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知道西方国家的司法有陪审团制度，只是没有机会亲眼看看。去年有一天，突然就收到了一封法庭来信，告诉我已被要求参加陪审团。这是以一种抽签的方式抽选出来的，只要是澳大利亚公民，抽到谁谁都得参加，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你不参加是违法的。
要是六合彩抽到我，该有多么好。但偏就是抽不上。抽到参加陪审团，没有什么令人兴奋之处，如果刚好工作忙脱不开身，这就是一种麻烦和负担。这种“公务”在 身，也会失去部分自由，一年之内，必须隋叫隋到，出国旅行要事先通知他们。但作为一个公民，人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若是大家都怕麻烦，都不想参加，那 就会是“国将不国”了。
当然，里面有一条规定，如果英语不好，那就可以豁免，你想参加也不会要你。不过要填张表，履行一个手续。我的英语属于半桶水，可去可不去。最后我还是选择去。还是想见识见识这种陪审团制。
接下来的日子，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就以为是把我忘了。几个月后，当我自己彻底忘了这事时，却就收到了出庭的信，他们没有忘记的。
按 指定的日子和时间，我来到了PARRAMATTA地方法庭。进入大门后，再经过一个安检门，身上所有物品都被要求掏出，放上安检传送带。一个警察手持检 测器，在人们身上从头到脚探测。整个感觉就象进入机场候机室。于是知道，澳洲的法庭保安很严密，而监狱却很松动。要不怎么老有罪犯逃出来？
早上九点，法庭的接待厅里已是人头涌涌，约有一百多人等候在那里，熙熙攘攘的象市场一样，这都是被抽签抽上的陪审员。当时就觉很奇怪，陪审团为何要那么多人？
人们被分成A、B、C、D几个组，每组约三十多人。我被编在A组。几个法警分别领着各组人员走进不同的大房子。一路上过了几道门，每一道门都上了锁，外边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一进来，门就被锁上。这种房子象一个教室，里面有桌椅、黑板，还有录像机、电视等设备。在这里，人们被要求重新登记，确认身份，以保证没有假冒的人混进 来。大家坐下后，一个警官模样的人给我们上课，讲了些注意事项，告诉大家参加陪审团工作的具体步骤和操作办法，看了一些有关的录像。这等于是一场短期的陪 审员培训课程。
我看了看这些被抽上来的陪审员们，什么肤色什么族裔都有，职业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是些白领，也许是高级职员， 或者经理、老板。有的穿 件T恤牛仔裤，运动鞋，一看而知是打工阶层。还有一些则是家庭妇女，平时也就在家煮饭带孩子的那种，就是我们常见到的邻居大嫂。在这样一个地方，倒是体现 了一种公平原则，地位高低一个样，贫富贵贱一个样。
接着发给每人一张卡片，卡片上印着编号，没有姓名。我的编号是A0423。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法庭上只认编号，所以各人要牢牢记住自己的号码，免得叫到你，而你却不知道。这卡片一式两份，另一份副本由工作人员收好，要交给法官的。
大约十点多，准备工作结束。这时门开了，有人进来，示意我们可以进入法庭了。仍由那个警官领着我们，大家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没有一个人说话。
又是过了几道门，上到二楼，只见有一排大房子，棕色花梨木板的墙，外表象电影院里的一间间放映厅，每一间的门都紧闭着，门口站着一个法警，门上方都挂有一块牌，写着第一法庭、第二法庭……
警官领着我们到了第三法庭，守门的法警开了门，让我们进去。
这一进去，大家都倒抽了一口凉气，不由放轻了脚步，心情马上紧张起来。
法庭已正式开庭。大法官、主审法官、书记官、控方律师、辩方律师、证人都各就各位，端坐在他们的位置上。一些媒体也静候在那里，架好了几部电视摄像机。但 整个大厅静悄悄的，好象连掉根针在地上都能听得见。凝重、肃穆、庄严，这是法庭特有的气氛。法官、律师们都戴着假发，穿着黑色法袍，一脸的严肃。
原来法庭正在等候陪审团入座。法警引领我们在右侧几排指定的座位坐下，这些坐席是竖排的，面向法庭中间。这法庭很象是一个剧场，也是全密封的，墙壁是隔音木板，天花顶很高，低矮的舞台上就是法官们的位置，而大法官坐在最高之处，居高临下，表现出一种威严。
这时我们环顾四周，才发现犯罪嫌疑人，也就是被告，坐在一个小房间那样，周围用防弹玻璃隔起来的被告席上。这个位置在法庭后边的正中央，面对法官。几个法警在被告席两边一字排开。
被告是个二十来岁的白人男青年，剪着短发，一边耳朵上穿个耳环。可能由于紧张，他的脸涨得通红，双手交叉在身前，不安地动作着。眼睛骨碌碌地向四处张望。看得出来，他还是相当惊恐的。
待陪审团的人们坐好，法官宣布审判开始。先由公诉人（控方）宣读起诉书。公诉人是两名警官。案情大意为，联邦警察在被告的汽车上，以及在他家里搜查出数量多少的海洛因。时间、地点明确，人证物证俱在。因此控告他私藏毒品罪。
这其实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了。要在中国，照判就是，该多少年就多少年，该死刑就死刑。而以他藏毒的数量，必死无疑。但在西方，就不那么简单了。已经提堂多少次，我们自不知道。现在要判他有罪，还必须经过许多法律程序，包括过陪审团这一关。
公诉人讲完后，主审法官例行地问被告：承不承认犯有私藏毒品罪？而被告则大声回答道，不承认。
这期间，只见被告的辩护律师不时走近被告席，探头进去与被告小声谈话，面授机宜，几乎是附耳私语，别人都听不见他们在谈什么。看他们的亲密样子，好象是一对好朋友。
下一步就该陪审团出场了。领队警官将刚才发给我们的卡片副本交给其中一位法官。主审法官宣布开始挑选陪审团。法官桌子前面有一个纸箱，纸箱上端有一小孔， 法官将卡片塞进去，然后摇了摇。主审法官将一只手从孔中伸进去，抓出一张卡片，看了看，念出一个号码。原来在这里又是一次抽签。
我们之中被叫到号码的人就站起来，在法警导引下，先走近一个警官，让他验明号码无误，然后几乎是绕场一周，走到法庭左边竖排的席位坐下。被叫到号的人都有点紧张，还未叫到的人也是心里慌慌的。毕竟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阵势。
终于也听到叫我的号码，我也被抽上了。一共有十二个人被抽出来，坐到了左边席位。原以为这就开始工作了。但还没完。
法官再一次叫号。这次只叫我们这些被抽上的十二个人。叫到一个，就得站起来，先不能坐下。原来，这回是让控方、辩方的律师挑选。他们的眼睛象审视犯人一样 严厉地审视着这个人，然后，辩方律师就做了个手势，说：“CHALLENGE（反对）！”这人就被淘汰出局，又被引领着走到法庭的后排位置坐下。如果双方 律师都不反对，此人就留下来。
就这样一个一个叫起来，不断有人被淘汰。最后，十二个人中只剩下六个，其余一半都给淘汰了。我也被淘汰之列。当我被 叫到号一站起来，辩方律师几乎连考虑也 不考虑马上就说CHALLENGE。我发现另一个华人同胞也一样，一站起来就被辩方律师CHALLENGE了。这些律师都有丰富经验，深知华人的文化心 理，华人对严重犯罪行为一般都不宽容。同时也发现原告（起诉方）律师极少CHALLENGE陪审员，因为他们胜券在握，有自信心。辩方律师持的是守势，犯 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没有理也硬要说有理，是强词夺理。
陪审团缺了六个名额怎么办？又从右面原来没有被抽到的人中抽签。仍由法官从纸箱中拿出卡 片，再抽出六个人补回左边陪审团席位。然后又是由控、辩方律师 CHALLENGE，淘汰掉的名额再从右边抽取。如此反反覆覆，最后总算凑齐了十二个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陪审团，参与审判。
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要抽选那么多人当预备陪审员。这样筛选就可以做到尽可能的公平公正，防止一些可能的漏洞，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这时我们就想，现在就可以坐下来看看审判了。但不行，我们又被领回刚才呆过的大房子，准备参加另一个法庭的审判。原来一个上午同时有几个法庭开庭。一回到 那个房子，许多人不及坐下就找厕所，都说是因为太紧张了，尿就多了。一个老太太说她的心脏本就不好，现在跳得很厉害，要去看医生。领队的警官准许了她。
吃 完简单的茶点，我们又出发到另一个法庭。经验了一回，这次大家就不那么紧张了。法庭的摆布、程序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不一样的法官，不一样的犯 人。这次的被告是两个年轻的女性，一个约莫二十岁的白人姑娘，另一个年纪稍长，皮肤微黑，象是哪个岛国人。两人都留着长发，生得有几分秀气，就象我们在大 街上看到的普通澳洲女孩。她们双双坐防弹玻璃隔起来的被告席上，两人都在不停地抹眼泪。
听了起诉书，我们都大吃一惊，原来她们被控抢劫罪。她们是在悉尼一处街角用刀威逼事主，抢去钱包，还刺伤了事主。这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她们的案情严重，纵有怜香惜玉之心，也不可不定罪的。
其他程式都是一样的，就是抽签、淘汰，再抽签，再淘汰。我最终还是没有进入陪审团，无法行使陪审员的权利。当然也就无法看到答辩和审判过程，看不到控辩方律师间唇枪舌剑的场景。
下午不再开庭。工作人员宣布，各人可以回家了。仍要留意等候下一次出庭通知。
又过了几天，收到一张法庭寄来的支票，是上庭那天的工资，接近一百元。澳洲政府从来都是公事公办的，不会让你吃亏。
西方国家花在司法方面的费用相当惊人。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一案，即花去几千万美元。西方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无罪推论的基础上的，为了不冤枉一个好 人，因此而不惜一切工本，不怕麻烦，耗时耗日。一句话，以人为本，尊重人爱护人，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和权益。但与此同时，就也会有些真正的罪犯钻法律空子 而逃脱。司法公正是要付出代价的。
要是六合彩抽到我，该有多么好。但偏就是抽不上。抽到参加陪审团，没有什么令人兴奋之处，如果刚好工作忙脱不开身，这就是一种麻烦和负担。这种“公务”在 身，也会失去部分自由，一年之内，必须隋叫隋到，出国旅行要事先通知他们。但作为一个公民，人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若是大家都怕麻烦，都不想参加，那 就会是“国将不国”了。
当然，里面有一条规定，如果英语不好，那就可以豁免，你想参加也不会要你。不过要填张表，履行一个手续。我的英语属于半桶水，可去可不去。最后我还是选择去。还是想见识见识这种陪审团制。
接下来的日子，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就以为是把我忘了。几个月后，当我自己彻底忘了这事时，却就收到了出庭的信，他们没有忘记的。
按 指定的日子和时间，我来到了PARRAMATTA地方法庭。进入大门后，再经过一个安检门，身上所有物品都被要求掏出，放上安检传送带。一个警察手持检 测器，在人们身上从头到脚探测。整个感觉就象进入机场候机室。于是知道，澳洲的法庭保安很严密，而监狱却很松动。要不怎么老有罪犯逃出来？
早上九点，法庭的接待厅里已是人头涌涌，约有一百多人等候在那里，熙熙攘攘的象市场一样，这都是被抽签抽上的陪审员。当时就觉很奇怪，陪审团为何要那么多人？
人们被分成A、B、C、D几个组，每组约三十多人。我被编在A组。几个法警分别领着各组人员走进不同的大房子。一路上过了几道门，每一道门都上了锁，外边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一进来，门就被锁上。这种房子象一个教室，里面有桌椅、黑板，还有录像机、电视等设备。在这里，人们被要求重新登记，确认身份，以保证没有假冒的人混进 来。大家坐下后，一个警官模样的人给我们上课，讲了些注意事项，告诉大家参加陪审团工作的具体步骤和操作办法，看了一些有关的录像。这等于是一场短期的陪 审员培训课程。
我看了看这些被抽上来的陪审员们，什么肤色什么族裔都有，职业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是些白领，也许是高级职员， 或者经理、老板。有的穿 件T恤牛仔裤，运动鞋，一看而知是打工阶层。还有一些则是家庭妇女，平时也就在家煮饭带孩子的那种，就是我们常见到的邻居大嫂。在这样一个地方，倒是体现 了一种公平原则，地位高低一个样，贫富贵贱一个样。
接着发给每人一张卡片，卡片上印着编号，没有姓名。我的编号是A0423。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法庭上只认编号，所以各人要牢牢记住自己的号码，免得叫到你，而你却不知道。这卡片一式两份，另一份副本由工作人员收好，要交给法官的。
大约十点多，准备工作结束。这时门开了，有人进来，示意我们可以进入法庭了。仍由那个警官领着我们，大家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没有一个人说话。
又是过了几道门，上到二楼，只见有一排大房子，棕色花梨木板的墙，外表象电影院里的一间间放映厅，每一间的门都紧闭着，门口站着一个法警，门上方都挂有一块牌，写着第一法庭、第二法庭……
警官领着我们到了第三法庭，守门的法警开了门，让我们进去。
这一进去，大家都倒抽了一口凉气，不由放轻了脚步，心情马上紧张起来。
法庭已正式开庭。大法官、主审法官、书记官、控方律师、辩方律师、证人都各就各位，端坐在他们的位置上。一些媒体也静候在那里，架好了几部电视摄像机。但 整个大厅静悄悄的，好象连掉根针在地上都能听得见。凝重、肃穆、庄严，这是法庭特有的气氛。法官、律师们都戴着假发，穿着黑色法袍，一脸的严肃。
原来法庭正在等候陪审团入座。法警引领我们在右侧几排指定的座位坐下，这些坐席是竖排的，面向法庭中间。这法庭很象是一个剧场，也是全密封的，墙壁是隔音木板，天花顶很高，低矮的舞台上就是法官们的位置，而大法官坐在最高之处，居高临下，表现出一种威严。
这时我们环顾四周，才发现犯罪嫌疑人，也就是被告，坐在一个小房间那样，周围用防弹玻璃隔起来的被告席上。这个位置在法庭后边的正中央，面对法官。几个法警在被告席两边一字排开。
被告是个二十来岁的白人男青年，剪着短发，一边耳朵上穿个耳环。可能由于紧张，他的脸涨得通红，双手交叉在身前，不安地动作着。眼睛骨碌碌地向四处张望。看得出来，他还是相当惊恐的。
待陪审团的人们坐好，法官宣布审判开始。先由公诉人（控方）宣读起诉书。公诉人是两名警官。案情大意为，联邦警察在被告的汽车上，以及在他家里搜查出数量多少的海洛因。时间、地点明确，人证物证俱在。因此控告他私藏毒品罪。
这其实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了。要在中国，照判就是，该多少年就多少年，该死刑就死刑。而以他藏毒的数量，必死无疑。但在西方，就不那么简单了。已经提堂多少次，我们自不知道。现在要判他有罪，还必须经过许多法律程序，包括过陪审团这一关。
公诉人讲完后，主审法官例行地问被告：承不承认犯有私藏毒品罪？而被告则大声回答道，不承认。
这期间，只见被告的辩护律师不时走近被告席，探头进去与被告小声谈话，面授机宜，几乎是附耳私语，别人都听不见他们在谈什么。看他们的亲密样子，好象是一对好朋友。
下一步就该陪审团出场了。领队警官将刚才发给我们的卡片副本交给其中一位法官。主审法官宣布开始挑选陪审团。法官桌子前面有一个纸箱，纸箱上端有一小孔， 法官将卡片塞进去，然后摇了摇。主审法官将一只手从孔中伸进去，抓出一张卡片，看了看，念出一个号码。原来在这里又是一次抽签。
我们之中被叫到号码的人就站起来，在法警导引下，先走近一个警官，让他验明号码无误，然后几乎是绕场一周，走到法庭左边竖排的席位坐下。被叫到号的人都有点紧张，还未叫到的人也是心里慌慌的。毕竟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阵势。
终于也听到叫我的号码，我也被抽上了。一共有十二个人被抽出来，坐到了左边席位。原以为这就开始工作了。但还没完。
法官再一次叫号。这次只叫我们这些被抽上的十二个人。叫到一个，就得站起来，先不能坐下。原来，这回是让控方、辩方的律师挑选。他们的眼睛象审视犯人一样 严厉地审视着这个人，然后，辩方律师就做了个手势，说：“CHALLENGE（反对）！”这人就被淘汰出局，又被引领着走到法庭的后排位置坐下。如果双方 律师都不反对，此人就留下来。
就这样一个一个叫起来，不断有人被淘汰。最后，十二个人中只剩下六个，其余一半都给淘汰了。我也被淘汰之列。当我被 叫到号一站起来，辩方律师几乎连考虑也 不考虑马上就说CHALLENGE。我发现另一个华人同胞也一样，一站起来就被辩方律师CHALLENGE了。这些律师都有丰富经验，深知华人的文化心 理，华人对严重犯罪行为一般都不宽容。同时也发现原告（起诉方）律师极少CHALLENGE陪审员，因为他们胜券在握，有自信心。辩方律师持的是守势，犯 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没有理也硬要说有理，是强词夺理。
陪审团缺了六个名额怎么办？又从右面原来没有被抽到的人中抽签。仍由法官从纸箱中拿出卡 片，再抽出六个人补回左边陪审团席位。然后又是由控、辩方律师 CHALLENGE，淘汰掉的名额再从右边抽取。如此反反覆覆，最后总算凑齐了十二个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陪审团，参与审判。
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要抽选那么多人当预备陪审员。这样筛选就可以做到尽可能的公平公正，防止一些可能的漏洞，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这时我们就想，现在就可以坐下来看看审判了。但不行，我们又被领回刚才呆过的大房子，准备参加另一个法庭的审判。原来一个上午同时有几个法庭开庭。一回到 那个房子，许多人不及坐下就找厕所，都说是因为太紧张了，尿就多了。一个老太太说她的心脏本就不好，现在跳得很厉害，要去看医生。领队的警官准许了她。
吃 完简单的茶点，我们又出发到另一个法庭。经验了一回，这次大家就不那么紧张了。法庭的摆布、程序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不一样的法官，不一样的犯 人。这次的被告是两个年轻的女性，一个约莫二十岁的白人姑娘，另一个年纪稍长，皮肤微黑，象是哪个岛国人。两人都留着长发，生得有几分秀气，就象我们在大 街上看到的普通澳洲女孩。她们双双坐防弹玻璃隔起来的被告席上，两人都在不停地抹眼泪。
听了起诉书，我们都大吃一惊，原来她们被控抢劫罪。她们是在悉尼一处街角用刀威逼事主，抢去钱包，还刺伤了事主。这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她们的案情严重，纵有怜香惜玉之心，也不可不定罪的。
其他程式都是一样的，就是抽签、淘汰，再抽签，再淘汰。我最终还是没有进入陪审团，无法行使陪审员的权利。当然也就无法看到答辩和审判过程，看不到控辩方律师间唇枪舌剑的场景。
下午不再开庭。工作人员宣布，各人可以回家了。仍要留意等候下一次出庭通知。
又过了几天，收到一张法庭寄来的支票，是上庭那天的工资，接近一百元。澳洲政府从来都是公事公办的，不会让你吃亏。
西方国家花在司法方面的费用相当惊人。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一案，即花去几千万美元。西方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无罪推论的基础上的，为了不冤枉一个好 人，因此而不惜一切工本，不怕麻烦，耗时耗日。一句话，以人为本，尊重人爱护人，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和权益。但与此同时，就也会有些真正的罪犯钻法律空子 而逃脱。司法公正是要付出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