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打开网络信箱，赫然见到同学传来一份《讣告》，大学同窗李珊利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广州华侨医院去逝。
同学们的唁信不断传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间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有同学录崔颢《黄鹤楼》七律一首以寄哀思，读之戚然。
生生死死这些字眼，年轻时只能从书本中去体味。毕竟离我们太遥远。转瞬间，它就追随我们这一代人而来了。我们班，珊利已是第三个。死亡比率已是百分之十。才知死亡这东西，实在不必忌讳，也无法避免，来了就挡不住。只是，来得也太早了些，他们去得也太匆匆……珊利也就五十岁出头啊。
同学们原有个约会，等明年，也就是2012年，我们毕业30周年大庆，大家一定要回来聚会。就一年，珊利她就没有等及，丧约了。人生就是如此，“正叹他人命不长，谁知归来把命丧”。更何况像日本地震、新西兰地震那样的灾难，你无所适从，别无选择，万般无奈。
珊利是大二时从别的大学转学插班进来的。一开始，同学们都对她敬而远之――尽管她生得端庄漂亮，总是笑容可鞠，对人热情友好。原因呢，她老爸就是学校党委书记。李书记在战争年代受过伤，文革时又被“造反派”打过，瘸着一条腿，总是拄着拐棍。作报告时一副官腔，思想保守，左得出奇，与我们这些学生格格不入。比如说，连学生们跳“迪士科”他都反感，说是歪风邪气。背地里大家都叫他铁拐李。
但班上几场有关文艺思想的讨论会，让大家对她刮目相看。珊利大胆敢言，思想开放，词锋犀利，一下子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后来又有传说，她在家里常就政治问题跟老爸激辩，让老人难堪，下不来台。也是“一物降一物”吧。
我们慢慢就成了好朋友。每天黄昏，我与另一个同学J君（后留校当了副校长）都在校园散步，珊利就等在明湖路口，三个人在校园边走边聊，一直到晚自习时间。有时则走到夜深，聊到月落星沉。那时要谈的东西太多了。国家百废待兴，大学生们都自以为肩担重任，有着舍我其谁的天真。谈政治，谈文艺，谈对越战争，谈当时的敏感问题。她常带来许多小道消息。珊利总是侃侃而谈，且见解精辟。偶有歧见，她争辩起来杏眼圆睁，咄咄逼人。
这样的散步我们持续了一年多，几乎从不间断，直到毕业分手。有时，她也把我们领到家里玩。她家住在校园的一个僻静处，两层小别墅。我们上她家还是有点好奇心的，但最尴尬的是刚好在客厅里遭遇她的爸妈，两个老人总是以一种审视的眼光打量我们――当时的大学是禁止谈恋爱的。
这是一种纯粹的友谊。“三人行”本身就不是爱情的组合。更像是三权分立、互相监督的小组。其实我们彼此心里都明白就是朋友。珊利虽然心地善良，但个性自由、独立，并非顾家过日子的贤妻良母型。她后来结婚，生了个女儿，很快就离异。80年代，我出差北京曾去看过她。出国后就再没机会见面。
以她的条件，如果要从政做官，完全可以如愿以偿。偏偏她不喜欢。毕业分配，她去了中国文联出版社。曾给欧阳山夫人作家草明当过秘书，后一直在文联出版社当编辑，职称为副编审，是《海外华文文学》杂志主要编辑。她自己的著述不多，倒是编过不少书，如台湾诗集《爱情橄榄》等；《中国当代大学者丛书》也是她策划的。有不少作家都在文章中称赞她慧眼识珠，是个难得的编辑。如长篇小说《的哥》作者金城、《无极老子》作者崔波等，都谈到珊利曾对他们写作、出版的支持帮助。
因多年未见，我没有看到她脸上生出皱纹，没有目睹她的老去、死去。留在记忆中的，仍是那个青春亮丽，热情活泼的珊利。斯人已逝，仙踪难觅。人生如春梦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