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
有这么一位父亲，为了照看伤残的儿子，放弃了中国的教授工作，赶来悉尼，20多年如一日，陪伴在儿子身边，端水、喂饭。
这位父亲，为了瘫痪的儿子，快六十岁了，还去学驾驶，考车牌，屡败屡战，终于能开车带著儿子到海滩、上饭馆，让儿子寻求一点快乐。
深爱的父亲，就是原河南大学艺术系绘画教授王儒伯；不幸的儿子，就是在下班路上遭歹徒抢劫殴残的原澳洲《新报》编辑王沙城。
当我见到这位父亲的时候，他已是白发苍苍，而从他手上的照片看到，儿子也开始银丝爬头。真是岁月如梭，亲情永在。
王教授教了大半生的书，却很少跟儿子在一起。因为政治运动，他和太太朱馨欣被贬到河南开封，同在大学授画。幼小的儿子则留在上海爷爷奶奶家。夫妇俩每年假期才回一次上海看看儿子。儿子有父母的艺术基因，长大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当美术编辑，设计的图书《聊斋志异》封面，还得了全国三等奖，这是当年获奖者中唯一的年青人。
1987年，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赴澳留学，因有出版社的工作经验，《新报》老板刘小姐很赏识他，聘请了他，还让他家教画画。他工作如鱼得水，很满意，给父母写信说，澳洲太好了，好人太多了。父母给他回信，提醒说，你还是要注意，纵然好人一万个，若有一个坏人，你就得小心。经历过风风雨雨的父母，总觉得儿子沙沙把事情都看得太简单、太美好了。果真，刚给儿子回了信，就出事了。
王教授回忆说，现在想起来，真是命运！沙沙虽然有这么美好的想法，还是出事了。
那是1988年，他才29岁。那天傍晚，他下班回家，出了红坊火车站，快到家了，突然从拐角里窜出两三个黑影，在他头上猛地一敲，他当即晕倒。也许抢钱的歹徒觉得他身强力壮，怕他反抗，所以先打昏再掏钱。可是他并没有什么钱，只是穿的西装革履。因为刚到澳洲，又在报社工作，比较注意仪表，结果歹徒就以为他大概是有钱人。但从他袋里没掏出钱，只有一个手表，一张机票。机票是他准备飞去美国与太太相会的。歹徒拿走了手表，仍下了机票。
大约过了半小时，他醒了，跌跌撞撞走到了家。同屋的几个都是刚来澳洲留学的，不知该怎么办？等到半夜叫出租车送去阿列法王子医院时，已经耽误了。医生把他头颅打开，拉出一块桔子大小的血瘀，手术顺利，可他则昏迷不醒。
接到悉尼总领事馆打来的电报，王教授夫妇还不大相信，怎么可能呢？还是校长给借的机票钱，他们匆匆飞到悉尼。见面时，沙沙的头肿得都不认识了，后来才慢慢消肿，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可永远瘫痪了。
沙沙是基督徒，在中国受的洗礼。那个年代的中国，很少人能信上帝，可他不但信，而且虔诚得很，一来澳就上教会做礼拜。也全靠教会和报社施援手，还有总领馆支持，教授夫妇才得以安顿下来，还办了个画展，卖出大部分画，解决了一点生活问题。接下来，就是好好照看儿子沙沙。
沙沙危险期一过，就转去康复医院作康复治疗，特别是手脚的纠正。因为脑子坏了以后，手都是往里弯，脚却往外拐的，需要用石膏纠正动作，否则将来就没办法穿鞋，连一点基本生活能力都没有。
医生护士人手不多，王教授就主动帮忙照看。因用石膏、铁板作固定，对手脚形成了压力，等到解开时，肉已经烂了，就把烂肉挖掉，重新上药，再打上石膏。几次反复，不光是儿子肉体痛，父母的心也在疼。
沙沙一直发高烧不退，每天要用十字架立起来站著，用冰袋敷，用电风扇吹，来降发烫的体温。这个情形与中国很不一样。在中国，发烧都是捂汗，用热水敷，这里恰恰相反。王教授问，能否不用风扇，不用冰袋？医生说不行，澳洲人也是如此做。的确，这对澳人很灵，但沙沙却不行。至今他一见风扇就怕，直嚷着要关掉。
王教授又问，能不能吃中药？医院说，如果要用中药，你们要把药的化学成分告诉我们。可中药的化学成分哪能弄懂，也没法翻译。后来有一位华裔西医，知道中医能退烧。但要用药，必须要注册医生，而中医却不获政府认可。那医生对王教授说，我是西医，但也懂一点中医。你去请高明的中医来开药，我来签名。结果很简单，开了两三天的药，吃了几次，就退烧了。医院也觉得奇怪，怎么就会好了呢？
经医生诊断，沙沙脑瘫痪95%，左边手脚完全不能动，右边能动一点，但不能伸展控制。拿个笔等于一把抓。眼睛也看不清楚，吃饭、上厕所，一定要有人护理。王教授每天都去帮忙两三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中午有时也要去。看儿子坐著，好像没啥事，可掀开被单一看，里面全是湿的。问护士为什么不换，回说，刚刚才换过的。
沙沙躺在那里能24小时不动，不会自己翻身，坐著也不动，如果身体歪了，他就永远那样歪著，不会起来。所以王教授去那里帮忙照料，喂喂饭，翻翻身，清洁卫生，让儿子少受点罪。
儿媳妇也从美国赶来护理。后来王教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会耽误人家，就让他们办了离婚，自己来承担照看儿子。
一开始的时候，父亲并不打算把儿子长期放在护理院，想留在家里。儿子晚上叫，他要起来帮儿子翻身，弄这弄那，第二天就没精神，生病了。这样长期下去，他会累倒的，所以必须要放在护理院。他宁愿白天多去两次，晚上睡个好觉，否则第二天就起不来了。
平时王教授坐巴士去护理院，但星期天巴士少，得开车去。为了方便照看儿子，王教授只好学驾驶。
一般人考车牌，一两次就行了，可王教授却考了十七、八次。
他说，我来澳时55岁，快60岁了才学开车。每次路考，要一百多元。开始是请华人教，便宜点，考了几次都通不过。人家说，可能是华人教的关系，考官不容易通过。我就找洋人教，还是考不出来。考不出来有几个原因，一是年纪偏大，二是英语差。考官说“向左”，我要反应一下才听懂，这样考牌就比较难。后来家人都不让我考了，一是怕我出危险，二是经济压力大，老考不过，要花销多少？！只有儿子愿意我考，因为他知道，我考不出来，他就永远坐在家里。他说，爸爸，去考吧去考吧！结果我还真的考出来了。
王教授买了辆850元的旧车，带著儿子到处兜风。那时他的身体还行，可以把儿子弄上车，拉著到海边、公园、饭店转转，儿子那高兴劲，别提了。马季来悉尼表演相声，王教授也把儿子拉去看了。
护理院也知道王教授的厉害。他们两三个人还管不好沙沙，王教授一个人就能管他走路，带他从三楼走下一楼。护士都说，你们中国人厉害。
王教授很自豪：我的确比他们厉害。儿子75公斤，我才49公斤，比他矮一头，我却能帮他上楼下楼，帮他上车。儿子也很开心，让我拉他走一走，到饭店吃饭，换换口味，蛮好的。沙沙的咀嚼功能差，但味觉很好，知道红烧肉好吃，周末就拉他回家里烧一点给他吃，调剂一下口味，否则他的生活就没乐趣了。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吃嘛！后来，他越来越重，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所以就买了一辆有升降机的面包车，继续带他到处走。另外，现在每周有两三次，保险公司也会派人来带他去走走，带他出去吃。
沙沙刚到报社，老板娘就给他买了保险。就这点来说，沙沙还是运气好，所有治疗康复费用全由保险公司出，生活不成问题。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辛苦的却是家人，20多年如一日去照看他。有些人不理解，不过王教授喜欢哄自己。他说，在电视上看到，有块石头圣母像会出汗流泪，大家都去拜她，那石头值几千万。我儿子就像块石头，不但会出汗会流泪，还会叫我声“爸爸”，我的这块石头也值几千万呐，很宝贵。三五十岁的儿子，我还能亲亲、抱抱，别人能行吗？这样一想，我就很开心了，何必烦恼呢？既成事实，烦恼也没用。
父亲也常哄儿子，对他说，你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饭来张口，我喂你，衣来也不用伸手，我帮你穿。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悉尼，阳光明媚，空气新鲜，你就住在这儿，连爸爸都来这里陪你了。
前妻时来探望，沙沙都能认出来。他现在的大脑，一半是清醒的，但大多时候是混乱的。他看电视新闻，告诉父亲，今天胡锦涛到哪里去了，明天出什么事情了，等等。但有时说得不准确，明明是胡锦涛的事情，他说是江泽民，去年的事情说成是今年的，会搞混乱。脑子简单化了，哄他高兴就高兴。
正常人的眼光是锥状的，可以看两边，而他的眼睛是管状视线，只有直直一点。是就是说，他看你是直直的看，边上的其他人他看不到。父亲给他看照片，问，这是谁？他说是爸爸。再问他，还有人呢？他还是说只有爸爸。父亲的手指向旁边的人，他才说，哦，我也在这儿！再指旁边，他又说，哦，还有妈妈！他就是这样看东西的，他画画也是这样，光在一点上画，你要是不移动纸张，他的笔墨就重复了。
残疾人组织开画展时，沙沙的画也参展了。有卖的有展的，还蛮受欢迎，他也很高兴。有时他会主动说，想画画。父亲就为他铺纸，他移动笔都比较困难，父亲要帮他。他画的画，有时像样，有时不像样。父亲就会告诉他，该注意什么。
因为舌头、嘴唇、牙齿都受到影响，他说话比较模糊，一般人听不大清楚，只有父亲能听明白。每天和他泡在一起，父亲当然能听懂他的意思。有些家常话，他喜欢跟父亲讲，讲一些笑话，或者小时候的事情，父亲都知道。如果是一般人，哪能知他说什么。
有个护士说，要带沙沙去上海世博会，他高兴死了，写个条子给父亲，说护士要带他去看世博，明天就要坐大飞机去上海。父亲告诉他，这个事情办不到，因为这里有吊车，我可以帮你上厕所。如果中国没吊车，上旅店，上医院，护士骨头断了也弄不好你。护士听了说，哎呀，我想得太简单了。
父亲对儿子说，你病太重，身体不行，不能出远门，还是我在这里想办法让你高兴吧，可以带你去坐飞机。宾士镇就有小飞机服务，半小时在悉尼上空转一圈，他跟父亲上了飞机，看到海阔天空，高兴死了。他一放松、一开心，精神状态就会好一些。要知道，他在床上躺了20多年，好人也会躺傻。
王教授习惯了随身带著速写本，照顾儿子之余，有时还画点画。一画画，脑子就清醒了，什么麻烦都不想。
前几年，父母儿子三人出了个画册，叫《朱馨欣、王儒伯、王沙城画集》。画册出来后，在悉尼中华文化中心开了个画展，把三个人的旧作和新作一起展出。王教授是油画及国画，朱老师是水彩画，也有点油画、国画，沙沙的则是印象派，一家三口，各有风味。画展得到了朋友和侨领的祝贺，也卖出三、四十幅画。
我翻开精美的画册，只见扉页上印有王教授刚劲的笔墨，写道：“几支秃笔几张纸，画罢东西画南北，乐在其中”。这绝对是王教授现在的心境。
他说，我这个人很相信命运，相信随缘，能争取就争取，不能办到的，将就就可以了。不要想十全十美。天堂也没有十全十美，如果左右有区别的话，你坐在上帝的左边，那右边谁坐？
父亲常对儿子说，你现在的生活是最好的，我们已经在天堂了。在澳洲，悉尼是最好的，在这里生活就不错了。我们这一生还是蛮有福气的，要随遇而安，知足常乐。
随遇而安的王教授，知足常乐的好父亲，在悉尼晃过了2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