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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参加悉尼陪审团
作者:刘放  发布日期:2010-01-07 02:00:00  浏览次数: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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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知道西方国家的司法有陪审团制度,只是没有机会亲眼看看。去年有一天,突然就收到了一封法庭来信,告诉我已被要求参加陪审团。这是以一种抽签的方式抽选出来的,只要是澳大利亚公民,抽到谁谁都得参加,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你不参加是违法的。
要是六合彩抽到我,该有多么好。但偏就是抽不上。抽到参加陪审团,没有什么令人兴奋之处,如果刚好工作忙脱不开身,这就是一种麻烦和负担。这种“公务”在 身,也会失去部分自由,一年之内,必须隋叫隋到,出国旅行要事先通知他们。但作为一个公民,人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若是大家都怕麻烦,都不想参加,那 就会是“国将不国”了。
当然,里面有一条规定,如果英语不好,那就可以豁免,你想参加也不会要你。不过要填张表,履行一个手续。我的英语属于半桶水,可去可不去。最后我还是选择去。还是想见识见识这种陪审团制。
接下来的日子,一直没有什么动静。就以为是把我忘了。几个月后,当我自己彻底忘了这事时,却就收到了出庭的信,他们没有忘记的。
按 指定的日子和时间,我来到了PARRAMATTA地方法庭。进入大门后,再经过一个安检门,身上所有物品都被要求掏出,放上安检传送带。一个警察手持检 测器,在人们身上从头到脚探测。整个感觉就象进入机场候机室。于是知道,澳洲的法庭保安很严密,而监狱却很松动。要不怎么老有罪犯逃出来?
早上九点,法庭的接待厅里已是人头涌涌,约有一百多人等候在那里,熙熙攘攘的象市场一样,这都是被抽签抽上的陪审员。当时就觉很奇怪,陪审团为何要那么多人?
人们被分成A、B、C、D几个组,每组约三十多人。我被编在A组。几个法警分别领着各组人员走进不同的大房子。一路上过了几道门,每一道门都上了锁,外边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一进来,门就被锁上。这种房子象一个教室,里面有桌椅、黑板,还有录像机、电视等设备。在这里,人们被要求重新登记,确认身份,以保证没有假冒的人混进 来。大家坐下后,一个警官模样的人给我们上课,讲了些注意事项,告诉大家参加陪审团工作的具体步骤和操作办法,看了一些有关的录像。这等于是一场短期的陪 审员培训课程。
我看了看这些被抽上来的陪审员们,什么肤色什么族裔都有,职业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是些白领,也许是高级职员, 或者经理、老板。有的穿 件T恤牛仔裤,运动鞋,一看而知是打工阶层。还有一些则是家庭妇女,平时也就在家煮饭带孩子的那种,就是我们常见到的邻居大嫂。在这样一个地方,倒是体现 了一种公平原则,地位高低一个样,贫富贵贱一个样。
接着发给每人一张卡片,卡片上印着编号,没有姓名。我的编号是A0423。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法庭上只认编号,所以各人要牢牢记住自己的号码,免得叫到你,而你却不知道。这卡片一式两份,另一份副本由工作人员收好,要交给法官的。
大约十点多,准备工作结束。这时门开了,有人进来,示意我们可以进入法庭了。仍由那个警官领着我们,大家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没有一个人说话。
又是过了几道门,上到二楼,只见有一排大房子,棕色花梨木板的墙,外表象电影院里的一间间放映厅,每一间的门都紧闭着,门口站着一个法警,门上方都挂有一块牌,写着第一法庭、第二法庭……
警官领着我们到了第三法庭,守门的法警开了门,让我们进去。
这一进去,大家都倒抽了一口凉气,不由放轻了脚步,心情马上紧张起来。
法庭已正式开庭。大法官、主审法官、书记官、控方律师、辩方律师、证人都各就各位,端坐在他们的位置上。一些媒体也静候在那里,架好了几部电视摄像机。但 整个大厅静悄悄的,好象连掉根针在地上都能听得见。凝重、肃穆、庄严,这是法庭特有的气氛。法官、律师们都戴着假发,穿着黑色法袍,一脸的严肃。
原来法庭正在等候陪审团入座。法警引领我们在右侧几排指定的座位坐下,这些坐席是竖排的,面向法庭中间。这法庭很象是一个剧场,也是全密封的,墙壁是隔音木板,天花顶很高,低矮的舞台上就是法官们的位置,而大法官坐在最高之处,居高临下,表现出一种威严。
这时我们环顾四周,才发现犯罪嫌疑人,也就是被告,坐在一个小房间那样,周围用防弹玻璃隔起来的被告席上。这个位置在法庭后边的正中央,面对法官。几个法警在被告席两边一字排开。
被告是个二十来岁的白人男青年,剪着短发,一边耳朵上穿个耳环。可能由于紧张,他的脸涨得通红,双手交叉在身前,不安地动作着。眼睛骨碌碌地向四处张望。看得出来,他还是相当惊恐的。
待陪审团的人们坐好,法官宣布审判开始。先由公诉人(控方)宣读起诉书。公诉人是两名警官。案情大意为,联邦警察在被告的汽车上,以及在他家里搜查出数量多少的海洛因。时间、地点明确,人证物证俱在。因此控告他私藏毒品罪。
这其实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了。要在中国,照判就是,该多少年就多少年,该死刑就死刑。而以他藏毒的数量,必死无疑。但在西方,就不那么简单了。已经提堂多少次,我们自不知道。现在要判他有罪,还必须经过许多法律程序,包括过陪审团这一关。
公诉人讲完后,主审法官例行地问被告:承不承认犯有私藏毒品罪?而被告则大声回答道,不承认。
这期间,只见被告的辩护律师不时走近被告席,探头进去与被告小声谈话,面授机宜,几乎是附耳私语,别人都听不见他们在谈什么。看他们的亲密样子,好象是一对好朋友。
下一步就该陪审团出场了。领队警官将刚才发给我们的卡片副本交给其中一位法官。主审法官宣布开始挑选陪审团。法官桌子前面有一个纸箱,纸箱上端有一小孔, 法官将卡片塞进去,然后摇了摇。主审法官将一只手从孔中伸进去,抓出一张卡片,看了看,念出一个号码。原来在这里又是一次抽签。
我们之中被叫到号码的人就站起来,在法警导引下,先走近一个警官,让他验明号码无误,然后几乎是绕场一周,走到法庭左边竖排的席位坐下。被叫到号的人都有点紧张,还未叫到的人也是心里慌慌的。毕竟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阵势。
终于也听到叫我的号码,我也被抽上了。一共有十二个人被抽出来,坐到了左边席位。原以为这就开始工作了。但还没完。
法官再一次叫号。这次只叫我们这些被抽上的十二个人。叫到一个,就得站起来,先不能坐下。原来,这回是让控方、辩方的律师挑选。他们的眼睛象审视犯人一样 严厉地审视着这个人,然后,辩方律师就做了个手势,说:“CHALLENGE(反对)!”这人就被淘汰出局,又被引领着走到法庭的后排位置坐下。如果双方 律师都不反对,此人就留下来。
就这样一个一个叫起来,不断有人被淘汰。最后,十二个人中只剩下六个,其余一半都给淘汰了。我也被淘汰之列。当我被 叫到号一站起来,辩方律师几乎连考虑也 不考虑马上就说CHALLENGE。我发现另一个华人同胞也一样,一站起来就被辩方律师CHALLENGE了。这些律师都有丰富经验,深知华人的文化心 理,华人对严重犯罪行为一般都不宽容。同时也发现原告(起诉方)律师极少CHALLENGE陪审员,因为他们胜券在握,有自信心。辩方律师持的是守势,犯 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没有理也硬要说有理,是强词夺理。
陪审团缺了六个名额怎么办?又从右面原来没有被抽到的人中抽签。仍由法官从纸箱中拿出卡 片,再抽出六个人补回左边陪审团席位。然后又是由控、辩方律师 CHALLENGE,淘汰掉的名额再从右边抽取。如此反反覆覆,最后总算凑齐了十二个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陪审团,参与审判。
我们这才明白为什么要抽选那么多人当预备陪审员。这样筛选就可以做到尽可能的公平公正,防止一些可能的漏洞,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这时我们就想,现在就可以坐下来看看审判了。但不行,我们又被领回刚才呆过的大房子,准备参加另一个法庭的审判。原来一个上午同时有几个法庭开庭。一回到 那个房子,许多人不及坐下就找厕所,都说是因为太紧张了,尿就多了。一个老太太说她的心脏本就不好,现在跳得很厉害,要去看医生。领队的警官准许了她。
吃 完简单的茶点,我们又出发到另一个法庭。经验了一回,这次大家就不那么紧张了。法庭的摆布、程序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不一样的法官,不一样的犯 人。这次的被告是两个年轻的女性,一个约莫二十岁的白人姑娘,另一个年纪稍长,皮肤微黑,象是哪个岛国人。两人都留着长发,生得有几分秀气,就象我们在大 街上看到的普通澳洲女孩。她们双双坐防弹玻璃隔起来的被告席上,两人都在不停地抹眼泪。
听了起诉书,我们都大吃一惊,原来她们被控抢劫罪。她们是在悉尼一处街角用刀威逼事主,抢去钱包,还刺伤了事主。这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她们的案情严重,纵有怜香惜玉之心,也不可不定罪的。
其他程式都是一样的,就是抽签、淘汰,再抽签,再淘汰。我最终还是没有进入陪审团,无法行使陪审员的权利。当然也就无法看到答辩和审判过程,看不到控辩方律师间唇枪舌剑的场景。
下午不再开庭。工作人员宣布,各人可以回家了。仍要留意等候下一次出庭通知。
又过了几天,收到一张法庭寄来的支票,是上庭那天的工资,接近一百元。澳洲政府从来都是公事公办的,不会让你吃亏。
西方国家花在司法方面的费用相当惊人。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一案,即花去几千万美元。西方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无罪推论的基础上的,为了不冤枉一个好 人,因此而不惜一切工本,不怕麻烦,耗时耗日。一句话,以人为本,尊重人爱护人,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和权益。但与此同时,就也会有些真正的罪犯钻法律空子 而逃脱。司法公正是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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