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不想写这篇文章,因为他不值得人去写，更何况他不断骂人的目的本就是借此炒作好让大家关注他。但因为孔庆东这次骂的是香港人,尽管他一再改口说骂的是部分香港人是“狗”，而且声言他连北京人、外地人都骂过“狗”，人家都没敢吱声，凭什么香港人就不能被他这位“知名教授”骂一声？简直是不识抬举！这么一来，我就不能沉默了，原因是我向来对香港人特别尊重。我来自中国大陆，缘何特别尊重香港人呢？因为在我心目中，香港人民对自己的祖国是有大贡献的，在远比台湾殖民统治长的一百多年的英国统治期间，他们没有像台湾那样出现“香独”，在百年来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还是中共所领导的推翻老蒋的革命，他们都义无返顾地站在正义的一方；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大陆人民的抗灾斗争，他们始终慷慨解囊，他们自始至终都是爱国者，就像是一个被强人夺走的女儿，始终心念着母亲，是他们唱出了《我的中国心》、《万里长城永不倒》等等无数令人热血沸腾的爱国歌曲，从而流露出了香港人的百年心声，她们不愧是是中国母亲“贴身的小棉袄”，所以看到她们被骂成这样，我心里很不平。
路见不平，必拔刀相助。我不得不说说孔庆东这个人。
我与孔庆东只见过两次，平心而论，两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坏。
第一次是在几年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年会上，那时他还是副教授。会议请了一位韩国的中国现代研究会会长朴宰雨。根据会议要求，每一位在会上报告论文的，结束后都要让与会者就论文内容展开一些讨论。朴宰雨也宣读了一篇，他的汉语不咋的，哩哩啰啰不知讲些啥，读完之后大家面面相觑。这时候坐在前排的孔庆东站起来，面对着台上的朴教授，大献阿谀奉承之言，说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贡献如何突出，其中特别提到了对无名氏（卜宁）的开创性研究。
他的话立刻引起我极大的反感。因为这里面有我跟朴宰雨的一段交往。上世纪九十年代住在台湾的著名作家无名氏曾要求我为他在学术上平反，为此我写了一本专著《无名氏传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这是大陆第一部无名氏的研究专作，出来后很受到各方面的注意。美国的夏志清教授、王德威教授都给我发来了传真表示敬佩和祝贺。这事也让朴宰雨知道了。在他来南京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特地问我要这本书。我把书赠送给他。他说由于无名氏与韩国建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本书对于韩国人肯定十分有兴趣，回国后他争取把它翻译成韩文出版。不过此事说过之后也就了无下文。不久，我的韩国学生从国内给我打电话，报告说“朴宰雨抄了老师关于无名氏的书”。我听了当然不高兴，但我想到这名韩国博士刚刚毕业回国正在各大学找工作，他跟朴是一个专业，得罪了他们的祖师爷可能影响他在大学就职，就关照他此事到此为止。至于我，也无从去调查，反正谁都知道韩国和朝鲜的学风就那么回事，大概也只有现今中国的学风堪与媲美。孔庆东是搞现代文学研究的，我的书他肯定知道，为什么罔顾事实，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这时我问我身旁的一位学者，“孔庆东何许人？为什么他对朴宰雨奉承到了令人肉麻的程度，这跟讨论朴的论文有什么关系？”那位学者告诉我，孔是副教授，师从钱理群教授，“他想让朴宰雨请他去韩国讲学，所以拼命拍他的马屁。”他说。
就这样，朴站在台上，孔庆东站在台下，脸对着脸，听孔庆东阿谀拍马了足足二十几分钟。
这就是孔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果然不多久，孔庆东就被邀请去韩国“讲学”了。
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在2009年的7月份，当时由他组织了一个“中国青少年第一届语文风采大赛”，会议邀请了全国一些“著名学者”做评委，我在被邀请之列。我一看评委名单，主要是来自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的教授，外地学者邀请了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南京大学邀请了三名，一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希杰教授，一是著名青年评论家王彬彬教授，还有一个就是我。王彬彬是聪明人，他回我话说不去参加，“明摆着孔庆东就是个骗子嘛！”他在电话里这样对我说。我也明知是个骗局，但一看邀请函封面赫然印着领衔人的姓名是国家语委主任、原国家政协副主席、国家领导人之一的许嘉璐，而许正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不由得踌躇了。老同学的面子不能不给吧？再说我已办好了移民澳洲的手续，没准这就是最后见面呢。就这么我硬着头皮去了。到会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管我们，在一间大的会议室，空荡荡地就我们几个外地来客，复旦只请了一位孟金蓉教授，她是孟子73代孙，金字辈。我们几个人聊了起来。过了好长一阵子，才来人通知说统统到大会场听孔庆东教授作重要报告。这时王希杰教授很不痛快了，“怎么一回事？把人千里迢迢请了来，当事人连见都不见，就要大家听他的报告？他不刚刚升的教授吗？有什么好听的？还要我们这些老人供着他啊？不去！”
到晚上，我回到我的房间，发现本来规定是我一个人住的，又临时增加了“两个人”，原来是来自九江的吕姓家长带了儿子来参赛，没地方住，临时挤了进来，做老子的望子成龙，又怕打扰我休息，连说他到外面找地方去住。我说算了，大家挤挤吧。他们看了名单知道我是评委，当然也是喜出望外，就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从他们口中我才得知所谓的“大赛”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这次大赛每个参加的单位仅报名费2000元，其他还要收一笔可观的吃住费用（学生住的是北京郊区昌平县一所中学的校舍里，收费是宾馆标准）。由于挂着“国家语委”的招牌（实际上许嘉璐从头到尾就没来过），全国参赛者如过江之鲫，到场的就近二百所学校。这么一算，光报名费就收入40万，还没算上其他费用。他们又问我，你是专家，他们给你的报酬也不少吧？”我说，“惭愧。他们的通知是非赢利性活动，为推动全国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做贡献，我们是尽义务。不瞒你们说，我到了这里才通知我，说我的旅差费还要自己负担。”
这样两边一通气，发现孔庆东还真是位精明的商人，真是两头抠钱，无本万利；好话说尽，丑事做绝。
接下去的几天，大家投入繁忙的评比活动中，对我们远道去的客人，孔庆东一次也没有露面，只派了一名姓许的小姑娘接待。小许是北京某大学三年级学生，外地人，由于想毕业留北京工作，看到这家教授的名头，就找到了这家单位来“实习”。我们谈得很投机。她告诉我，这个单位是公司化运作，负责人就是孔庆东，还有另两位教授帮他。小许在这儿算得上“中层干部”吧，说话多多少少为老板担待着。
直到最后一天，发奖了，我们坐到了主席台边上，孔庆东又做报告了。由于天热，大家急着拿奖，会场闹哄哄的。孔庆东声嘶力竭，我也只听得几句，内容就是骂人，好像全国所有教授都不如他有学问，都该挨他骂。轮到发奖时，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此次参赛者个个有份儿，家家有奖，谁都不落下。发到最后，干脆主持者大声吼道，“还有谁没拿到奖？没拿到的统统上台来拿！”于是台下一阵大乱，许多人纷纷冲上台来。看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这真跟电影《顽主》讽刺的一样。
会议结束，最后一顿中餐，孔庆东总算露面了，他仍然是视若无人，没跟我们打招呼，只说了句，“我们先照相吧，”于是拉了几个北京当地的老师照相，每张相片他必居中。孟金蓉、王希杰、还有武大的那位教授，已是满腹不快，就没搭理他。孟金蓉提议道，“来，我们几位来自长江边的照张相吧。”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她就是不想跟孔庆东一起照。没想到我们四人刚刚站好，孔庆东就一步站到了我们中间，俨然像个领导。孟金蓉事后对我说，“这个人连最基本的礼数都没有。你们都是他的前辈，叫声‘老师’不为过吧？像您，跟他老师钱理群可说的上是师兄弟的辈分了，孔庆东应该叫您一声师伯。如此无礼，简直少有！再说我吧，孔、孟两家后代联系不断，他是知道我的，请我来，连正眼都没瞧我一眼，就这德性！”
吃饭时，孔庆东也没说道谢的话，就开始高谈阔论起来，目的是显示他知识渊博。他先讲的是语言学的问题，具体哪些话记不清了，总之全讲错了。我看出坐我旁边的王希杰教授露出满脸的不屑，便用肘轻轻碰碰他，心想，这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在全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面前卖弄，真不知天高地厚。接着他又讲到了京剧如何如何好，道白都跟北京话不一样，我听了方知，他是连“徽班进京”、“昆剧是百戏之祖”的普通常识都不知道。不由想到北大莘莘学子就受这号人忽悠，岂不误人子弟！
由于会务组给我买的是第二天的车票，评委中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到晚上，负责接待我的小许才来，她说不好意思，下午他们开总结会，不能来陪我。我问她总结什么？她说会上主要由孔教授讲话，他很兴奋，说第一届大赛很成功，明年一定要发动一千所学校来参赛……看来他骗人骗到了甜头。我问她为什么每个参赛单位都拿奖？她说，不这样怎么能吸引大家参加呢？现在中小学评比风多厉害，国家语委发的奖牌，能不争着要？如果哪所学校拿不到，那么大的一笔费用，回去他们怎么报销？学校只要看见出去参赛的人带回了奖牌，就皆大欢喜，谁会管它到底是发了多少个一等奖二等奖呢？不就是让大家都高兴吗？
这么一看，孔庆东还真是个做生意的料。
回到南京后，小许给我发了短信，说他们领导说了，可以同意报销我的回程车票，每位评委还可以发一千元外加几本书作为酬劳。
在我赴澳洲前夕，我又收到小许最后一封短信，说，我毕业了，回到了家乡。老师说的对，那儿商业味儿太浓，我适应不了……
这就是孔庆东给我的第二次印象。有关此次大赛的回忆，人们还可在当年王希杰教授的博客上看到，可以与我相互印证。王希杰的博客大概引起孔庆东极大的不满，在第二年的评委名单中就把他除名了。原先我答应到了澳洲后就会把这件丑闻写出来，但后来想想，孔庆东毕竟是小辈，他只不过是个急于捞名捞利，到处拉大旗作虎皮，言行嚣张的人，和他有什么可计较呢？但他这次做得太过分了。他不是研究金庸的吗？用金庸的话说，我这个做师伯的人也应出手替钱理群教授“清理山门”了，以免坏了钱教授一世的英名。通过上面的两桩事，人们可以看出，到底是香港人“素质低”呢还是孔庆东的素质低？
孔庆东骂人事件出来后，许多人认为有损北大的形象，应开除他。但也有人出面为他说话，声称应“保护北大学术自由”的传统，真是奇谈怪论！先别说北大后来真有学术自由吗？何况骂人、侮辱人怎么跟“学术自由”能扯在一起？现在国人动辄喜欢拿美国做例子，但我知道美国“常春藤”大学是不允许教师做生意的，对严重影响学校声誉的教师丑行则坚决除名。当年我在美国布朗大学时，就碰见过这一类的事情。既然拿美国做例子，那就按美国大学的办法办好了。
2012/1/26写与墨尔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