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新西兰故事。一个出生在中国上海的犹太中国人的故事。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恕我无法细写。
“你是中国人？”
抬头一看，一位个子很高的老人友好地微笑着，问我。
“是。”
“你是从中国什么地方来的？是从上海来的吗？”老人继续问我。
“不是，我是从武汉来的。”我想老人既然提到了上海，那他与上海肯定有关系，于是，我反问他，“你去过上海？”
“不，”老人很友好地伸出手来，“我叫吉姆，我没去过上海，但是我妻子克里斯汀是上海人。”他手指了一下身边的女士。
“是吗？”望着这位金发碧眼的老年妇女，我有些惊奇。我想这后面一定有动人的故事。
“是的，我生于上海。”克里斯汀冷静而肯定地说，这是一位精干的老妇，略带鼻音，“如果你有空，欢迎你到我家坐坐。 我们是你们的街坊，与你们家只有50米 的距离。”克里斯汀的话就更让我惊奇了。我到这家教会快五年了，很多洋人我都是点头之交，在我看来，他们的相貌差不多，名字也都差不多，男的大多叫皮特、 克里斯、约翰、乔治之类，女的多叫玛丽、海伦、露丝或是洁丽之类。我总说，洋人的姓比名要多。既然这样，我就懒得记了。没想到，这对老年夫妇倒是注意到我 们住同一条街。.jpg)
于是，我们应邀 去拜访。这是一幢掩映在花树丛中的砖瓦房，小花园很整洁，里面依次种着柠檬、苹果，小廊上面架着葡萄，再往里走，靠南的篱笆上爬着情人果，靠西的部分是一 树树花草，其中有一树紫蓝色的花开得特艳，花呈五瓣的星形，簇拥在一起。“这是中国花，我们专门从香港带来的。”吉姆说。
于是，我们应邀 去拜访。这是一幢掩映在花树丛中的砖瓦房，小花园很整洁，里面依次种着柠檬、苹果，小廊上面架着葡萄，再往里走，靠南的篱笆上爬着情人果，靠西的部分是一 树树花草，其中有一树紫蓝色的花开得特艳，花呈五瓣的星形，簇拥在一起。“这是中国花，我们专门从香港带来的。”吉姆说。
“中国花？”我有些糊涂了，但我确实没见过这种“中国花”。（就是多余后面的花，看哪位朋友认识？）
“来，到 客厅里坐。”克里斯汀引我到了客厅。一进客厅，我就怔住了，这的确是个中国式的客厅，而且是老式的中国客厅。一道曲折的屏风摆在客厅的东面，上面是很考究 的中国苏州园林画廊画，有些《西厢记》故事的味道。挨着屏风是一对老式的木制太师椅，椅子中间与前面是配套的一小一大两个茶几。转到客厅的南边，是壁炉， 放着的也是中国式铁制的长镊子，用来夹烤火用的木头。客厅的西边，是木制的厢子或是柜子，很老旧的那种，好象在古戏里看过，上圆下方，中间的变体篆书 “寿”字很是醒目。旁边是中国式的方凳。凳面与凳腿上也都雕着圆形的“寿”“福”“喜”字。我恍惚进入了一个古装戏的场景。这些场景已是好多年没见了。
“请随便坐。”他们把我让到太师椅上，“是喝茶还是咖啡？”
“来，到 客厅里坐。”克里斯汀引我到了客厅。一进客厅，我就怔住了，这的确是个中国式的客厅，而且是老式的中国客厅。一道曲折的屏风摆在客厅的东面，上面是很考究 的中国苏州园林画廊画，有些《西厢记》故事的味道。挨着屏风是一对老式的木制太师椅，椅子中间与前面是配套的一小一大两个茶几。转到客厅的南边，是壁炉， 放着的也是中国式铁制的长镊子，用来夹烤火用的木头。客厅的西边，是木制的厢子或是柜子，很老旧的那种，好象在古戏里看过，上圆下方，中间的变体篆书 “寿”字很是醒目。旁边是中国式的方凳。凳面与凳腿上也都雕着圆形的“寿”“福”“喜”字。我恍惚进入了一个古装戏的场景。这些场景已是好多年没见了。
“请随便坐。”他们把我让到太师椅上，“是喝茶还是咖啡？”
在这么好的中国环境里当然喝点绿茶更为协调。没想到克里斯汀端上来的是泡着的绿茶，而不是本地人用的袋茶。
“你说你是上海人？”看着满眼的中国式摆设，我的疑惑更多了。
“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我的母亲是犹太人。”克里斯汀沉默了一会，说，“我生于1945年的上海。”
我记起来了，二战期间，有些犹太人为了逃避纳粹迫害，到了上海。
“不是，我母亲家族在上个世纪初就去了上海。”她一字一句地说，象在咀嚼。
“那你还会说中国话吗？”我转了话头。
“小时候我会，家里的仆人教我说中文。但是……”老人眼光有些迷离，“后来，中共掌握政权，我父亲去世后，全家人随继父搬到了香港。我继父不许我们说中文，我也入了寄宿学校，我一说中文，就被人嘲笑欺侮，以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中文。”
“那你也是从中国来的吗？”气氛有些沉闷，我转问吉姆。
“不，我是本地人。”吉姆说，“我的故事很简单，我家几代都是住在奥克兰。”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有些好奇。
“我们在欧洲认识相爱的。”吉姆说，老人一脸的宽厚。
“对，我们兄妹四人全部都离开了香港。后来，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香港也出现了红卫兵。我妈妈说，你们离开香港，你们走得越远越好，不要再回来。所以，我就去了欧洲。”
“你们的中国家具非常经典。”我又转了个话题。
“是吗？”克里斯汀说着，眼睛放光。
“是真的，你们这样的家具现在在普通中国人家里难得找到了”我心里想，这样的家俱如果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一定逃不过劫难，光看这样式，就是地主封建的代表，这些家具在这里倒是幸运，“恐怕只有博物馆里才能找得到了。”我很认真地说。
“我们很高兴。”克里斯汀爱惜地摸着太师椅，说。
“你们这些家俱是在这里买的吗？”我问。
“这些家俱是我们结婚时专门去香港买的，听说那家店后来也关门了。我们那次去香港，也带了中国花过来，就种在花园里，你刚才看过的。”吉姆转过来头来，问他妻子，“从结婚到现在，有四十五年了吧！”
“差不多。”克里斯汀说。
我看过去，两位老人头发都有些花白了，不由得又问了一句，“你们西方人结婚怎么想到买这样的中国家俱呢？”
“因为她喜欢”，吉姆说，略顿了一会，他又加了句，“她喜欢，我也就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