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夾邊溝"》,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楊顯惠著。
對這本紀實性的小說,時間已經顯示出它將幫助我們這個民族戰勝那個最可怕的危機——"人心的危機",並決定性地保存住有關"右派"的那場民族浩劫真實而慘烈的記錄。楊顯惠先生為此作出的努力,已經遠遠超越了"民間疾苦,筆底波瀾",他用這一本書,去推動民族的自救和新生。感謝楊顯惠先生﹐他的飽蘸同情而又憤怒得無言的筆觸,讓四十多年前散亂在甘肅酒泉地區荒山野地裡的幾千名"右派"﹑他們最後留下的白骨重新聚起形成意義,讓今天還有良知的人有機會去面對這些已成塵埃的冤魂,再一次開始思索想象這些同胞當年遭受的一切﹐那是使人類永遠感到震驚和羞恥的苦難﹐更是十足的罪惡。這一群人﹐從劃為"右派"的那一刻起﹐活著﹐就再不是為了"自我"﹐而成了奴隸﹑囚犯﹐被國家判定為無用的東西﹐更是衙門用來"示眾"的"首節"﹐他們比螻蟻更易地遭受踐踏和摧殘。有一隻無處不在的巨掌在操縱﹐在這巨掌中﹐他們唯一可以向自己﹑向摧殘者展示的是﹐他們要在何等卑賤的層次上處心積慮地為"生存"而無希望地掙扎. 他們被迫地變得寡廉鮮恥﹐形同髭狗,卻因所處的狀態分分钟刻骨感受到對"生"的迫在眉睫的威脅,使他們逃脫死亡的努力顯得異乎尋常地不屈和鋒芒畢露, 竟反倒顯得極其單純——今天讀來讓人揪心地疼痛.他們無恥得不遮不掩,反倒奇特地擺脫了囚牆外﹑這個民族從此開始的"夾著尾巴做人"的跨世紀長征。重提當年那種慘烈的情景﹐今天﹐到處都易見人們真誠的同情與悲憤之淚﹐而當時﹐或許惟他們各自的親人才敢暗夜裡飲淚吞聲.
蒼天啊﹐到底是怎樣誕生了這些"右派"﹖
當年他們都是從哪裡來,又想到哪裡去,才落得如此下場?今天,又該怎樣去掂量這些"右派"《告別"夾邊溝"》的"档次"﹖
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常識和"技巧"。若慣常地從鎮壓者想要扼殺什麼的角度去判斷,那就簡捷明快得多﹐卻太過裸露而不含蓄﹐令人遺撼地牽扯到了"意識形態"﹑涉及到了"政治"﹐沾上了"道德"﹐難以使人議論後輕易地心安。在澳洲﹐我也同情這種心態。
好吧﹐就以楊顯惠先生在《告別"夾邊溝"》一書中提及的這群人為樣本.看看他們当年都是幹什麼的﹐原來是在哪個角落裡討生活。
依楊顯惠先生記下的,他們是﹕
48年參軍﹐並入朝作戰﹐負傷﹐先在公安部﹑後到甘肅公安廳﹑又到酒泉勞分局工作﹐出身大資本家家庭的幹部。西北師院歷史系的教授。四十年代北大的畢業生﹐地下黨員﹐省委宣傳部幹部。省衛生學校副校長﹑原蘭州醫學院教授。原上海一家醫院的主治醫師﹐支援大西北後的省人民醫院的泌尿科主任。縣供銷社的主任。46年的地下黨員﹑省運輸公司的政工科長。省商業廳的會計。縣團委書記。西北大學的畢業生﹑縣學生部部長。稅務局局長。公安局副局長。縣長。縣委書記。河北省師範大學畢業﹑蘭州體委教練。44年大學生﹑甘肅省第一汽車修理廠檢驗科科長。省交通廳廳長﹑省民盟主委。原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西北運輸管理局星星峽站站長﹑省交通廳甘肅分會業務科長。縣宣傳部長。蘭州區人委工商管理科科長。解放前北大畢業﹑縣中學教師。甘肅農大教授﹑留美搏士﹐研究植物分類。初中生﹑手工業聯社業余學校教師。省檢察院幹部。蘭州大學附小校長。21歲的中醫醫師。舊社會的大學生﹑省建工局工程師。有右派言論的木匠。蘭州建築公司的工程師。商業廳的科長。三十年代的清華生﹑工程師﹑後來的木匠。有名氣的軍醫。縣財政科科員。市城建公司幹部。縣商業局幹部。西北軍區的三八式幹部。中央某部長的侄子﹑地質學校的學生﹐22歲。地區黨校教師。商業局局長。臨解放時的西北大學哲學系畢業生﹑報社編輯。報社編輯。蘭州大學化學系學生﹑18歲的右派。蘭州大學校長。西北軍區戰鬥文工團編劇。西北軍區工農速成中學的文化科科長。中學教師。省勞改局野外勘測大隊幹事。工程師。省公安廳幹部。歸國之初周恩來接見過的留美學成的搞鋼鐵的學者。省商業廳皮毛公司的經理。老區的工農幹部﹑副縣長。省郵電局的總務科長。有右派言論的工人。農學院畢業﹑軍馬場的生產科長。中學校長。蘭州醫學院學生。省勞改局野外勘測大隊工程師。西北軍區幹部﹑延安時期彭總的警衛團參謀長。縣長。省司法廳辦公室秘書。省公安廳幹部。中學教師。副縣長。上完西北師院的歷史系又上北大﹐學了中文專業又學英語專業﹐解放了當老師。縣供銷社主任。農校畢業﹑縣農業局幹部﹐20歲的右派。武威師範教師。小學老師。農林局幹部。地區水利處幹部。省公安廳的警察。38式幹部﹑縣統戰部部長。小學老師。醫生。公安廳幹部。農校教師。省交通廳宣傳科幹事。中級法院機要員。農校教師。原東北流亡青年﹑蘭州醫學院的英語講師。蘭州生物製品廠技術員。省話劇團演員。省建工局宣傳部幹部。蘭州鐵路局幹部。公安廳政治部宣傳科宣傳幹事。傅作義的胞弟﹑省農林廳的工程師。列車員。省建工局宣傳部付部長。師大歷史系教授。蘭州醫學院附屬醫院的主治醫生.蘭州工人醫院的主治醫生。省人民醫院的護士長。西北鐵路設計院的總工程師。縣工商聯主任。由大陸到台灣又回到香港進入大陸的成本核算會計。博物館館長。敦煌縣文化局幹部。著名翻譯家﹑師大外語系教授﹐國共談判時的英語翻譯。蘭州十中美術老師。甘肅省著名書法家﹑天水市政協副主席.復旦畢業﹑中學數學教師。三八式幹部﹑蘭州市秦腔劇院經理。鄉村小學教員。長征幹部延安時彭總警衛團團長﹑天水步兵學院戰術系主任。３８年的老幹部。
《告別'夾邊溝'》一書中有許多耐人尋味的個人檔案片段﹐上面我抄下的這些資料﹐還只涉及夾邊溝生存過的三千名右派的一小部份,是先生精心地收集﹑記載下的險遭埋沒的歷史真情之一。它至少能輕而易舉地回答當年的右派是什麼"檔次"的問題。從他們的簡短履歷和職業分佈﹐足以讓我們能"一葉知秋"地感受那場反右迫害的慘烈程度﹐那是紅色恐怖籠罩中國.只有從鎮壓者想扼殺掉什麼的角度去理解﹐才能真實地貼近被害者苦難的根源。受難者形形色色的個人追求﹐在冤案的製造中根本不是關鍵因素。沒有張三﹐就有李四;李四僥倖﹐還有王二麻子可抓﹐人民無處可逃。雖然秦檜的替身鐵人永世跪在岳飛墓前﹐“莫須有”卻能在現世暢行無阻。
從此﹐在中華民族的肌體上長起一個毒瘤﹐它侵入﹑腐蝕著民族的神經中樞,更進佔大腦﹔從此﹐這個民族﹐在自己的家園裡﹐經營維持起一個世界紀錄﹐那就是人民必須怎樣"夾著尾巴做人";刺刀﹑鐐銬和偽善的宣傳﹐迫使整個國家和人民投入了近半個世紀的聰明才智與勇氣去逢迎。
我樂於將〔走向'夾邊溝'〕篇看成該書的核心篇﹑"點睛"之作﹐我也理解作者或出版社將它編排在《上海女人》之後作為該書的第二篇的苦心。它不僅是那場反右運動的全息影像﹐還可以用它來印證之後的大躍進﹑文革﹑六‧四屠殺﹑對法輪功的血腥鎮壓﹐以及現在大同小異的官場。該篇的文字豈止力透紙背﹖它還力透現實和歷史﹑這些一脈相承的事件。全都是一條藤上的苦瓜﹐一條道上人民承受的劫難﹐發生在同一個社會裡﹐同一個執政黨的統治之下,一連串地透著紫紅的血光。〔走向'夾邊溝'〕﹐準確地把握和反映了中國政治生態的陰鷙﹑反復成常的奸詐和偽善﹐在那張網裡,人必須食人,否則被食﹐食人者也會被人食(若你膽敢拒絕吃人﹐肉老筋枯又難以下咽﹐就將你軟禁終生﹐讓你'牢'死寓中﹐已經算是相當地仁慈﹑寬容——但已是今天的現狀了）。而小民﹐一旦被上峰圈定為'被吃者'﹐就無處可逃﹐就會被看風使舵般明瞭了‘獵物’的旁觀民眾包圍﹐他們還得靠虛假的希望支撐自己﹐免得張惶失措。在那種氛圍裡﹐永遠不缺乏積極的打手﹐想吃"人血饅頭"的"肺癆患者"。他們蜂踴而上﹐人人喊打﹐決策者此時再無須勞神﹐他們可以"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了﹐他們繼續在"為人民服務"。只要崇拜和鼓吹著"政治上的一貫正確"﹐就永遠會默許﹑縱恿暴行對正義與良知的踐踏。人要能徹底"告別"夾邊溝,就必須改變〔走向'夾邊溝'〕裡顯示出的那種社會結構﹑那樣的政治生態,人的心态,它早就不該繼續成為這個民族理應享受的"傳統"。否則,或早或晚,不是張三﹑就是李四的妻子,會象該書的開首篇[上海女人]裡的那位傷心的年輕母親,背著冤屈而死的丈夫的骸骨,無言地走向荒漠,用這種方式永远離開不了"夾邊溝". 墨爾本,不就有一位澳藉華裔的母親,前幾年在中国遭遇到了類似的經歷?!
巴金先生曾提議建"文革紀念館"﹐那館至今尚在雲端﹐一團政治的迷霧遮著﹐惟提議廣傳人間。六四屠殺,或正確地說八九民運﹐今後會不會有紀念碑或紀念廣場,也不是難以預測的事。再往前追溯﹐就是"反右"了。感謝楊顯惠先生的心血之作。他使"夾邊溝"的故事免遭塵土掩埋的厄運.應該在"夾邊溝"建起一座陵園﹐去紀念這些從靈魂到肉體都被暴行壓扁了的死去的右派。這是一座無辜者的陵園﹐受難者的刑場﹐數千荒野游魂的永居之地;從此﹐他（她）們才能正大光明地享受國家的眷顧﹑人民的紀念。
陵園的大門前方﹐該有座塑像﹐就塑那位不顧全家反對﹑離開上海支援大西北的醫生"董建義"的妻子﹐也是上海人的"顧曉雲"。還是背著用一條抗美援朝戰利品的美國軍毯包裹著的她丈夫的全部骨骸﹐頂着戈壁灘的寒風﹐離開"夾邊溝"﹐頭上一塊太小太薄的綠頭巾﹐在風中哆嗦。我選她﹐是她活著,但最難﹑苦难的路永无尽头。
陵園的命名﹐該以〔探望王景超〕一文裡提到的在夾邊溝一個殘存的土窯洞裡﹐壁上"勞教"的囚犯用硬器刻下的兩個字﹕生存﹗這兩個字歷經３０年依舊赫然在目!它應該同我們這個民族一起永存.我們的民族若有前途和未來﹐就該讓這兩個字同夾邊溝的陵園一起留傳下去。
陵園裡當然還要有墳塚和墓碑.至少有1500多座墳塋, 都要名符其實,難度太大了.恐怕求全不得,古來不有衣冠塚嗎?衣冠恐也不可得了.簡單地處理,可以將他們的個人擋案複製一份,防水防腐地葬在其中.聽先生說,他當年單槍匹馬地採訪時,曾想了解這批人的檔案,叩門而不得入,說:仍屬國家機密,不能查閱.謝天謝地,保管著呢.這就好.
陵園裡當然也應該有個檔案展廳,擺上這批檔案。它們的主人,大抵相對著那些墳墓的姓名,因為人沒活著等到"平反",檔案便逃脫了當眾銷毀的厄運.18世紀的法國人﹐就懂得了將檔案由統治階級的特權變成普通公民的權利﹐將檔案館從單一的政權"武器庫"變成科學研究的"糧食"﹐21世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批死去近半個世紀的普通人的檔案,應該不會象'sars'病毒般還能施虐吧?再過20年,這展廳”理論上”可能建起!?
再接著談,中國人的事真的是很難說﹐我們是什麼東西都可以"與時俱進"的啊.
然而,諸如"夾邊溝生存陵園"的建立﹐卻能使一個民族的心臟﹐從此跳動得健康﹑有力;能使一個民族的靈魂﹐從此真實地渾圓﹑厚實起來;能使善良不再受到合法的欺凌,惡徒不再消遙法外,正義總能最終得到申張;而自由的人們,儘可以採用自己喜歡的言語和文字去談論"沉重教訓"﹑選擇“人性”或“文學”意味的角度切入﹐卻無須考慮官場術語——從此,良知,才有了與之相稱的殿堂。
我相信,這正是楊顯惠先生寫下的這本書能使我們如此感奮的原因.
作者附言：
2005年因几位文友如墨尔本的王晓雨先生，悉尼的刘放先生，田地先生的努力，促成了楊顯惠先生的澳洲之行，也才有2005年4月26日五十余位悉尼的華文作者假座Ashfield"京華酒樓”歡迎楊顯惠先生的座談會。今天也依然应该感谢这几位文友当年的努力。
记得在座谈会上，安静的翦牧史先生站起来向杨显惠先生提了一个问题，想听听杨先生对当年的右派与现在中国国内的维权人士以及海外的民运作个比较的看法。当时的主持人立即用简单的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挡了回去。他说，现在维权的现在搞民运的人的档次根本无法同当年右派相比，根本无法比。不在一个档次。牧史先生便安静地坐了下去。我理解主持人的这种断然的态度，有一半是出于对杨先生回国后没有麻烦的保护，这和希望大家座谈后不要见报的坦率建议是相同的。但我的看法是，一个敢于写下《告別"夾邊溝"》一书的人，会有足够的智慧把握这个问题。不过，不谈也没问题。
回家的路上，我思索着右派的档次问题，没到家就即爽又快地找到了办法，那就是直接从《告别“夹边沟”》里去寻找答案。夹边沟的3000多右派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本”，杨先生对他们有相当详细的描述与介绍。
结果，便有了读者现在读到的这篇文章。
现在，在《张劲帆作品讨论会》的平台上，正在讨论“文学究竟应该承载什么？”若以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为例，显然可作为文学可以承载政治的一个成功例子。可我想，即便这样，文学依然是一个大海，而“政治”不过是海里那一片巨大的波涛上颠着的航船，那一片载着船的巨大波涛，忽而沐浴在阳光下，忽而汹涌在风暴中，常常生动得令人惊心动魄。但那大海，远比这一片巨大的波涛更广大。
10/08/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