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零年四月二十二日来到澳洲的。屈指算来有十年了。十年的时间足够上演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人的一辈子没有几个十年。十年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十年来我好像干过很多事，又好像一事无成。记得第一次从飞机的舷窗里俯瞰悉尼无边无际的万家灯火时，我猛然想起巴尔扎克小说《幻灭》里的主人公拉斯蒂涅站在高处对着巴黎发出的挑战：“巴黎，让我和你拼一场吧！”那时是很有一番雄心壮志的。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游荡于主流社会和上流社会的边缘，回头想想，才意识到，拉斯蒂涅施展种种手段由一个外省青年跻身于巴黎上流社会，毕竟是在他自己的祖国，而我们在异国拼搏的难度是远远超过他的。

我本人微不足道。我们这四十千自费留学生暨新移民的十年倒是很值得大书一笔。大家来得或早或晚，差不多都是十年左右。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有不少人还欠着债，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从背著清水和干粮的找工路上开始了艰辛的跋涉。我很幸运，来澳的第三天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我看到一群群同胞包括漂亮的小姐们上门问工时那企求和失望的眼神，心里非常非常难过。那时语言学校里的共同话题是找工，有的同学几个月找不到工，眼看要弹尽粮绝，急得大把地掉头发。曾君是我结识的第一个中国同学，在彼此通报姓名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准备回家。”我一再劝他坚持下去。不久他找到一份鞋厂工作，情绪才安定下来，后来凭籍他大学所学的机械专业背景，又找到了一份稳定而且收入较高的机械修理工作。他成了同学中第一个买车的人，他开车带着我们兜风时的得意神情，就别提了！再后来，他毅然辞去了很好的工作，凭着他在国内的一些老关系，搞起了建筑材料国际贸易，挨门挨户去推销，虽然辛苦且有风险，但与挨门挨户找工已不在一个层次上。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就有了第二笔第三笔，他在悉尼市区租了办公室、雇了女秘书和男帮手，像模像样地干起来。如今经手的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生意，回中国和在世界各地跑，成了家常便饭。那模样看上去，西装革履头发油亮，与我初见他时，简直判若两人。说起他当年要打退堂鼓的事，成了笑谈。曾君的例子是我们中一部分成功人士的缩影。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另一位朋友，不下工夫学英语，找不到好工，还沉湎于赌博，至今两手空空，孤身一人。还有位朋友，人精一个，别人还在忙着找工的时候，他却开起了移民事务所，帮同胞们编造难民材料，日进斗金，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违法操作，在移民部留下了案底，他帮许多人拿到了永居权，而他自己却不入围，只好打道回国。

这十年内上演了多少人间活剧啊！我们曾经在贝尔蒙公园集会抗议移民部强遣刑建东回中国，我们曾经在国会大厦前静坐绝食，我们赞美过杨军赞美过阿忠，也骂过他们，我们也享受过安德鲁议员对我们喊出的廉价的“万岁”，我们曾经用盛筵款待移民部长鲍格斯，我们开始关心房价，股票和上大学、办亲属移民的手续，我们结婚离婚生二胎三胎，我们反对韩珊支持团结党，我们仍旧为中国的政治、台湾的归属以及繁简字体的取舍辨论……总体而言，十年来，我们是成功的，大家安居乐业，生活小康，一些人获得了澳洲学位，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不少人建立了自己的生意，坐拥几百万资产已经不是奇闻，我们在华文文化艺术事业上大显身手，我们成为老移民和澳洲政府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再过十年，我相信我们这个群体的成就会以加速度累积，让世人称奇。

十年来，不管是喜是怒是哀是乐，都是难以忘怀的。这是我们每个个人的一段历史，也是澳洲华人移民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建议由大陆新移民各团体商定一个日子作为我们共同的移民纪念日，可以是十一月一日，或者其他合理的日子，世世代代纪念下去，我们的子子孙孙将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而且会取得远远超过我们的成就。但是没有我们就没有他们。这个日子就是我们子孙的一个共同节日，不管过了多少代，只要过这个节日的习惯保存着，他们就会追念先祖，并且可以互相辨识：我们是四十千的子孙。

原发表于2000年3月1日《澳洲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