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提笔却难落笔。因为那些早已暗淡成赭色的时光逝去已久远，故事中的人们很多已然辞世。后辈们口头讲述时残存着的记忆碎片，宛若鳞只爪般杂乱无章地呈现着。若仔细思忖其中的情节，会发现时间与次序皆有存疑之处。然而，此处又不愿虚构故事的情节去影响故事真实的理性之美，只好将所闻如实记叙，以尊重那段曾经真实的赭色时光。还是从唐桂莲的大女儿那窘迫得有些惨淡的童年说起吧！
唐桂莲的大女儿十二岁那年，家里连为她购买新衣裳的钱都没有。她只能穿着长了个儿的哥哥们弃置下来的旧衣，一条宽大的裤子在劳动时不小心挂破了。她被父亲王国君送到大石口当童养媳时就穿着它。十二岁的小姑娘早已是知羞的时候了，她走到哪里，都用手紧紧捏着开口处，生怕被人嘲笑。她当童养媳时的生活和童工无差别，每天帮衬二嫂子干些推碾磨面之类的家务杂活。幸好，那位二嫂子心地善良，对幼弱的她很同情，每次只是为她分配些轻活来干。
女儿当了十多天的童养媳后，王国君又去大石口赎领她去了。也许是王国君与唐桂莲夫妇俩终于觉得，将年幼的女儿推入火坑是有些太残忍了，因此只要家中稍微能周转得开就想着要领她回去。王国君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为他这位做父亲的实在没办法。他抽大烟的恶习总也戒不掉，又没能力去赚取生计所需。
应县解放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轰轰烈烈的肃毒运动。所有种植或贩卖鸦片的行为都被中共当局斥为非法，因为有太多的典妻卖子的悲剧皆是缘于这令人飘飘欲仙的大烟。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些瘾君子们都在新政府的强大威慑下，忍受着痛苦的煎熬，断绝了抽大烟的恶习。对于那些大烟鬼们来说，不啻是一次真正的新生，王国君也是如此。
王国君的身份由国民教员转变为人民教师，领着国家工资。他被县里统一规划，分配到了地处应县西南的马岚庄去任教。然而似乎要有转机的人生却遭遇了不测的风云。那个时代的政府是很注重个人的政治成份的。丰寨村有个名叫李称中的人，能识得几个字，他心里也有要当一名教师的想法。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就在政治表现上大胆却不择手段地先进了一回。他向当局揭发了王国君的历史污点：王国君曾经在旧军阀乔日成的队伍里担任文秘人员。
就这样，眼看着人生中就要获得新生的王国君，又重新跌落回命运的低谷。他被解除公职，只好回村务农，李称中则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光荣的代课教师。只可惜，他机关算尽却没料到自己也在劫难逃。后来在狂热的文革运动中，李称中因某种原因也被群众揭发、揪斗。而且那个激进狂热的年代里，村里流行村民们自编自演的小剧目。其反映的主要内容，就是自己村中的人和事。丰寨村民们表演的小剧目中，有一个就是演李称中的。因为李称中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因而群众们就把这个剧目称为“瞎眼李称中”。
村民们看到了昔日被尊称为“二先生”的王国君，居然出现在了自家地头上笨拙地打茬子，这可是丰寨村爆炸性的大新闻。于是就有村民故意去问他：“王国君，你怎么也就打上茬子了？”王国君听着村民们语气中戏谑的味道，拄着打茬子用的柴爪子，起身站在了地头里，叹了口气道：“唉！没办法呀！”于是丰寨村民们茶余饭后闲谝时，多了一条流传至今的续音儿（应县方言，指歇后语之类的俗语）：王国君打茬子——没办法。
王国君似乎生来就是当老师的料，性格懦弱的他每到讲台上时，就又像是回到了当年从大同师范刚毕业时的样子：气度儒雅、声若宏钟、口似悬河。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共产时期，他当教员时总是不遗余力地对青年教师进行口传心授式的点拔。
有一位来自小石口的年轻人来下社镇执教，他的名字叫于贵鲜，他曾经在省城太原读过阎锡山所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太原解放后，他辗转回到了家乡。因为腹中有些墨水，于贵鲜便从事了教师这一行当。他在王国君的悉心指导下，成长为应县东南乡的一位优秀教师，在才学与声望皆颇为乡人所瞩目。他终身都对这位王老师的才学及人品敬佩有加。
然而王国君不是在地里辛勤劳作的料。大半辈子里手未握过锄头的他，吃不消庄稼地里那超强的劳动强度。加上他心情郁闷，于是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症。1960年，王国君的病情已入膏肓，他终于带着某种强烈的失落感与世长辞了，彼时他的二女儿只有五岁大。
就在棺材最后要被封盖时，唐桂莲抱着二女儿看了王国君最后一眼。在二女儿的眼里，王国君静静地躺在了棺材里，就像是睡着了似的。五岁的她尚不能把沧桑人事全部记得真切，父亲静静躺在棺木里的那一瞬间，竟然成为他在脑海里对于父亲永远的定格，也是忆及父亲时唯一的清晰画面。
唐桂莲的大女儿十二岁那年，家里连为她购买新衣裳的钱都没有。她只能穿着长了个儿的哥哥们弃置下来的旧衣，一条宽大的裤子在劳动时不小心挂破了。她被父亲王国君送到大石口当童养媳时就穿着它。十二岁的小姑娘早已是知羞的时候了，她走到哪里，都用手紧紧捏着开口处，生怕被人嘲笑。她当童养媳时的生活和童工无差别，每天帮衬二嫂子干些推碾磨面之类的家务杂活。幸好，那位二嫂子心地善良，对幼弱的她很同情，每次只是为她分配些轻活来干。
女儿当了十多天的童养媳后，王国君又去大石口赎领她去了。也许是王国君与唐桂莲夫妇俩终于觉得，将年幼的女儿推入火坑是有些太残忍了，因此只要家中稍微能周转得开就想着要领她回去。王国君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为他这位做父亲的实在没办法。他抽大烟的恶习总也戒不掉，又没能力去赚取生计所需。
应县解放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轰轰烈烈的肃毒运动。所有种植或贩卖鸦片的行为都被中共当局斥为非法，因为有太多的典妻卖子的悲剧皆是缘于这令人飘飘欲仙的大烟。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些瘾君子们都在新政府的强大威慑下，忍受着痛苦的煎熬，断绝了抽大烟的恶习。对于那些大烟鬼们来说，不啻是一次真正的新生，王国君也是如此。
王国君的身份由国民教员转变为人民教师，领着国家工资。他被县里统一规划，分配到了地处应县西南的马岚庄去任教。然而似乎要有转机的人生却遭遇了不测的风云。那个时代的政府是很注重个人的政治成份的。丰寨村有个名叫李称中的人，能识得几个字，他心里也有要当一名教师的想法。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就在政治表现上大胆却不择手段地先进了一回。他向当局揭发了王国君的历史污点：王国君曾经在旧军阀乔日成的队伍里担任文秘人员。
就这样，眼看着人生中就要获得新生的王国君，又重新跌落回命运的低谷。他被解除公职，只好回村务农，李称中则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光荣的代课教师。只可惜，他机关算尽却没料到自己也在劫难逃。后来在狂热的文革运动中，李称中因某种原因也被群众揭发、揪斗。而且那个激进狂热的年代里，村里流行村民们自编自演的小剧目。其反映的主要内容，就是自己村中的人和事。丰寨村民们表演的小剧目中，有一个就是演李称中的。因为李称中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因而群众们就把这个剧目称为“瞎眼李称中”。
村民们看到了昔日被尊称为“二先生”的王国君，居然出现在了自家地头上笨拙地打茬子，这可是丰寨村爆炸性的大新闻。于是就有村民故意去问他：“王国君，你怎么也就打上茬子了？”王国君听着村民们语气中戏谑的味道，拄着打茬子用的柴爪子，起身站在了地头里，叹了口气道：“唉！没办法呀！”于是丰寨村民们茶余饭后闲谝时，多了一条流传至今的续音儿（应县方言，指歇后语之类的俗语）：王国君打茬子——没办法。
王国君似乎生来就是当老师的料，性格懦弱的他每到讲台上时，就又像是回到了当年从大同师范刚毕业时的样子：气度儒雅、声若宏钟、口似悬河。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共产时期，他当教员时总是不遗余力地对青年教师进行口传心授式的点拔。
有一位来自小石口的年轻人来下社镇执教，他的名字叫于贵鲜，他曾经在省城太原读过阎锡山所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太原解放后，他辗转回到了家乡。因为腹中有些墨水，于贵鲜便从事了教师这一行当。他在王国君的悉心指导下，成长为应县东南乡的一位优秀教师，在才学与声望皆颇为乡人所瞩目。他终身都对这位王老师的才学及人品敬佩有加。
然而王国君不是在地里辛勤劳作的料。大半辈子里手未握过锄头的他，吃不消庄稼地里那超强的劳动强度。加上他心情郁闷，于是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症。1960年，王国君的病情已入膏肓，他终于带着某种强烈的失落感与世长辞了，彼时他的二女儿只有五岁大。
就在棺材最后要被封盖时，唐桂莲抱着二女儿看了王国君最后一眼。在二女儿的眼里，王国君静静地躺在了棺材里，就像是睡着了似的。五岁的她尚不能把沧桑人事全部记得真切，父亲静静躺在棺木里的那一瞬间，竟然成为他在脑海里对于父亲永远的定格，也是忆及父亲时唯一的清晰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