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驾着我的马自达轿车出门去出席一个酒会，妻子和女儿身着礼服坐在后座。妻拆阅着刚从信箱里取出的信，说：“这有一封彭汉良给你的信，说国内要出一本叫作《知青岁月》的书，希望你能写篇回忆知青生活的文章。”我的思绪一下子被触动了，许许多多的往事纷至沓来，都是些不连贯的回忆的断片，就象驿车驶过后撒下的叮叮当当的铃声。蓦然想起一位老诗人大意如下的诗句：“十六岁时遥望六十岁 / 就象遥望远在天边的海港 / 如今我过来了 / 遥望十六岁 /就象遥望风雨迷蒙的故乡”我虽然还只四十岁，但蓦然回首往事，与老诗人的感觉却是近似的。
轿车拐上了通向雪梨市中心区的高速公路，少倾，便可见悉尼大桥象彩虹一样从悉尼海湾的此岸跨向彼岸，桥下是宝石般蓝莹莹的海水，伸向海湾中间的雪梨歌剧院如同白色的风帆，乘风破浪。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我十六岁生日那天，坐着火车跨过武汉长江大桥，满怀着对被剥夺升高中权利的不平和开始独立新生活的兴奋，向着农村进发。十六岁的男孩就象一只刚刚学着打鸣的小公鸡一样。
汽车收录机里正播放着美国电影《Ghost》(《人鬼情未了》)那深沉哀惋的主题曲，男主人公死后的魂灵陪伴在女主人公身边，却阴阳两隔，不能沟通，这是怎样一种哀痛啊! 人死后果真会有灵魂吗？如果有，那么她-------班上那个聪慧而美丽的女生的灵魂现在在哪里呢？如果她不是随
被打成叛徒的父亲发配回山西老家，我会邀她下乡到同一个知青组的。听说后来她在老家被汽车压死了。还有那个王磊的姐姐，与弟弟一道背着“叛徒”父亲的黑锅在乡下相依为命，生活拮据的她居然大方地请我们一群男孩子在沙河小镇下馆子，她好不容易返城后不久，遗失了一块手表，被母亲数落了几句，就自杀身亡了。她因家长而受尽苦难，却得不到家长的体谅，她对人世的最后一点依恋便崩溃了。还有家芬，那个文静秀气的村姑，因出身不好，嫁给了队长的瘌痢头儿子，我回城后听说她自杀死了，想必是因为生活得不幸福。好人为什么都这样命苦？愿她们的魂灵安息!
“爸爸，吃牛肉干吗？”女儿把她不想吃的食物塞到我嘴里。味道真好! 她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就象下乡前的我一样。
甫到生产队，正是过元宵节的时节，家家户户请我们吃饭。队长他妈把沾着菜渣的筷子放嘴里唆“干净”，然后殷勤地往我们碗里夹大肥肉，那肥肉是锃亮的。野史里说，唐太宗为文成公主选婿，对来自土番的求婚代表团进行考试，出的一道难题就是让吃肥肉，考验他们的诚心。虽然我们不曾表示对队长的妹妹有任何那个意思，但他们这下马威倒很有点让我们生根开花的意思。我们难以下咽，不吃又不礼貌，目光投向队长他爹。老头儿把肥扣肉扔嘴里一吸，就哧溜一下滑下肚了。这是贫下中农给我们上的第一堂生动的再教育课。大约半年后，我们就青胜于蓝了，只是不再有家家请吃的革命实践机会。小队会计登华看我们嘴馋，一次下雨天陪我们到镇上赶集时，到肉店里偷肉给我们。半边猪身平放在柜台上，他趁售货员转身的功夫，用水果刀切下几块肉，扔进雨伞里，然后大摇大摆夹带出门，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他是贫下中农、共青团员呢! 这是贫下中农上的第二堂再教育课，由第一课的“怎么吃”深入到“怎么弄到吃”，很深刻也很实用! 后来没吃的时候，邻队的菜地和鸡就成了我们复习再教育课的实践对象。“月黑偷菜夜，风高捉鸡天。”除了捉鸡，还捉田鸡，夜里拿着手电筒到水田里，青蛙被强光照花了眼，一动不动，手到擒来。有一次生产队里分鱼，知青伙伴刘瘦子顺手牵羊多偷了一条回来，当他向大家报告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时，伙伴们竟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毛主席万岁!”这是那个时代人们情感表达的极致。
那时缺吃少穿，我却满怀着把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伟大理想，每天写革命日记，满纸豪言壮语，与偷菜的丑恶行径并行不悖。为了争取入共青团，染红自己的个人成份，脏活累活我总是抢着干，多次被评为劳模。说来好笑，有一次赶修公路，我和大队副支书搭档，他挖土，我铲土。这是个难得的表现机会，我要让书记看看我干活多卖力。书记气喘嘘嘘挖出一堆土，我三下两下就铲干净了。书记的政治水平高，又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要是跟不上我的速度，岂不是丢脸？于是他象鸡啄米一样刨着地，汗流浃背，可还是是跟不上我的速度。我和他换活路，我挖他铲，两人象较着劲比赛似的，他仍旧技差一着。他笑着拍了拍我肩膀，我想他要表扬我了。他说：“小张，你出力的方法不对，这样不能耐久的。我现在要去开会了。你继续干吧。”书记的水平果真是高!
“留神，别出车祸! 车开得这麽快。”妻说。人生是有很多事情料不到的。当年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在泥泞的山道上扭秧歌，何曾想过将来会上大学，会出国，会有自己的汽车开。第一次挑重担是在队里挑松柴，那担子把我压成早请示的样子，走起路来象打醉拳，右肩磨得生疼，由于不会换肩技术，左肩就没有机会经受革命考验，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就被压趴下了，而且再也无法把担子抽上肩，多亏登华返回来帮我把担子挑到了队里窑上。贫下中农干活真行! 不过，村里干活最好的人则是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拿的是低工分，从来没有怨言，但受到的却总是训斥。对他们可套用现在流行的顺口溜：“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如果说农民处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那么这些农村中的“黑五类”则生活在地底下。邻村一个地主儿子因家里老小断了顿，向队里讨不来粮食，悬梁自尽了。生活中的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右与书本中的描述并不相同，现实中也绝非“到处莺歌燕舞”，我对书本不那么相信了。我无法描述在大队礼堂听到传达林彪出逃事件的中央文件给我心灵带来的震撼：昨天的副统帅一夜之间成了阴谋家，政治就象变戏法一样。想到我们曾虔诚地敬祝他身体永远健康，觉得感情象被强奸了一样。
路标牌。上桥还是进海底隧道？我驶向海底隧道的入口。在乡下见不着路标牌，不方便，却又处处可方便。有一次田间休息时，几位大妈大嫂从田里拔出泥腿子，前后相跟着沿着田埂向半山腰的灌木丛走，我以为是去干什么别的活，跟着她们走。一位大妈对我说：“小张，别往这边走。”我迷惑不解地问：“你们不需要我一块干吗？”妇女们哈哈大笑，我这才悟过来她们是去“蹲点”，闹了个大红脸。
隧道很长，汽车掀起的风在隧道里发出忽忽的响声。当年随着模仿军队建制的民工队在水库打隧道、筑大坝的情景历历在目：冬天清早天还是黑的，我们就被尖厉的哨子声从热被窝里叫起，站在寒风凛冽的稻场上缩着脖子听土干部们训话，指导员讲完了，连长讲，连长讲完了，排长讲，再接下去是工程员、司务长 . . . . . 每个人都象演说家，从国际形势讲到小菜几分钱一斤，他们的话有多长，我们的鼻涕就有多长，到他们自己也觉得鼻涕太勤快时，我们才捞着早饭吃，然後扛着工具朝几里地之外的工地进发。
天还黑，看不清路，脚常常踢在石头上，钻心地疼。在隧道里，我们戴着防尘口罩抱风钻，点炮，运石块。有一次洞顶上掉下来大石块，砸在我刚刚通过的道上，好险! 差个几秒钟就没命了。一个狂风暴雨的黑夜，为了堵住尚未完工的水库出水口，蓄住宝贵的水，我们臂膀挽着臂膀淌过湍急的山洪赶到工地，脱下衣服包运泥土。“没有星光 / 没有月亮 / 只有黑云紧压在头上 /闪电、雷鸣、暴雨 / 构成一部疯狂的交响 . . . . .”--------这是我事后写的诗，登在墙报上。在另一个皓月当空的良宵，我和同学彭汉良倚在隧道口的绞盘架上，你一句我一句地对月凑着思乡诗，把自己搞得热泪盈眶。
出门当民工成了老油条，十八岁时我居然被领导相中当上了司务长，料理七、八十人的伙食。我从此可以享受独睡一房的待遇。每天清早，烧饭的小妮子坐在我门外的灶前添柴，把我从梦中吵醒，但见火光把她的脸和露在短袖汗衫外的丰腴的双臂映得红扑扑的，不由得心猿意马，不过我可没敢犯错误。后来在露天看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头一次在革命电影里见着接吻镜头，心跳加速，回头四下看，村妮子们都低下头把脸蒙起来，不过手指间是隐隐约约留着缝的。如今看悉尼红灯区的脱衣舞也不过尔尔，提不起兴趣，想当年真是少见多怪。那时候清心寡欲的宣传归宣传，生活中却并不缺乏佐料。咱们民工营的营长平时神气活现、一本正经的，有一次黄昏时分，几个知青看见他和一个风骚妞儿躲在树丛中咂嘴巴，他们装作不知是谁追过去，那半老头儿吓得抱头鼠串，知青们哈哈大笑，营长从此蔫了许多。
汽车穿出了隧道，西天的晚霞扑面而来，歌剧院就在附近，贝壳式穹顶在夕照中熠熠生辉，我仿佛能听到仙乐飘飘而来。我爱音乐，好多种乐器都能摆弄，尤其是吹竹笛的水平不俗。一管竹笛，曾替我驱除了在乡下的多少单调孤独。还记得在区委礼堂的文艺汇演中，我的笛子独奏赢得满堂喝彩。那时流行的笛子曲《扬鞭催马运粮忙》、《牧民新歌》，我至今能够一个音符不差地哼出来。还有那些知青歌曲，诸如“什么时候才能够听到武汉关的钟声响”“知识青年的苦呵，再苦也有边，招工的来了苦变甜”，一唱起来就会双泪流。我在悉尼歌剧院这座世界一流的艺术圣殿里欣赏过世界最著名的音乐家的演唱和演奏，它们绝对是美妙得无与伦比，但是却总不如知青歌曲那样听来令我感到亲切和唤起许多回忆。
过了歌剧院，就见到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伫立路边，馆内已闪烁起灯光。我常去那里看书，里边有完善的电脑检索系统、缩微胶片和复印设备。想当年在乡下连电灯都没有，每到晚上我就捧一本书凑在煤油灯前读，油烟把鼻孔熏得黑黑的。读了些书，心里就痒痒地开始学写作，一支手握笔写，另一支手摇着蒲扇在桌下赶蚊子。写了篇小说，自我感觉良好，投给《湖北文艺》杂志社。编辑回信说：“你是能写的，但是没有按照三突出原则写。”稿自然是退回了，但我并不气馁。在给家里去信时，我说自己找到了生活的方向：“人活在世上一场，不能象虫子那样蠕动几下就无声无息地死去，我要以文学使自己的生命在人世留下痕迹。”父亲坚决反对我吃文学饭，因为太危险。
从十六岁到十九岁，我把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和最纯真的一片感情献给了那片山川河流。我并不抱怨这段经历，相反我常常会怀念那种苦中有乐的生活。它磨炼了我的意志，增长了我的阅历，给予了我大众的情感，使我从此敢于面对任何艰难困苦。
一九七四年我回城读技校，毕业后当工人，数年後，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才总算有机会进入大学中文系深造。毕业后又有幸进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发表了好些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人只要抱定一个目标，矢志不渝地奔向它，总会有收获。然而，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的我在事业有了一些成果时，又毅然放弃了经过多年艰辛努力得来的地位，把自己连根拔起，到外国洋插队，一切从头开始，重操体力劳动，用打工来维持学费。生活的轨迹走了一个轮回，我向着下一个顶点攀登，有了土插队的经历，洋插队的各种困难就不算什么了，我都够从容面对。我感谢艰难生活的馈赠!
我们到达了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大厅，应邀参加本地中文《自立快报》今晚在这里举办的庆祝该报创刊一周年酒会暨首届澳洲中文文学奖发奖大会，报社请来了澳大利亚政界、文化界的要人和悉尼华侨界领袖和知名人士，基廷总理也派一位联邦国会议员作为他的代表来道贺并向获奖者发奖。美丽的金发女侍们端着大托盘在人群中穿梭，请人们尽情享用盘中丰盛的食品。电视台的记者们架起了摄像机。这次中文文学奖面向全世界的华文作者征稿，共收到来自澳大利亚本土、中、港、台和世界各地的数百篇小说和散文作品，由中、港、台、澳五位著名作家、学者担任的评委在不知道作者姓名的情况下公平遴选，选出十三篇获奖作品，我的一篇作品荣获散文佳作奖。
当司仪宣读到我的名字时，我向领奖台走去，那仿佛是一条漫长的路程，我觉得自己回到了十六岁，挑着担子向那盏聚光灯踉跄而去，走得好累好难，但终归越走越近，只是脸上多了胡子和皱纹，最后走到聚光灯下，掌声响起，而我却茫然四顾……
原发表于武汉出版社《我们曾经年轻-------武汉知青回忆录》（199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