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西兰医药协会在《New Zealand Medical Journal 》上披露了一份调查报告，称本国毛利人逻患关节热（rheumatic fever）需住院治疗的病例比其他族裔高出20倍。由此该协会得出结论，国民健保方面的差异对待导致了毛利人的高病患率现象。
报告还提到，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节热患病率正在稳步下降。新西兰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患病率一直很高，而且近年来还有上升的趋势。
医药协会的Don Simmers博士认为，如果不从社会的根源入手，比如居住环境过于拥挤，营养不足等，我们就无法降低关节热的发病率，也不能改变目前国民健保领域内“不公平”的状况。
Simmers博士的观点，和笔者接触过的一位Whanau Ora高层主管非常类似。当时，我们谈起启动Whanau Ora政府专案的真正原因，这位高层主管说，毛利人需要得到真正的、平等的“公民标准”的待遇。换言之，毛利人正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特别是健康服务方面。毛利人是这片国土上失去了一切的“囚徒”。政府需要在这些方面为毛利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另一方面，笔者也听过不少华人朋友评论毛利人。在大部分的评论中，毛利人的形象大抵是国家包养的，无所事事的，缺乏教育，只会生一堆孩子领福利的“贵族”。这些指责，一般都指向毛利人本身，认为是他们本身“不学好、不上进”才导致了今天的困境，与其他人无关。
这些争议，引出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如何保存自我和改造自我。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表面上、广义上说，你可以保有自己的文化、语言、传统、习俗。但只要走进医院的大门，从开始填表登记到最后结帐拜拜，无一不是按照欧洲文化早已设定好的程序，并不会因为你认识院长就有所括免。所以，一旦一个身在新西兰的毛利人不能适应这套程序，他能得到的健康服务当然就打了折扣。既然是这样短斤少两的，又有何平等可言呢？
要公平，要得到全额的服务，根据在原籍国的小民经验，华人通常会比较现实地、委曲求全地改变自己。
毛利人呢，经过上百年的运动，他们宁愿相信可以建立一套自己的系统，独立于欧洲文化系统之外，为自己的子民谋取最大福祉。这个道理可以说得很大，但其实说白了就是“我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事”。
所以就有了Whanau Ora、毛利的法定议席、毛利的惩教监管等等的“贵族”待遇。
毛利人的这些经验，或许可以作为华社发展的一个借鉴。民主社会，权利不能靠施舍，要做学问，要推舆论，要靠争取才能得到的。
报告还提到，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节热患病率正在稳步下降。新西兰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患病率一直很高，而且近年来还有上升的趋势。
医药协会的Don Simmers博士认为，如果不从社会的根源入手，比如居住环境过于拥挤，营养不足等，我们就无法降低关节热的发病率，也不能改变目前国民健保领域内“不公平”的状况。
Simmers博士的观点，和笔者接触过的一位Whanau Ora高层主管非常类似。当时，我们谈起启动Whanau Ora政府专案的真正原因，这位高层主管说，毛利人需要得到真正的、平等的“公民标准”的待遇。换言之，毛利人正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特别是健康服务方面。毛利人是这片国土上失去了一切的“囚徒”。政府需要在这些方面为毛利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另一方面，笔者也听过不少华人朋友评论毛利人。在大部分的评论中，毛利人的形象大抵是国家包养的，无所事事的，缺乏教育，只会生一堆孩子领福利的“贵族”。这些指责，一般都指向毛利人本身，认为是他们本身“不学好、不上进”才导致了今天的困境，与其他人无关。
这些争议，引出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如何保存自我和改造自我。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表面上、广义上说，你可以保有自己的文化、语言、传统、习俗。但只要走进医院的大门，从开始填表登记到最后结帐拜拜，无一不是按照欧洲文化早已设定好的程序，并不会因为你认识院长就有所括免。所以，一旦一个身在新西兰的毛利人不能适应这套程序，他能得到的健康服务当然就打了折扣。既然是这样短斤少两的，又有何平等可言呢？
要公平，要得到全额的服务，根据在原籍国的小民经验，华人通常会比较现实地、委曲求全地改变自己。
毛利人呢，经过上百年的运动，他们宁愿相信可以建立一套自己的系统，独立于欧洲文化系统之外，为自己的子民谋取最大福祉。这个道理可以说得很大，但其实说白了就是“我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事”。
所以就有了Whanau Ora、毛利的法定议席、毛利的惩教监管等等的“贵族”待遇。
毛利人的这些经验，或许可以作为华社发展的一个借鉴。民主社会，权利不能靠施舍，要做学问，要推舆论，要靠争取才能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