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眼前有个美人儿，金发碧眼、蛾眉粉黛，羞红的脸饱饱的、 也许一笑还有俩酒窝儿，哇…… 可是，可是鼻子尖上却长了个又黑又大的、周缘不规则而且麻麻糙糙的痔，你会怎么想……？我看，澳大利亚什么都好，可是她的公费医疗……
私立医院那当然是没得说，听说，割完扁桃腺不用吸痰器，有年青漂亮的女护士用舌头伸进去给搅出来…… 这只是听说，没有亲身体会，倘若真是这样，这辈子说什么也得上一回私人保险——先割扁桃腺、再剌盲肠炎，如果真有超值享受，连嗓子眼儿的小舌头也不要了！但，现在我暂时还是穷人，靠撅着屁股打工养家糊口，只能依赖公费医疗。至于公立医院的服务麽，唉！怎么说能？我对它的认识是由于这件事……
在我三岁的儿子刚来澳洲团聚的时候，那个十三号星期五的下午，他正坐在大床上玩儿…… 看到了吧，我确实是穷人，租的房子小得可怜，一进门就上床。屋里倒也还不至于没个落脚的地方，只是地毯上粘糊糊的，还尽是些一边跑一边咕吱咕吱放屁的蟑螂，因此我的儿子只能坐在床上玩儿。……我见他玩儿得挺好，就走到门外想看看临街的信箱里有没有她妈妈寄来的信，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只听屋子里面咕咚的一声响，接着儿子就声嘶力竭地大哭起来……我赶紧跑回来，看见儿子倒在床边的地上，抱着胳臂疼得直打滚儿……我把他抱到床上，东拍拍，西按按，碰到他的右臂，他简直就是在惨叫了。“不好!”只见在他的右臂关节处肿起了一个包，而且眼看着越肿越大……我是懂点儿医学知识的，我知道，他的右臂可能是被摔断了！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我根本顾不上他哭啊闹啊的，果断地把他抱进了停在门前的汽车里，再返会屋里……翻出了他的医疗卡…… 他们就是有福气，一到澳洲就有医疗卡，想想我们刚来澳洲那会儿，生了病只能乱吃些从国内带过来的药。咳！题外的话还是少说吧…… 拿上医疗卡，我风驰电掣地开车送他去西区最大的医院，一路上闯了三个红灯，幸好都没被警察看见。到了医院，趴好车，抱起儿子火急火燎地冲进了急诊室……先把儿子放在一把椅子上坐好，掏出医疗卡去挂号，那个老太太…… 对不起，我管四十岁以上的女人都叫老太太……她将那个医疗卡放进一个铁盒子里拿个什么东西在上面滚了一下又取出来还给了我，然后示意我到里间的诊室门口去排队，临了，还抓了两块儿水果糖塞给了我。
我抱着儿子走了过来，这里有两排椅子，跟中国医院里的长条椅区别不大，一边已经坐满了人，有七八个，另一边躺着一个工人。我认定那是个工人是因为他穿着一身油渍麻花的工作服，脚上蹬了双大头鞋，前端的皮革已经绽开露出了磨得锃亮的铁头。好在，在他脚后面还有一小块地方足够我儿子摆下半个屁股……我就扶着儿子让他在那里歪歪着坐下，绝没有故意惊扰那个睡在条椅上的工人，但他还是一下子就醒了，赶紧坐起来、使劲往边上挪了挪，嘴里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抱歉地对他点着头，连声地说：谢谢、谢谢！然后安排儿子坐在了我们中间。
那个工人，长着一脸咖啡色的大胡子，毛扎扎的胳臂上布满了刺青，但人态度却很和蔼。他仍旧不停地对我表示歉意……他解释说，他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个多小时，不想，一下子就睡着了。他又问我，孩子怎么啦？我说，可能是摔断了胳臂。他嬉笑着逗我儿子说“闹踢宝爷、闹踢宝爷。” 我又问他是怎么了，他示意我到他的另一边去，是为了不让孩子看见。我转到他身后，他伸出右手让我看…… 哎呀，这一看我的心就猛地酸痛地缩了一下，一股酸冷冷的寒气从后脊梁一直串到脚跟……只见他那手背上的皮整个都烂了、血肉一团地肿得跟面包一样。他告诉我，是在工厂里被传送带给碾的…… 他又说，他有个女儿，现在上二年级，特爱爬树；去年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腿，接好了以后还爬。他说，若是男孩，更了不得。他开着玩笑说，到你儿子七、八岁的时候一定要像狗一样给拴起来…… 总之，我们就在闲聊中承受着心急如焚的等待……
两个小时以后，我到外面去给儿子买回了饮料和吃的……四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了，却有一个护士走过来对我说：真是对不起，先生，白班的医生下班了，等夜班的医生上班后你将是第一个！这我能理解，医生应该是可以下班的，他们赚的钱多，更有资格享受生活，况且也有老婆孩子……人家的工作虽然是救死扶伤，但也不能总跟病人一样是急茬儿的呀？ 那就再等一会儿吧！ 我又耐心地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夜班的医生终于到了。
这是个带眼镜、很文雅的中年男人，动作慢、话也少。他叫了我儿子的名字，却指了指我，再冲我儿子把手按了按。我明白那是让我儿子先暂时呆在外面。我进了诊室，他很有礼貌地让我坐在旁边一把椅子上（而不是像在中国的医院那样病人坐在医生的桌子对面）。“怎么啦？”他亲切地问。“我想，可能是胳臂摔断了。”我指指右手臂。他看了我的胳臂一眼，笑了一下，伸过手来在我的右臂上捏了一把，“疼吗？” 我知道他是弄错了，忙说：“噢， 不是我，是我儿子。”。他向门外看了一眼，“你的儿子？就是…那个男孩儿吗？” “是的。”我说。
“他今年几岁了？”
“三岁。”
他不解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不送他去儿童医院呢？”
我一愣，说：“这，我可没想到，就近的就送到这里来了。”
他非常和气地对我说：“你应该送他去儿童医院，在那里他们可以给你预约到最好的医生。孩子的骨头如果接不好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不是吗？”
我说：“你看，这是我第一次带他在澳洲看病，许多事情还没搞懂，难道非如此不可吗？”
他说：“我看是的！对于保护儿童的健康，澳大利亚有专门的法律，不是随便哪一位医生都可以为孩子们治病的。”
我知道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是我不懂，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于是，我向他要了儿童医院的地址，谢过了他，拽上儿子就往外跑。
当我辗转找到国家儿童医院急诊部的时候，儿子已经在车里睡着了。我把他抱进急诊室，挂号时举起他那条肿得很明显的伤胳臂给护士看……这个护士是个很有同情心的黑人姑娘，她安慰我说，先生，别着急，你千万别着急，没事儿的，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有名的骨科医生来诊治……随后，她就打电话，打了又打，不停地打……
连看带听的、这时候我已经看出了些名堂：原来，澳大利亚的医院里是不分科的，有什么样的病人再约什么样的医生；因此，专家级的医生大多在私立医院里任职，需要的时候就到公立医院里来客串一下，由国家付给他们出诊费。那个护士打了无数个电话以后，终于有了结果，她举着电话问我，有个上夜班的医生正在做手术，大约两小时以后才能来，问我是不是愿意等？我忙说：“愿意，愿意，当然愿意！”
我找了一条长椅子放孩子躺下，把自己的衣服脱下一件盖在熟睡的孩子身上耐心地等，顾不上自己已经是饥肠辘辘……一直等到夜里十一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好心的女护士却一脸遗憾地走过来告诉我说：“对不起，真对不起，那个约好的医生因为手术失败他今晚不能来了”。我一听，快哭出来了：“这……那可怎么办呢，还有没有别的医生呢？” 她委屈地说：“恐怕……今晚…… 恩，不会有骨科医生可以来了。” 她痛苦地摇了摇头，然后把头低下，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眼睛里也泪莹莹的。我能怎么样？总不能扑上去跟她抱头痛哭吧！只好识相地说：“别……谢谢你了，那就……明天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儿子赶到了国家儿童医院的急诊部，这里显然已经换了一拨人马，一个个子高高的女护士在负责挂号，她听了我叙述的情况后耐心地向我解释：你孩子的事不是今天发生的，况且现在也没有什么危险，你应该去门诊部那边挂号，他们可以给你预约专职的骨科医生。我只好又来到门诊部。这里接待我是一个明眸皓齿、金发碧眼、具有模特身材的白人姑娘，正是那种美人，千娇百媚不可笔录，一看就是幸福美好的象征。她对我莞尔一笑……这一笑竟让我看得呆了，发痴地喃喃自语起来：“雪脂凝肌凤目晴，金发堆云杏腮红。……”我正搜肠刮肚地找词想赞美她的鼻子……“早上好，先生！”她笑容可掬地问我：“你找哪一位医生？”
“啊？”我一愣，“找他。”说着把儿子往前面一推。急忙又改口：“噢不，不找哪一位医生，是骨科的就行。嘿嘿……” 说实话，旷日已久的我见到漂亮的姑娘心里就有点儿发慌……我不敢抬头，看着她的手，细细白白的手——翻了翻厚厚的登记簿……然后她对我说：“今天没有骨科医生门诊，你预约过了吗？”
“啊！没，但是，非要事先预约吗？”
“那麽，你的医生有病历给你带来吗？”
“我？我可是没上私人医疗保险的，还没有自己的医生。”我不好意思地这样说。
她一听我这么说，就知道我什么都不懂。她笑了起来，笑得灿烂而且亲切……她平下气来，放慢了讲话的速度，一副因为帮助他人而感到优越所以格外耐心的样子对我解释说：是这样，你如果有了病，应该先在你家附近的街道门诊部里看，并且在那个门诊部里选择一个固定的大夫，他会为你建立医疗档案，关于你是什么体质啦、什么血型啦、得过什么病啦、又是如何治疗的啦、受过什么检查啦、对什么药物过敏啦…… 如果他建议你去看专业医生会把你的档案材料介绍过去……这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是对您和您的孩子健康提供最佳服务的保证……”
一听这话我就傻了，看来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了？好在我懂得“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的道理，况且现在还有了车…… 我就赶紧拉上儿子往回赶，七拐八绕地终于找到了我家附近的那个小门诊部——墙上写着：七天开门。真是为了方便群众。我拽着儿子推门进去，屋子不大，十来把椅子上坐着四五个人正在翻阅一些花花绿绿的过期杂志，几个孩子跪在一张小桌子旁玩儿着玩具。墙角里有一个立柱式的鱼缸，高级的、自动换水和自动通气的鱼缸，里面养了几条色彩通红、但一看就知道是廉价的（在中国卖一毛钱一条）、那种单尾巴的金鱼。这里热热闹闹的，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家庭气氛。负责挂号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她看了一眼我递上去的医疗卡，说：“啊，是刚搬来的吧？欢迎你到我们区来！”一边说着，一边滚卡。我说：“我可是老住户了，就在火车站对面的那个奶巴后面，只是有点儿小病的就不愿意给医生添麻烦。” 她笑着说：“是吗？如果都像你那样我们这儿可就冷清了……好吧，让我给你来安排个时间吧！是你儿子不是你对吗？”
我问：“难道今天不行了吗？”
“啊哈——满了，他们全在这儿，可都是些老朋友了。你来看看吗？”她用胖胖的手指杵着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登记簿让我看，如数家珍般地指点着说：“星期一上午九点，是调皮鬼丹尼斯，他被蜜蜂蛰了；十点嘛，是老比得，他叫唤说腰疼，可查也查不出来，我看，他是一个人在家里呆着烦的；十一点呢，是小妖精安妮，快生孩子了，咳……才上十年级……； 十二点是查理，工作的时候把脚给砸了；一点钟是布朗 ，这老家伙去了一趟亚洲就带回一身脏病，可真是恶心死人啦……；下午两点是露易斯太太，哦，每天这钟点儿都是她……” 她放低声音说：“她每天都来，只有点儿脚气，她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啦，我们爱尔兰的婆娘！”……三点是莉丽、四点是洛其东、五点是安德鲁、六点是米露莎…… 她舔了一下手指头，翻到下一页，星期二也满。舔舔翻翻、舔舔翻翻，一直排到星期四下午才有空。“…我只好把你的儿子，哦，一个多么安静的孩子呀！……放在这里了，星期四下午四点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我总不能说，我儿子摔断的胳臂比露易斯的脚气严重，就把她挤出去中间加个塞儿吧！
回到家，我琢磨：“这可不行，这不就全耽误了吗？得采取点儿措施！”我找来四条薄板做了个箍，把儿子的胳臂夹了起来，使他不能乱动；为了减轻他的伤痛，还给他吃了几粒专治跌打损伤的云南白药……
终于捱到了星期四下午，我带儿子到医疗所来看病，倒是觉出了预约的好处——没排队就进了诊室。带我们进去的医生是个身材高大、鼻直口阔的中年男人，他昂首挺胸、神采熠熠，充分的、一点儿没糟践的、显示出了职业的骄傲。他用鼻子对着我的脑门，眼睛垂下来看着我们，摆一下头示意我们跟他走。来到诊室里坐定后，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希理玛胡，很高兴认识你们，说说你们的情况吧！”我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儿子的姓名，然后解释说：“是因为他的胳臂，上星期五从床上掉下来摔的，我怀疑是骨头断了。”说着，抬起儿子的伤胳臂给他看。谁想，他一看，立刻大惊失色：“这是什么？” 我说：“是夹板儿。”
“胡来，胡来，简直是犯罪！”他居然发起脾气来了。
他动手七里咔嚓地拆下夹板儿，丢进垃圾桶里，指着我儿子的胳臂气愤地对我说：“这是什么？这不是根木头！是儿童的手…臂！是天使的翅…膀！你怎么能这么胡来？”
我辩解说：“我懂点儿医学，他这是骨折，需要固定……”
“你是医生吗？你有行医执照吗？”
我说：“没有。”
“告诉我！你还对他怎么处治了！”
我说：“还给他吃过几粒云南白药。”
“那是什么东西？”
我说：“是按传统配方配制的草药合剂、专治跌打损伤的一种成药。”
他脸上露出了鄙夷的一笑，说：“我正式警告你，在澳大利亚，一切儿童都受国家的保护，你不是医生，没有权力为任何一个儿童进行治疗，哪怕他是你的儿子！你是从哪来的？”
“中国。”
“好，我知道，那是一个与西藏隔着一道长城的国家，除了草药、你们还喜欢用长针往肉里扎来治病，但在这里不行，这里是澳大利亚，如果你继续用什么巫术和传统方法对待儿童，我就有责任向法庭申请取缔你对孩子的监护权！你，听懂了吗？”
我该这么办呢？这儿子已经不是我的了，是澳大利亚的了；我还知道与他争辩就是对牛弹琴；我更明白在这个地方只能讲法不能讲理；我担心真的被剥夺了对儿子的监护权，那样，我儿子岂不成了没人照应的孤儿了吗？那条摔断的胳臂就更没得好了！于是，我赶紧说：“懂了，全听懂了，您说怎么治，咱就怎么治。” 说真的，我没有生气，甚至……对他的职业道德和坚持原则的态度还产生了几分敬意。
“几岁啦？”他十分亲切地问我儿子，
我忙答：“三岁。”
“我是在跟他说话！”希理玛胡医生瞪了我一眼。
他用手指轻轻地按了按我儿子胳臂上肿起的大包（已经比刚摔的时候小多了），轻声地问：“疼吗？”
我儿子一呲牙要哭，却对医生摇了摇头，然后回过头来看我。
“是怎么摔的，告诉我好吗？”
儿子还是对他摇了摇头。
我实在忍不住，又插了一句：“他刚从中国来，听不懂英语。”
“你给我闭嘴！”希理玛胡医生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骨朵宝爷，你是听不懂英语吗？”
儿子更使劲地摇了摇头。
“好吧！为了你儿子尽快地恢复健康，需要先彻底检查一下他的病状。”说着，他拿起一支笔填了一张黄色的单子交给了我。
“这查的是……？”我问。
“CT扫描，我们先要弄清楚这里面的结构变化！”他说。
多棒啊！一上来就动真的！我知道，CT 机，我出国时，在北京也只有几家大医院里才有，一般都是为高干服务的，做一次三百块钱，在那时是我三个月的工资。可是我儿子第一次来看病就上CT，肯定比坐“过山车”还过瘾！而且还免费。但我还是怀疑是不是有点儿小题大做了，完全是为了澳大利亚纳税人着想 。我说：“我觉得，照个X光片就可以了，他只是一般的骨折。”
希理玛胡有点儿不高兴了，他看了我一会儿，对我说：“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
我说：“我以前是研究人体生理学的，这科是医学的基础，起码能当半个医生。”
“嗬——？” 他举起两个手指头在大脑袋左边，问：“这是什么？”我说：“二。”
“V.”他纠正道。然后，他又举起三个手指头放在右边问：“这是几？”
我说：“达不溜！”
“三！”他说，“我看你的神经没毛病啊——！头热不热？要不要试试体温？”
我知道他在耍我，就一本正经地说：“不是玩笑，我确实学过！一嗅、二视、三动眼， 四滑、五叉、六外展， 七面八听九舌咽，迷走、腹脊、舌下全（我一口气用拉丁文背出了从人的脑干发出的十二对神经，这是我在学院教书的时候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会背的 ），这十二组神经也全都正常。”
他一愣，然后皱着眉头抢白地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是我对病人负责！我是澳大利亚的医生，绝不能像你们中国医生那样，摸摸手腕看看舌头就治，在这里要凭科学，凭现代化仪器来诊断，懂吗？如果你拒绝用科学的方法为儿童治疗，我告诉过你，我有权……”
“好——好——好！听你的，全听你的！你说怎么治，咱——就怎么治！”
我拿着那张黄单子在医务所里乱串，还差点闯进女厕所里（这的厕所不分男女）……后来问负责挂号的那个老大妈才知道：原来，在这个门诊部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医疗设备，一切检查，都要到位于市内的医疗中心去完成；而且还必须事先预约！她告诉我说：医生已经给你预约好了，是在下星期一的下午。
…… 星期一，照过CT以后，我问那位负责检查的医生：怎么样？他却说，他只管拍片不管诊断，俨然是一个在流水线上工作的装配工人。他告诉我，两天以后，检查的结果将寄到我儿子的医生（也没问我认可不认可，反正所有的人都已经认定希理玛胡是我儿子的医生了）手里。一听此话，回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与希理玛胡医生预约。
又是个星期四的下午，希玛胡医生看着我儿子的片子说：“不象是简单的骨折呀！你看，这里模糊一团，骨质肯定有点儿增生、软组织似乎也有了变异……我担心是不是并发骨结核。是不是跟孩子缺乏营养有关？”于是，又给我开了张单子去作放射性造影。这次快了一天，星期三下午就回到了希理玛胡的诊室，他说还不能确诊，为了对儿童负责，他就又给我开了个单子去作核磁共振，而且还附带着验血、验尿、验爱滋病。
幸亏澳大利亚还有许多更高级的医疗设备尚未赶制出来，因此，在我儿子把医疗中心里的仪器都玩儿了一遍之后，检查总算完成了…… 希理玛胡满意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衷心地祝贺你啊，你儿子的胳臂没查出有什么异变！”说得我感动了起来：“万幸啊！” 澳大利亚的医生是不兴收礼物的，否则的话，至少值得给他买一瓶上好的威士忌！
“…关于骨折麽，”他说，“我已经为你儿子预约了墨尔本最有名的骨科专家，下星期五，别忘了，下午三点钟，你带孩子去皇家儿童医院……”
对于一个人是否有地位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绝对错不了！因为在那些人的脸上往往会显出一种安详而且是平易近人的傲慢。这位满头银发的骨科专家不仅具备上述特征、而且身边还带着四个显然是刚毕业的实习医生。老专家把我儿子的那只伤胳臂（肿已消去，只是有点儿往后撇）平放在桌上摆弄着，一边摆弄一边讲解，翻过来、调过去，手指在上面戳戳捏捏、揉揉按按……说的是些什么我听不懂，只是间断地听到些：“遗憾……晚了……晚了……太晚了……”，他还让那几个实习医生一个一个地伸手来摸…… 全折腾完了，他一脸严肃地问我：“你是他的生身父亲吗？”
“是啊，难道他长得不够像吗？”
“既然是，为什么不带他早点儿来治疗，却使他的胳臂残废了呢？”
“这个……我……” 我他妈的有一肚子话要说，千言万语一时全挤到了嗓子眼儿，互相推挤缠绕着……最终凝固成了两个字、在工厂里打工时学来的两个字：“发克！”但是卡在讨厌的小舌头那儿没吐出来。
他见我说不出个所以然，就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先不要走，就坐在这！”又示意身边的一个女护士来看着我。
那个女护士走过来，冲我歉意地一笑就站在了我的跟前，隆起的胸脯紧顶着我的脑门儿使我的眼前漆黑一团。为了避嫌，我只好使劲把头往后仰，这就使得我一动也不能动……我听出那位骨科专家给我儿子的医生打了个电话，而且还记下了希理玛胡的名字……然后又拨号码，不知是给哪儿打……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似乎很激动还很气愤……
“让他过来！”那位专家命令着说。
护士闪开身把我释放了出来。
“你来听这个电话！”专家指着放在桌上的电话听筒看着我的眼睛。
我拿起电话听筒举到耳边来听，里面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对我讲中文，她先告诉我，她是电话传译中心的译员，然后她说，医生让她告诉我：我儿子的右臂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骨折问题，但是因为我的耽误却致残了；而且还有个叫希理玛胡的医生作证，说我曾反对他制定的科学治疗方案，他还有证据，我曾以传统的、巫术的方法对儿童私自处置。他们认为：作为儿童的监护人，我已经犯有渎职罪、非法行医罪和虐待儿童罪，但考虑到目前我是该儿童在澳洲唯一的监护人，在我继续努力为儿童治疗期间暂不对我起诉。至于我儿子的胳臂，现在已经不是骨折问题而是畸形的问题了，因为已经长上了，医生总不能把它扭断了再重接吧！他们敦促我，要尽快地为这个儿童安排肢体整形治疗。要强调的是，这种整形治疗既不属于公费医疗范围、也不在私人保险例内，而是被归于整容一类，因此必须去找专门的整形医院并且要付全费，这个费用大约在五至十万澳元之间。他们警告我，如果我拒绝支付这笔医疗开支而放任该儿童致残，他们将立刻以上述三项罪名对我进行公诉……
我已经不知道我是怎么从诊室里走出来的了，只记得在一张什么纸上写下了姓名和地址然后就慌慌张张地拉着儿子的胳臂往外跑……不知是为了逃避灾难还是要去寻找新的希望…… 穿过道、下电梯，一路上我还不得不尴尬地做笑以回应那些迎面走过来的护士医生们的一个个友好的微笑……
我的脑子全乱了，不是为我，我放弃了教授的职位跑到这来打工已就已就了，而是为儿子的胳臂：“这算是怎么回事儿呢？…还天使的翅膀呢！” 我看着儿子那条甩在身后的残胳臂，心痛得如刀绞的一般。“…以后学写字，歪着身子或许还行……游泳麽，可以学侧泳，把胳膊伸到背后去挠水…… 网球是肯定不能打了…… 在背后抓痒痒倒是挺方便…… 可我将来怎么向他妈妈交代呢？她把儿子交给我的时候可是全须全尾儿的呀！……钱！对，还有钱，五至十万澳元！…可我在澳洲举目无亲，谁肯借我？银行有这项贷款吗？如果我头上插个草标，跪在跳蚤市场上去自卖其身，能值多少？有没有人敢要？”
妈的！我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发不出来，因为我碰倒的所有人没有一个对我横眉竖目，也没有发生什么种族歧视，每个人都亲善有礼、笑容满面、兢兢业业、甚至刻尽职守！唯一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在他们每个人脸上都表现出来的那种道义上的优越感…… 正是因为发不出来 就憋得我老有那么一种感觉：想哭……
走出了儿童医院的大门，正要下台阶，我愣住了！“我这是要去哪儿啊？是去找整形医院？还是去找钱？” 身边，傻呵呵的儿子倒是挺高兴的，从医院里出来没打针也没吃药。他仰起脸问我：“爸爸，是不是我们不用再来医院了？”
我摸着他的头，把心一狠，要想让问题迎刃而解只有这一招了！乘着骨刻专家在 ，只能再摔一下。
我非常亲切地对他说：“听爸爸话，啊，我的好儿子…… 闭上眼睛，把伤胳臂放在前面……对！就这样！好儿子，勇敢点儿！……往前走！…… 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