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新西兰故事。一个出生在中国上海的犹太中国人的故事。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恕我无法细写。
“你是中国人?”
抬头一看,一位个子很高的老人友好地微笑着,问我。
“是。”
“你是从中国什么地方来的?是从上海来的吗?”老人继续问我。
“不是,我是从武汉来的。”我想老人既然提到了上海,那他与上海肯定有关系,于是,我反问他,“你去过上海?”
“不,”老人很友好地伸出手来,“我叫吉姆,我没去过上海,但是我妻子克里斯汀是上海人。”他手指了一下身边的女士。
“是吗?”望着这位金发碧眼的老年妇女,我有些惊奇。我想这后面一定有动人的故事。
“是的,我生于上海。”克里斯汀冷静而肯定地说,这是一位精干的老妇,略带鼻音,“如果你有空,欢迎你到我家坐坐。 我们是你们的街坊,与你们家只有50米 的距离。”克里斯汀的话就更让我惊奇了。我到这家教会快五年了,很多洋人我都是点头之交,在我看来,他们的相貌差不多,名字也都差不多,男的大多叫皮特、 克里斯、约翰、乔治之类,女的多叫玛丽、海伦、露丝或是洁丽之类。我总说,洋人的姓比名要多。既然这样,我就懒得记了。没想到,这对老年夫妇倒是注意到我 们住同一条街。
于是,我们应邀 去拜访。这是一幢掩映在花树丛中的砖瓦房,小花园很整洁,里面依次种着柠檬、苹果,小廊上面架着葡萄,再往里走,靠南的篱笆上爬着情人果,靠西的部分是一 树树花草,其中有一树紫蓝色的花开得特艳,花呈五瓣的星形,簇拥在一起。“这是中国花,我们专门从香港带来的。”吉姆说。
于是,我们应邀 去拜访。这是一幢掩映在花树丛中的砖瓦房,小花园很整洁,里面依次种着柠檬、苹果,小廊上面架着葡萄,再往里走,靠南的篱笆上爬着情人果,靠西的部分是一 树树花草,其中有一树紫蓝色的花开得特艳,花呈五瓣的星形,簇拥在一起。“这是中国花,我们专门从香港带来的。”吉姆说。
“中国花?”我有些糊涂了,但我确实没见过这种“中国花”。(就是多余后面的花,看哪位朋友认识?)
“来,到 客厅里坐。”克里斯汀引我到了客厅。一进客厅,我就怔住了,这的确是个中国式的客厅,而且是老式的中国客厅。一道曲折的屏风摆在客厅的东面,上面是很考究 的中国苏州园林画廊画,有些《西厢记》故事的味道。挨着屏风是一对老式的木制太师椅,椅子中间与前面是配套的一小一大两个茶几。转到客厅的南边,是壁炉, 放着的也是中国式铁制的长镊子,用来夹烤火用的木头。客厅的西边,是木制的厢子或是柜子,很老旧的那种,好象在古戏里看过,上圆下方,中间的变体篆书 “寿”字很是醒目。旁边是中国式的方凳。凳面与凳腿上也都雕着圆形的“寿”“福”“喜”字。我恍惚进入了一个古装戏的场景。这些场景已是好多年没见了。
“请随便坐。”他们把我让到太师椅上,“是喝茶还是咖啡?”
“来,到 客厅里坐。”克里斯汀引我到了客厅。一进客厅,我就怔住了,这的确是个中国式的客厅,而且是老式的中国客厅。一道曲折的屏风摆在客厅的东面,上面是很考究 的中国苏州园林画廊画,有些《西厢记》故事的味道。挨着屏风是一对老式的木制太师椅,椅子中间与前面是配套的一小一大两个茶几。转到客厅的南边,是壁炉, 放着的也是中国式铁制的长镊子,用来夹烤火用的木头。客厅的西边,是木制的厢子或是柜子,很老旧的那种,好象在古戏里看过,上圆下方,中间的变体篆书 “寿”字很是醒目。旁边是中国式的方凳。凳面与凳腿上也都雕着圆形的“寿”“福”“喜”字。我恍惚进入了一个古装戏的场景。这些场景已是好多年没见了。
“请随便坐。”他们把我让到太师椅上,“是喝茶还是咖啡?”
在这么好的中国环境里当然喝点绿茶更为协调。没想到克里斯汀端上来的是泡着的绿茶,而不是本地人用的袋茶。
“你说你是上海人?”看着满眼的中国式摆设,我的疑惑更多了。
“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我的母亲是犹太人。”克里斯汀沉默了一会,说,“我生于1945年的上海。”
我记起来了,二战期间,有些犹太人为了逃避纳粹迫害,到了上海。
“不是,我母亲家族在上个世纪初就去了上海。”她一字一句地说,象在咀嚼。
“那你还会说中国话吗?”我转了话头。
“小时候我会,家里的仆人教我说中文。但是……”老人眼光有些迷离,“后来,中共掌握政权,我父亲去世后,全家人随继父搬到了香港。我继父不许我们说中文,我也入了寄宿学校,我一说中文,就被人嘲笑欺侮,以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中文。”
“那你也是从中国来的吗?”气氛有些沉闷,我转问吉姆。
“不,我是本地人。”吉姆说,“我的故事很简单,我家几代都是住在奥克兰。”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有些好奇。
“我们在欧洲认识相爱的。”吉姆说,老人一脸的宽厚。
“对,我们兄妹四人全部都离开了香港。后来,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香港也出现了红卫兵。我妈妈说,你们离开香港,你们走得越远越好,不要再回来。所以,我就去了欧洲。”
“你们的中国家具非常经典。”我又转了个话题。
“是吗?”克里斯汀说着,眼睛放光。
“是真的,你们这样的家具现在在普通中国人家里难得找到了”我心里想,这样的家俱如果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一定逃不过劫难,光看这样式,就是地主封建的代表,这些家具在这里倒是幸运,“恐怕只有博物馆里才能找得到了。”我很认真地说。
“我们很高兴。”克里斯汀爱惜地摸着太师椅,说。
“你们这些家俱是在这里买的吗?”我问。
“这些家俱是我们结婚时专门去香港买的,听说那家店后来也关门了。我们那次去香港,也带了中国花过来,就种在花园里,你刚才看过的。”吉姆转过来头来,问他妻子,“从结婚到现在,有四十五年了吧!”
“差不多。”克里斯汀说。
我看过去,两位老人头发都有些花白了,不由得又问了一句,“你们西方人结婚怎么想到买这样的中国家俱呢?”
“因为她喜欢”,吉姆说,略顿了一会,他又加了句,“她喜欢,我也就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