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夜班，把工作安排好之后，我又开始读书，是萨特写的《呕吐》，一部中篇；找到昨天折了页的地方接着往下读。
应该说，我在澳大利亚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是运气，不在于钱多少，图个轻松：十二小时的大夜班只给老板干两、三个小时，只要那些自动控制的机器不出问题，我就有大量的时间可用来读书。
“……大礼堂入口的上方——波度陵——何诺特室——挂了一幅我不认识的油画，很可能是刚挂上去不久的。上面的签名是理察西库仑，题目是《独身汉之死》，这是政府捐赠的。……”
读到这儿，我的眼睛又产生了那种十分干涩的感觉。近来，这种感觉，每当我在夜里读了一个多小时书之后就会出现。以前是否这样我记不清了，也许是四十多岁人的视力正渐入老花？但我不愿意承认，我更愿意说是由于光线不足。总之，必须让眼睛休息一下。我想起应该给小李打个电话，这小子三十七岁了还没成家，喜欢孤身浪游，行踪漂浮不定，今天下午，我还睡觉的时候，他在我的电话里留了个录音，说他已回到了墨尔本，还给留了个落脚点的电话号码以便我能及时跟他取得联系。我拨通了电话。
“喂？你好，请给找一下小李。”
“是我。”
“我是……”
“啊，听出来了，你们一家人都好吗？”
“都好，活的挺欢实的。”
“你在上夜班？”
“是的。你快把你的那一堆信件取走，我近来加班很忙，没工夫给你送过去。”
“都哪来的？”
“你放心，没人给你这小子写情书，没有一封信是手写的，都是银行的。”
“那你就替我扔了吧，我和银行谁也不欠谁的。嗳，你知道了吗，邵小江死了。”
“你说什么？”
“邵小江死了。在12 月2号。”
我顿了一下，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很敬重她。”
“就是，在咱们刚来的时候，她曾给过咱们许多帮助。”
“你什么时候过来，咱们好好聊聊？”
“等你忙过这阵儿吧，知道吗？我在外面逛的时候最想念的是你做的啤酒。”
“好，一言为定，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咱们再喝个痛快！”
“就这样！”
“再见！”
“再见！”
挂上电话，我重新拿起那本《呕吐》来读。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种没有什么故事情节的小说，只是为了排解十分熬人的长夜。是这里，接上了……
“独身汉裸着上身躺在一张凌乱的床上，身体隐约露出死人的绿色。紊乱的床褥和被铺显示了死前一场痛苦冗长的挣扎。我想起了法斯哥先生，我笑了，他不是孤独的；他的女儿正在照顾他。”
……邵小江四死了，在12月2日。我隐约地觉得这件事对我有点儿什么影响，仔细想想好象又没有。她不是我的什么亲人，我跟她接触极少；不错，是我们北京的同乡，若是对外人说起来也可以称是朋友。但只见过几面，说说浮面上的话，然后就好多年再没有联系；聚会欢宴时不互相邀请、逢年过节也不打电话问候，甚至谈不上是熟人。猛不盯的听到她的死讯，我没有震惊，也没有悲哀，一切活动照常按轨道运行，该看书就看书，到时间就去吃饭，甚至没有干扰到因为上周买了一部新车至今还在血液中激荡的兴奋。每天早上七点多、在我开车回家的途中打开收音机听新闻的时候，经常听到那个女播音员用有些甜腻的口吻报告：在哪条哪条路上，有哪辆哪辆什么牌子的车出了交通事故，有几个什么样的人死了……听到这样的消息，除了提醒自己要注意行车安全之外，剩下的就是庆幸自己还活着…… 我觉得理清了，继续读手里的书。
“画布上，那面部邪恶的女仆，他的用人兼情人，已经打开了抽屉正在数钱。一扇打开的门露出一个戴着帽子、下唇吊着香烟的男子在阴影处等候。靠墙的地方，一只猫正漠不关心地添着牛奶。”
难道我会是这只猫吗？邵小江死了，在12月2号，也就是说没有过得了这个圣诞节，这可是我没想到的。两个月前，我在一篇题为《爱是生命之本》的文章中曾写到过她，我是这样说的：“七年过去了，我知道她还活着，而且在一所学院的研究所里工作，不知道是医生误诊了呢，还是她感动了上帝。”其实在我这样写的时候我对她当时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至少已有四年没跟她联系了，打个电话也没有，尽管都住在墨尔本；我们是生活在不同的圈子里的。间中，只是在聊天的时候听朋友提起过她，说她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学业之后，就留在学院里工作。只这一耳朵，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她一直活着，而且将继续活下去。可是现在，又有一个朋友用同样轻松的口吻突然对我说，她死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是说这个人在世界上不存在了，如果你再想找她就找不着了。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样的可能会去找她，既然以前一直没有，那么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事非她不可。我说过，我们是生活在不同圈子里的。因此说来，她是活着还是死了，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她的存在只是我头脑中储存的一个形象；我的头脑中储存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只有它的生命实体亲自出面才能改变。现在她的生命实体不存在了，留给我的形象将以一个固定的姿态永存。对，就是这些。我试图继续读书。
“一只猫正漠不关心地添着牛奶。
这个人只为自己生存，因此作为一个严厉而应得的惩罚，便没有人来到床前替他盍上眼睛。这幅画给了我一个最后的警告：……”
不行，我读不下去。总觉得有什么宝贵的东西正在从我的眼皮下悄悄地溜过，我必须把它抓住——我产生了想写下点儿什么的欲望，它拱起了那种可以称之为“浮躁”的情绪，每当有这种情绪产生我便什么事都没有心思去作，睡觉时也会产生可怕的失眠；脑袋里的电流声嗡嗡作响，奇怪的句子、闪光的片语无序地在天灵的屏幕上飘来飘去，搞得我如醉如痴、半疯半傻，唯有把它们都柃出来排好队放在纸上才能解脱。所以我不得不写，为了避免可怕的失眠。
爱情和死亡一直就是文学的两个不朽的主题，想发财的作家喜欢去写爱情的过程，为了获奖的作家往往选择写死亡的方式，可在我要写的内容里这两者都不存在。我知道她的爱情发展的并不美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悲惨；至于她的死亡，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想象得出，不过就是躺在病床上被人盖上了白布单子。我不知道一个白血病患者在死前会不会有巨大的痛楚，但至少在精神上她应该是平静的——没有那么多的朋友（包括我这样的）围在病床前的骚扰，在一旁暗示：当她死后，他们仍然还愉快地活着。也没有什么留学生组织在报纸上大呼小叫地号召人们捐款来挽救她那已经是不可救药的生命——让她的死亡再产生一点点社会价值。如果真的没有因为肉体的痛楚而引起的嚎叫和挣扎，我想，她大概是带着微笑盍上了眼睛，因为医生说她四年前就该死了。
既然爱情和死亡都没什么好写，我就只好写写她这几年是怎么活下来的，如此说来，似乎她总该有一些激动人心的感人事迹，一定是有的。但很惭愧，我对她又知之不多，她在我记忆中储存的形象仅仅活动在三个场景之中，我也只好就写写这些。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89年5月中，我刚到澳洲的第一个周末。那时我和几个北京人同住在由一位早期新疆移民租的房子里。周末，她来看我们，只是听说北京又来人了，身边还有她的男友——一个带眼镜的上海人。有些北京人一见面就能立刻成为朋友，也许我们就是这种……大家聚在一起，买来猪肉、白菜、面粉，每人伸一把手，一块儿包饺子。那是个有点儿特别的时期，先来的人都非常关心北京学潮的情况，我出来之前，又正好在北京大学里教书，因此那天话题的重点是关于北京的政治形势。
应该说，在那天的初次见面里，她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她不是那种长得非常漂亮、或者虽不是很漂亮但喜欢发出尖叫而吸引人注意的女人。我只知道，她是自费来的，正在墨尔本大学里读书，有着典型北京女孩儿的热情、大方、坦率、和直言快语的特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在她一行走了之后，我不经意地问周围的朋友，是怎么跟他们认识的。W先生告诉我，他原来和她在北京的一所学院里是同事，而且曾经是一对恋人，后来她先行自费来澳洲求学，一年以后提出把他也办到澳洲来，但条件是两人从此分手。W先生来到澳洲以后才知道，她到澳洲不久便诊断出患上了血癌，又称白血病，尽管澳洲的医疗水平很高，但医生说她将活不过两年。这年，她不过才二十七岁。
我一下子被惊呆了。仔细回想，她是异常消瘦的，头发也有点儿显得干枯稀落，脸色没有年青女人的白皙红润、蒙着一层灰暗，反而眼睛却显得格外明亮。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跟那个刚才还在眼前、轻松地谈笑着、充满着生活热情、关心着他人和国家的命运、让人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悲观消沉的女人联系在一起。二十七岁，对一个女人来说，刚达到追求爱情、家庭、事业的颠峰，刚刚从朦胧中走出来用成熟的眼光认识世界，刚刚开始脚踏实地地安排自己今后的人生之路，开始努力把憧憬变成现实……在这个时候，却被命运无情地宣判了死刑！她，一个纤弱的女子，面对着日日逼近的死神却能潇洒地谈笑自如，却能在生活中依然故我，这不能不令我对她刮目相看！
“那么，她现在的男朋友知道吗？”我问W先生。
“知道。他们一直在一起学习。发病前、发病后，以及正在化疗的全过程，他一直在她的身边，知道得清清楚楚。”
“哦——！……那，你是否还爱着她呢？”
“我不想在她最后的一点儿幸福中制造纷扰，我现在和她、他都是朋友。”
就这样，这个女人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印下了。
没过几天，我突然接到从墨尔本大学寄来的几纸资料，是关于招收实验室人员和科研助理的。我这才想起，那天聚会时，我好象曾提到过希望能找到这一类的工作，但那不过是异想天开地说说而已，她却认真了，为我付出了她那已是很有限的时间。
可以说，在我毫无准备的突然间，她给我留下的这第一印象不是很生动的，是一尊由许多互相冲突的概念拼搭起来的塑像，是把一幅华丽的锦缎撕碎然后错位地和马粪纸贴补在一起、以肆虐的残酷来反衬其美丽光华的一件艺术品，而且它又因为被我随意地添加了各种注释而显得有些高不可攀和深不可测。我第二次见到她时正是带着这种眼光来观察她的。
那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一个周六的晚上，与我早已成为好朋友的W先生非要拉我去赌马。我知道比我早来了一年的他，每个周六总要去赌一个晚上。但我那时账还没有还上，赌是坚决不敢粘的。他死说活说，又说为我代买门票，又说送我五块钱的赌资，骂完我吝啬又骂我愚钝，说，到澳洲一场怎么也该到马场去看看……终于就把我给说动了，不是为了发财，是拗不过朋友的这般情谊，顺便也去长点儿见识。
在莫尼威利豪华的赌马厅里我又见到了她——和他的男友在一起，还有他们的几个朋友。除了W以外我跟那些人都不熟悉，再加上我总感到在她身上有一些沉重的东西压抑着我，初时有点儿拘束。
“啊，你也来了。他是北大生物系的。”她热情地把我结束给大家。接着笑着问：“你们生物系学不学动物。”我说：“学。二年级时有一门课叫《脊椎动物学》。”
“那肯定包括马咯！好，我今天不看《马经》，就听你这个‘伯乐’的”。她说。
“对不起，可我只记得‘关于马尾巴的功能’了”。我故作潇洒地幽默了一下，但心里确实轻松了许多。
我尽量作出对她的病不知情的样子，生怕让她从我的脸上感到对她的悲哀和怜悯。我拿过W买的《马经》来看，根本读不懂，听着他们谈马时的一串串术语，知道一时半会儿是搞不明白的；看来我只能自充伯乐了。好在我只赌赢和位置，下五毛钱一注，输，也不会太多。
马一出来，我才知道今晚赌的是马车，马被坐在小车上的驭手控制着，关于驭手的情况我更一无所知，索性就瞎碰吧！
开赛前，当马拉着小车在场上溜圈儿的时候，我假模是事地仔细观察、一本正经地加以评论：
“你看，五号马头昂得高，步伐钢劲有力……十一号不行，东张西望的。四号也有点儿显得心不在焉……二号，我准备买二号，跑起来尾巴翘得老高……”
“哎，你没搞错吧，马尾巴翘起来一般可是要拉屎啊。”她说完咯咯咯地笑个不止，那笑容在脸上竟然也十分灿烂。周围有人跟着笑，却是那种不屑、揶揄的笑……
“是吗？”我乃故作镇静地不动声色，这是当过老师的本领。……她说对了。显然是比我更有经验。
赛马一场接着一场在进行，她一边认真和男友商量着谨慎下注，一边又不时地拿出几块钱在我相中的马上押宝。看得出她对赌马是很投入的，没有一丝心神恍惚的迹象，虽然对输赢并不计较，但也交替地呈现出兴奋和沮丧的情绪，当她投注的马跑在前面，别的马与其争抢终点的时候，她也象周围那些澳洲人那样站起身来大呼小叫……唯一能让我看出她是一个病人的，是她显出了几许疲惫和有点儿怕冷。
十一场马跑完了，鬼使神差的我赢了十八块钱（在那时，十八块钱是我两周的饭费），可那几个手捧《马经》的专家们却都输得一遢糊涂，这是说几百块钱扔进去了。她，由于随着我下注也略有斩获。我不无得意地说：“我只以五毛钱下注就赢了十八块，如果象你们那样下注就是一百八，若是注下得再大点儿 ，哦，那就……”
“得了吧，新来的人总是赢的，你把它当作玩儿，运气就总在你手里，当你变得贪婪了，命运就会来给你找麻烦。”她这样说。也许是她的感受吧。
那一阵，每个周六的晚上W先生都拽着我去赌马，在马场也总能见到她们，接触的次数多了，彼此便熟悉了，可是关于她的病，我始终只字不提，只装作全然不知。后来，因为我搬了家离开了W先生， 马场就没再去，对她的情况也就失去了了解。
大约过了一年以后，一天，W先生突然打来电话，他说，邵小江和她的男友买了房子刚搬过去，周末想请一些朋友聚一聚，让他叫上我一起去。我欣然应允，又随口询问了她的身体情况。他告诉我，是时好时坏，坏的时候不得不中断学习在家休息。周末，我搭W的车来到她的新家，这是一幢十几年的旧房子，在朋友的帮助下已经粉刷一新，三室两厅，宽敞豁亮，前庭后院、鸟语花香。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帮助她刷房的是我认识的一帮北京哥们，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叫我，如果让我知道，我想我是不会不来的，我很希望能为她做点儿什么。
在这幢房子里，我强烈地感到了她——一个女人，有了自己的家所产生的那种快乐……她的那张灰白色的脸兴奋得泛起了红润，她说话和动作的节奏都快了许多……她和她的男友张罗着、忙碌着、指挥着，为大家呈上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其有许多美味都是当时我们那些刚来不久的人还舍不得花钱去买的。
被邀请来做客的都是我认识的一些北京朋友，很多人已有长时间未见面了，今天又聚在一起格外的亲热。大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的十分热闹……席间，考虑到主人的身体健康，我找了个借口溜到后院去抽烟。刚点着火，就见女主人也出来了，她对我说：“嗳，你是学生物学的，一定懂得植物，帮我看看这院子里都是些什么树好吗？”这下可把我给问瘪了，我是学过《植物分类学》和《植物生理学》，但都是纸上谈兵…… 好在，我还认识几样常见的果木……我指给她看，这是柠檬、这是无花果、那棵是杏，这……大概是丁香，是紫花还是白花要等到了春天才看得出来……
“我想沿着围墙种一些花，你说说哪些花儿常开又不费事，”她这样问。
这，我可在行，不是因为我的学业而是因为我曾插队当过农民。说真的，我喜欢栽培，我认为栽培是人的智慧和宇宙的能量最直观的呼应……我甚至想过，如果有了钱就去办个农场。我告诉她，这里未耕种过的土壤的质地很差，全是些胶泥，种什么死什么。西人往往是把生土挖走换上买来的肥土再种东西，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完全可以利用割草的弃料很快地改良土壤。我还告诉她，哪些植物喜阳、哪些植物耐阴、哪些植物可以常年放在屋里装饰家居……我又建议她，在向阳的墙下开出一条地来种菜，栽上两垄韭菜，架起一排黄瓜……别有一番生活情趣……常在户外伺弄花草有利于身体健康……
我不知道后来她有没有按我的建议去做，我想，大概没有。因为她要学习，还要工作，但只有不多的一点精力。自从那次聚会以后，至今四年多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闲谈中，曾听人告诉我，她把她妹妹办来了……过了好久，又有人说，她的男友和她的妹妹好上了……我不敢相信。换个角度我又想，这也许是她临终的安排？如果不是？ 我不敢想。几年以后，再有朋友告诉我，她终于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学业，并在那所学院里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我很为她高兴，以为一切灾难都已被她挺过来了…… 忽略了，澳洲现代医学的判决是严肃的。
写到这里，正当我准备带着对她后来的情况知之不详的遗憾去发我的一番议论的时候，奇迹般地突然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是一位姓郝的读者写给我的，因为与我写的这篇小说有关，我决定节录部分内容呈现给读者。信是这样写的：
华坨先生：
我对你正在写的《死魂的启示》这篇文章十分关注，我相信你对邵小江不是十分了解，我不知道在后续的文章中您会谈到些什么，但从您文章的题头和文章中反映出来的冷漠程度使我及她生前的许多朋友一致共同观（关）注着。可以这样说，邵小江在旅澳华人社会中是默默无闻的，但她却是中国人在澳洲社会中最优秀的一个代表，这就是为什么在她逝世后，维多利亚大学设立了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专为资助由中国来澳的留学生。这在澳洲历史上也几乎没有。
在她生前我们并没有要求社会给予援助，所有寻找骨髓实验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如果你在文章中引用她的故事，我希望也同时对她有一点敬意，并号召社会为那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奖学金捐助。
我近期要回国一趟，很希望在成行之前您和你交换一下意见，如果您希望与我取得联系，可打电话……（电话号码略去）。随信寄去邵小江的悼词，想必有助于您对她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落款略去）
我收到这封信，立刻打电话与郝联系，但没有人接。
他随信寄给我的三份悼词都是用英文写的，我试着将我们所需要的片段译成中文以飨读者。我的英语水准不是很高，如果我的译文不能完全表达悼文作者的心情，请予原谅。
这一篇是又一位J女士写的，她写道：
“……一年以后，江经历了她生命中最残酷的打击：她四年的婚姻毁灭了 。她的感情惨遭蹂躏。在她的婚姻垮掉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她住在我家，那是我将永远怀念的一段时光，我们是如此的亲密无间。那一阵，她几乎每天都发着高烧，但她仍然坚持要去上班……每天回到家时已是心力交瘁，进了门便扑倒在床上……当时，我非常担心她是否能挺过来。但，这是江，她永远以积极勇敢的态度面对生命！后来，为了上班方便，她搬到富士贵区去了，但她仍然常常在周末到我家来……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她那些最痛苦的日子里是和我在一起。
半年以后，江有幸与H相遇了，他给了她全部的爱和无微不致的关怀。我敢说，在最后的这两年里，江是相当快乐的，尽管她去医院的次数在不断地增加，但我看到的她却总是带者乐观和勇敢的微笑。她，竟然始终都相信她的病能好起来……她期望着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骨髓捐献者……她还曾回到中国去寻找过偏方、草药……然而，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下面录的一段是H先生写的：
“亲爱的江：
我在这儿，在赞美你的生命。
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话要说、那么多的梦待做……
可
我却孤独地站在这里，回想着
过去的两年里
我们一起生活的每一个情景。
我仍然觉得你会向我走来
带着你的微笑
轻唤着，那个你给我的爱称……
我总是想起
我们漫步在海滩，
在日落的余辉里，
你那张美丽的脸……。
我更无法忘记
仅仅还是在两天以前
当我们互相给对方带上戒指的时候。
从你的眼里
放射出的那幸福的光芒……
那许许多多的地方——留下了我们的记忆，
那许许多多的情景——唤起我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
而
你却走了
丢下我一个人……
孤独……”
另有一篇悼词，看得出是她父亲写的，使我感到了她的亲人们正在承受的切股之痛。但由于与本文内容无关，我就不录了。请不要理解成她的死对我不关痛痒，在这里，我只写，她的生命在时空中划出的痕迹。
我知道我对她的描述是平淡的、不足以激动人心的，甚至不足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我要写她，是因为一想到这个纤弱的女子在被医学判了死刑之后，居然还能够以一颗平静的心、广泛的爱去生活，既不消沉也不浮躁、从从容容地做好自己的事——只因风将眉皱、唯为爱而发狂……她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就显得十分高大，比起那些无病呻吟、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甚至悲观厌世的五尺男儿就更显得有些神圣。我奇怪，是什么力量使她能够这样做！
我曾隐隐约约的感到她那顽强的生命力提示了我些什么，对我产生某种影响，但又非常遥远，一直都模糊不清……直到她死了，在12月2日。然后我开始写这篇小说——想把那可能是一瞬即逝的感觉抓住。
写到这儿，我发现，有一点已经明确了：我在《爱是生命之本》（写在她死前一个月）那篇文章中写她的时候没有写出她的名字，用的是“S女士”而现在我用的是她的真名。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在社会上具有很多权利，隐私权是其中之一，人一死，所有这些权利就全都丧失了！
在现代社会里，原本赋予生命的自由已经被切割成了一块一块变成为一个一个的权利。最令人向往的有如：物质享受的权利、受人尊敬的权利、及“永垂不朽”的权利。……这许许多多的权利是为每一个活人准备的。可悲的是：如果没有人来干预这些权利、或是将走到某个权利的边际的时候，那些活人并没有意识到他还有那么多、那么广泛的权利存在。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活着的人并不知道有许多为我们提供自由的权利存在着。我们要不就把自己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任惯性推动着生活沿着轨道前进—— 一会儿信唯物主义、一会儿拼命地考大学，一会儿钱又变成了老祖宗，又突然发现周围的和尚们念的经才是金科玉律…… 稍遇障碍，便哀叹无路可走。要不，就死抱着某一个权利（比如博士、医生）而惘顾另一些自由，使生命塌陷在其中不能完整。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看破红尘”的彷徨者们向路人高喊：告诉我，人为什么活着！仿佛，生命本身并不重要，而那个“为什么”才有意义。他们极力用“意义”把生命包裹起来，使它看上去闪闪发光。
看吧，活人们都在忙着寻找一个比活着更有意义的东西，这些意义又正是以掌握着某种权利来体现的。可笑的是，当把工人的制服、律师的西装、商人的丝褂裹在身上，然后在各自所占领的空间中充分地享受了社会分配给他的那些权利之后、在把这些权利淫逸遍了之后，才发现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意义——被束缚的生命仍然不驯服地象一只被塞进皮囊里的猫；当他被那些历史的、现实的、以及未来的各种意义搅扰得烦的要死却找不到更有意义的东西来安慰自己的灵魂之时，于是就有了所谓“看破红尘”，“万念具灰”。——生命除了意义之外只剩下了一具空壳，失去了意义，就该让它毁灭！就是这样：生命的一种自由变成了一种权利，一种权利产生了一个意义……不是每个人在这条小径上都能走得畅的，即使真的走到了头，才发现生命已经被阉割，说得文明一点儿，是被异化了。生命最终被异化成了一个狭隘的意义。多少人在用意义来骗人骗己。
正是按照这一异化的生命意义来思考，我就一直都没能弄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顽强地活着——对她说“顽强”似乎还不够准确，因为她并没有为活着而挣扎 ，似乎应该说是“安然”地活着。她有什么？她追求什么？没有美好的爱情，没有幸福的家庭，没有必须为之承担责任的子女，没有财富，没有健康，甚至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没有事业！别人只要把这些稍微想一想就足以导致自身的毁灭，她，却把这样的一个生命过程从两年延续成七年。
我不知道她想过这些没有，我愿意相信她没想过。我知道她不是个思想家，不是那种参透了人生的意义然后按照那个意义去生活的人；她也不信宗教，因此她活着的目的、助人的动机不是为了跟神讨价还价安排自己的去路来生。她是凭着自性的冲动这么做的，一定是生命的本能在起着作用，它顽强地要表现这种存在所具有的普遍的、本质的特性。它，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已经钻到牛角尖里去了，距离那藏在尽头的关于生命的真谛仅还差一步之遥，但，始终未能把它抓住。然而，仅仅是向前迈出这一步，上面，要注意避开那些已挂满尘垢的宗教的蛛网，下面，还要小心别踩上宿命论的淤泥滑到人生无意义的阴沟里去…… 从前面射过来的光已使我透悉：生命的真谛非常公平地存在于每一个生命之中，当生命向时空的黑洞中坠落的时候它自会让你明白；而且，它绝不是唯目的的。问题是，我是一个想把生前和死后都搞明白的疯子，我不甘心要等到最后一刻才明白，我希望能够从别人的死中早早地得到启示。
在她将死的那一刻，如果我去问她，也许她会告诉我。但，现在，她已经走了……在我头脑中的那个形象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形象本身是没有创造力的，因此它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黯淡而不能使自己有丝毫的改变；它也不可能走出我的记忆中的那几个有限的空间去享受更多的自由。……这，就是她的死对我的唯一影响，就是这一点能不能变化的区别，难道……生命的真谛就藏在这一点点区别之中？
一种马上就要看见光明的激动使我浑身都战栗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