是革命烈士，为什么我不能随大哥，非得随三哥？”我父亲又能去问谁呢？
我的大哥更受到出身问题的牵连，他在文革前积极争取加入共青团，但总是入不了，不管他在中学里的表现多么好。他想与家庭划清界线，但又无法划清，因为他不可能说自己是孤儿。父亲本来很希望大哥读大学继承他的专业，但上山下乡运动和返城潮过后，大哥被抛在了一个乡下小煤矿当矿工，每天冒着塌井的危险，跪在狭窄的巷道里挖煤，他的几个也是知青出身的同事就被塌方永远地埋在井下了。父母整天为大哥的安全提心吊胆。
我初中毕业时，出身好的同学可以升高中，我则被打入另册，十六岁生日那天下乡插队（我现在看十六岁的孩子是那样小）。父亲对我说：“我们这样家庭的人，只能凭自己的本事谋生，你不要放弃了学习数理化，今后总会有用的。”我初下乡时坚持自学了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吃科学饭的前途实在渺茫，就放弃了，而迷上了文学。在乡下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最重时挑过两百一十多斤的担子。在水库工地挖隧道时，几次差一点被塌方的石头砸死。饿肚子，生病更是常事。邻村有一个当地的地主儿子家里断了粮，向生产队又讨不来粮食，就上吊自尽了。还有一个地主儿子靠奉献老婆的肉体给队干部淫乐来换取全家的平安。真是惨不忍睹！在那艰苦的日子里，文学是我唯一的慰藉，每次吟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时，就会潸然泪下。那时候从来没敢想过上大学，更没想到过出国，能回城当工人就是最大的愿望了。下乡知青们将一句歌词“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改为“招工的来了苦变甜”，到处传唱。我在乡下干了近四年，总算盼来了新一轮的招工招生潮，父亲问我：“如果有机会去读书，你打算学什么专业？”我说学文学，想当作家。很少发火的父亲发火了；“不要学文科！不要学文科！现在哪有什么文学？你想找死？”好在他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没有资格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而是进了一所变相招工的技工学校。直到文革结束，重新恢复高考制度後，父亲才不再反对我投考中文系。
堂弟水明的命运比我们更糟。三叔死後，他受尽了屈辱和欺凌，每到逢年过节，就被干部传去，与其他地主富农子女们一起听训话：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他到了该成家的年龄，没有姑娘敢嫁给他。好在后来文革结束，取消了成分划分，他才避免了打一辈子光棍的命运。可是他总是向往城市，他的叔伯兄弟姊妹们都在城市，学林叔的子女更远在美国读大学，唯独他几乎注定了要种一辈子田。上一辈人在民国时代还有迁徙自由，而他生下来就被剥夺了这种自由。他领着我满村转时，一再问我城里的事情，打听有什么办法进城做工。我看得出他的心理是不平衡的。他的愿望并不高远，但那毕竟是他理所当然的的追求。我想到，如果当年出外读书的是三叔而不是我父亲，我和水明的际遇就会完全倒过来。命运啊，真是说不清！ 我在老家只逗留了一天，就因公务繁忙而匆匆告别了。临行前，包了一捧家乡的土，摘了老屋门前的几片樟树叶，留作永久的纪念。
文革后的世道逐渐好起来，生活也逐渐好起来。我家搬进了四室一厅带花园的教授楼。哥哥也调出了煤矿，当上了建筑设计师，虽然仍远在外地。
可是，宁静幸福的生活总是那么短暂，那么漂浮不定。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震碎了多少人的幻梦。我和弟弟决定出国，去追寻自由，得到了在海外的学林叔的资助。父亲对我们说：“出去看看吧，学点本事再回来。”我们挥泪告别了年迈的父母，带走的是他们的牵挂，留给他们的是晚年的孤独。
一九九零年，身为台湾国际商业银行副总经理的学林叔带着厚礼回大陆探亲，兄弟们重新聚首，但他永远见不到他的三哥了，而他的二哥和五弟看上去比他苍老许多。张家兄弟除了在海外的学林外，几十年来都是生活在精神恐惧和困扰中，连带他们的子女。他们那当烈士的亲哥哥所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就是要自己的亲人们过上这样的生活吗？理想与现实相差得多么远啊！我父亲几十年前与学林叔关於是否回国的争论似乎已经由事实作了结论。然而，父亲对自己回国的选择并不后悔。最近他来信说：“看中国的事情要看大的方面，中国是大大地进步了。回来吧！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巴金说过，长期生活在国外是不幸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的精神吗？
未圆的天堂梦
又到世纪末了，约一百年来，我们的家族史便是我们民族史活生生的缩影。几代人追寻幸福生活的梦想，饱含着多少血泪和辛酸！大樟树的根深扎在地底，而它的枝叶无论怎样弯曲，却总是伸展着要去抚摸天空。我来到了被许多人视为天堂的澳大利亚，而这天堂却不属於我。张氏家族的众多子孙和广大的炎黄子孙，仍然徘徊在天堂之门的外边。我希望能和所有同胞们一道住进属於我们自己的“天堂”，那个“天堂”应该是建在那片被称为“神州”的土地上。我知道我这辈子是见不到了，但我应该为它做些什么，但愿到下一个百年，我的后人能看到这个天堂梦想的实现。
女儿还在继续做作业，忽闪着大眼睛问我：“爸爸，我也是中国人吗？”我说：“是的。不管出生在哪里，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张家子孙，都是炎黄子孙。”
她懂吗？在海外的下一代人懂吗？
发表于1995年6月8日澳洲《东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