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读到报纸上的消息，说武汉的古远清教授写文章批评中国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对自己在文革中充当四人帮御用笔杆子缺乏忏悔，所引的材料是胡锡涛发表在《今日名流》杂志的回忆与余秋雨共事的文，余秋雨则表示要控告古远清诽谤。文友刘放兄为此在本地报纸也写了篇文章分析此事。
这里边涉及的几个人，除余秋雨我不认识外，胡锡涛、古远清我都认识。由此想起一些往事，说给读者了解一些背景资料。
一九八二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大约是在八五年左右吧，胡锡涛从北京被贬到我们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听说他在文革中是《红旗》杂志文艺组负责人，左派大笔杆子，文革后受到清查，被划为“三种人”，别妻离子，独自来到武汉。胡锡涛当时五十来岁，个子不高，皮肤白白静静的，戴一副透明框的近视眼睛，穿着极为普通，行事低调，看不出曾是风云人物。他落了难，但在我们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倒也并没有人歧视他，大家都知道，在文革那样的荒诞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得势与失势，都由不得自己。在我，对胡先生是怀有敬意的。如果他不是有才气，姚文元、张春桥也不会提拔他。他是上海人，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因为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被吸收到化名为“丁学雷”的上海市写作班子里。姚文元、张春桥进京当上中央领导后，他也被调到北京《红旗》杂志，担任文艺组负责人，也是大笔杆子一个。他发表的很多文章都是以本刊评论员或者其他化名发表，知道他本名的人并不多。经历过文革的人大约都记得世界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国》，结果中国各主要报刊和广播电台发表了一篇大块文章，把他和他的作品狠狠地批判了一通，这篇文章的执笔者就是胡锡涛。
经常是吃过晚饭后，我就和胡锡涛等几个同事一起到邻近的东湖风景区散步，听老胡讲文革中的一些内幕是令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他说姚文元写揭开文革序幕的那篇棍子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神秘兮兮的，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写就是一整天。直到文章发表出来，大家才知道是了不得的大事。胡锡涛采访过京剧《龙江颂》女主角江水英的扮演者李丙淑，于是成了熟人，李的丈夫也是京剧团的职工，整天担心别人打他老婆的主意，有一次李丙淑被传到中南海去，是毛泽东特意要见她。回剧组后，她丈夫就一个劲问进中南海见了谁，干了什么，李不肯说。为这事夫妻间闹起了矛盾，请胡锡涛调解，李对胡说，出中南海时被反复交待过里边的事对家里人也不能说。因为不能说，所以胡也不知道毛主席到底与李丙淑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胡锡涛还谈过作家戴厚英，说这人特别爱激动，说话冲人，与同事关系处得不太融洽。文革初期她是工作组成员，负责审查诗人闻捷，结果却迷上了闻捷，两人悄悄谈起了恋爱，事情暴露后，闻捷的罪状又多了一条“拉革命干部下水”，受到更大冲击。后来闻捷自杀身亡，戴厚英受了很大刺激，从此告别了左派。至于余秋雨，胡锡涛没有提过，我们也没有问过，因为那时余的名气还不够大。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我有一篇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要投到北京某杂志，因为要赶时间，就委托回北京探亲的老胡带去，他亲自为我跑了大半个北京城，送到编辑部，令我非常感动。一九九六年我回国探亲时回到湖北社科院探望老同事，恰好那天胡锡涛去教堂了，没见着。听说他与老婆离了婚，信了基督教。
我出国前不曾见过古远清教授，但时常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文学评论文章。他在专业领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圈子外的人不太知道他。也是九六年回国那次，雪梨华文作协黄雍廉会长要我带封信给他，我到了中南财经大学内他的家，彼此聊了一下，感觉他是一个敦厚严谨的学者，他当时已经把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他的一个研究重点，但我感觉他对澳洲不很了解。不久后我们又在《长江日报》的优秀作者招待会上同坐一桌，我当时给家乡报纸写了些介绍澳洲风土人情的文章，遂得以忝列其会。那次人多，我们没能多谈。2002年初他与钱谷融等许多学者一道应邀访澳，我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又见了他一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交换了名片。事后在报上读到他谈澳洲之旅的文章，其中也提到了我。他一向只专注于他的专业领域，没想到他会与余秋雨打起笔墨官司来，这官司最后不管结果如何，古教授都铁定赚了知名度，不亏。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可怜的，在强权政治机器面前，他们要么依附，要么被碾压，余秋雨也好，胡锡涛也好，本来都是出色的学者，但是政治把他们裹挟进去，他们有不得已的原因，自己主观上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人们才会要求他们忏悔。到如今，市场经济又把他们的学术逼到边缘，于是学者们都耐不住寂寞，来写一些非学术性的文章，打打笔墨官司，同样是一出悲剧。
发表于2002年?月？日澳洲《新时代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