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1971年冬天，将近年关，一天上午，大队通信员来到知青点，通知东德有电话，东德去接后回来告诉我，木林死了。我吃了一惊，去年木林返城探亲回队经过我们大队时，还逗留了一夜，诚恳地向东德请教了一晚小提琴练习问题，怎么就突然死了呢？东德说不大清楚具体细节，好像是得了什么急病，抢救不及死去的。我和东德决定，去木林插队的生产队，看看在后事上能帮上什么忙。
东德和我都上山下乡插队在同一个生产大队，虽然来自省城不一个中学，也不分在一个生产小队，但也许是人生观兴趣比较接近，谈得来，很快就成了知交。我很佩服也很羡慕东德。学识上自不必说，他是省城第一重点中学的高材生，文理皆优。他还下一手好围棋，在业余棋手中，水平也算上乘。尤为难得的是，他还是颇有名气的业余小提琴手。那年头，学小提琴的人不少，但大多停留在《霍曼》水平，而东德不但过了《开塞》，而且熟练《马札斯》。插队头几年，东德给我们演奏过许多经典作品，如贝多芬的D大调、门德尔松的e小调、莫扎特的降B大调G大调、勃拉姆斯的D大调和陈刚何占豪的《梁祝》等小提琴协奏曲，还有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匈牙利舞曲第5号》和马思聪的《思乡曲》等，更不要说那些优美的小夜曲和由中国民歌改编的小提琴独奏曲了。在那个苦难的岁月，在那个荒僻落后的山村，东德的琴声不知给我们这些背井离乡前途渺茫心死厌世的弃子破碎的心灵，带来多少的慰籍和欢乐。
从我们村到木林的村，中途要经过公社所在地，我和东德顺路去了公社知青办，知青办的李主任正准备动身去处理木林的后事，听说我们也要去，还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去干什么？”言下有徒添麻烦之意。我们也不以为然，一个与我们同命运的人，在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偏僻山村死去了，不说我们去送送行是应份应理应情，就是我们自己，也有同病相怜兔死狐悲之感。何况木林并不是被分配住在大队知青点，而是和另一个叫陈酒的知青，相依为命地落户在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自然村，对陈酒来说，几年来同屋相眠的木林突然死去，尸体还摆在床上，他的伤感和恐惧可想而知，就冲这点，我们也应该去陪陪他。
木林所属的生产大队离我们村四十多里远，有一条沿溪的乡村公路直达。公路傍山临水，小溪两岸梯田，隆冬季节，山边草枯树黄，梯田干涸龟裂，虽然小溪的流水依然清澈诱人，但天阴风寒，也只是给人以冰冷的感觉。因为有事在心，我和东德几乎一路无话。走到公路尽头，我们拐进一条连续上坡的山沟小路。小路两边是一块块毫无生气的梯田，梯田尽处是杂树稀落的山林。大约走了七八里，来到了木林和陈酒落户的山凹小村。
村子比我想象得要小，木板房错落无序地依山相拥而建，村中有一条杂石铺就的小道，道上跑着鸡鸭猪狗，随处可见畜牲的屎尿。木林和陈酒住的小屋离村落有一段距离，挨着一间像是仓库的房屋，门前一块空地，看起来还较为僻静。木林和陈酒的住房有两间，一间卧室一间厨房，木板较新，应该是从其它用途的房屋改造而成。当年农村给插队知青准备住房时，一般不会特地建新房，大多安排在旧的公共房屋中，如队部、祠堂、仓库、礼堂等等，稍作改造，就成了知青点。有的知青会摊上不错的房子，不过这样的房子往往都有“故事”，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不干净”，住这样的房子，成天疑神疑鬼，担惊受怕。我不知道木林和陈酒住的房子先前有没有“故事”，但我可以断定，木林死在这屋，今后就一定有“故事”了。
在门口迎到陈酒，不免唏嘘感叹一番，之后，陈酒就领我们进屋。木林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没盖尸布，身旁摆放着小提琴，琴弦上压着拧紧的弓。蚊帐已经拆掉，床就成了停尸台。木林已经被换上他最像样的一身衣服：军便装和解放鞋。床靠着窗，从窗板的缝隙透进一缕光亮，照在木林满是青春痘苍白的脸，他闭着的双眼还留有一丝缝，看上去好像他的眼睛是在躲避这缕光线似的。我注意到木林微张的嘴里塞着一团棉花，问后才知道，是为了防止木林死前刚吃进肚的那顿午饭发哮后流出。我不免一阵感慨，活着时的木林一米八的大个，身强力壮，想干啥就能干啥，死后却一事无能，要他人张罗，人生真是悲哀啊！我以为如此周到地安放木林，都是陈酒所为，因为我发现当地人都已经有所顾忌，不愿走近这屋了，但陈酒告诉我，是生产队请人处理的，这时我才注意到，门外站着一个看起来有五十来岁的又矮又丑的汉子，他或许就是这带农村专干死人活的人。
因为木林的哥哥和表姑最早明天傍晚才能赶到，还因为木林身材高大，当地找不到能够装得下他的棺材，赶制一口新的得花时间，所以木林的遗体还要摆放一阵。尸体未装殓，得有人看守，尤其是在夜里，要不然来了几只老鼠之类的动物，咬掉鼻子或耳朵，不说无法向木林的亲人交待，我们也于心不忍。守灵的事自然落在我、东德、陈酒和另一位从其它自然村赶来的知青林杰身上。
夜来临了，寒气毫不犹豫袭来，四周黑暗静寂，农民家微弱的油灯火相继熄去，只有木林安歇的房间和相邻的厨房亮着光，我们把饭桌挪到看得见木林尸体的门边，坐在桌旁守着他。有人提议盖上尸布，有人不同意，怕老鼠钻到尸布里搞破坏，只好让木林像睡觉那样躺在床上，我觉得不妥，说：“天这么冷，给他盖床棉被吧！”陈酒找出木林的被子给他裹好。我们本打算轮流值班，可大家都说，在这种环境气氛下，谁还能睡得着，干脆打牌吧。打牌就得四人分边围桌而坐，这样就有一人背对着木林尸体。我最怕坐这个位置，小时候曾听过一个恐怖故事：也是四个人夜里守灵打牌，半夜时分尸体突然翻身而起，悄无声息地向他们走来，能看到死人复活的三人吓得陆续起身逃走，只有背对着死人的那人浑然无知，当他察觉到尸体在行走时，已经吓得双腿发软，想跑也跑不动了。这当然是人编的鬼故事，但是小时候听着还是毛骨悚然，而且自那以后，我对身背后不可知的东西，都怀有戒心和恐惧。我不信世上真有鬼，可我还是有点怕鬼，也许是鬼故事听多了的缘故。我正在为座位忧心时，陈酒提出要坐在背靠木林的位置，说他不想老看着木林，因为多看木林一眼就多一分伤心。这样，我就选了陈酒旁边的位置坐下，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木林的上半身，心中有了数，我就安心了。
说是打牌，其实是消磨时间，大家都三心二意，还是聊木林的事。我是通过东德才认识木林的，不很熟。我插队的大队地处交通要道，每天有班车经过去县城和地区城市，这一带回省城探亲的知青，有时就在我们知青点歇脚过夜，木林也如此，一来二去接触就多了。在我的印象中，木林的身体算是健壮的，得病死去的也应是我们这些骨瘦如柴的人，怎么会是他呢？陈酒告诉说，木林患的是脑型疟疾，因为要回省城家和父母过年，上午去大队开证明，就近在林杰那里吃了午饭，回村后一进屋就躺在床上。陈酒以为他累了，也不在意，后来发现木林不大对劲，叫来村民帮忙抬送去大队卫生院时，木林已经不行了，又抬了回来。陈酒说，木林家境不是很好，得不到父母额外的接济，全靠勤出工养活自己，今年已经赚了不少工分，打算分了红就动身回家。听了陈酒的话，我才明白，为什么木林脸色总那么苍白，神情总那么忧郁。木林不大爱说话，也没有多少爱好，闲时就拉小提琴，虽然水平一般，但拉起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北风吹》，还是有板有眼。村民们都在大队看过芭蕾舞剧《白毛女》电影，村里开会也时常播放《北风吹》的音乐，每到晚上，木林在他那个小板房里拉起《北风吹》时，村里人有心无心也会听到，久而久之，全村人都知道，木林是会拉“牛腿琴” 《北风吹》的知青。
牌打到后半夜，究竟是几点，不知道，因为那年头谁都没有手表，大家都困得昏昏欲睡，突然，停放木林的房间里传来“嘣嘣”两声响，我的神经猛然一紧，急忙转眼朝木林的尸体看去，恍惚间觉得有一团红色的物体从木林身上滚过，挤过木窗的缝隙，消失在屋外的黑暗中。我们四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奔进木林的房屋，察看木林的尸体是否受到损坏。屋里尽管点着好几盏煤油灯，但依然十分昏暗，陈酒取来手电筒，仔细检查了木林的尸体。还好，完好无损，只是那把小提琴弓移动了位置，歪歪地横靠在木林的右手上，好像是他伸手取弓而没有取到似的。不知是天气冷还是心头发慌，我的头皮骤然发麻，浑身生起鸡皮疙瘩，牙齿不由自主地打颤，莫非？我又胡思乱想了。我问东德和林杰，是否看见红色球团窜出窗外？东德说没注意，只是听到响声，林杰说好像有。可是，声音又从哪来的呢？东德拿过陈酒的手电照了照木林身边的小提琴，说：
“声音是从这里发出来的，你们看，A弦和E弦都绷断了。”
“那么，弓移了位又怎么解释？”我问。
“很简单，弦绷断时把它弹动了。”
东德从木林琴匣里取出两根弦，熟练地装上，“哆嗦嘞啦”地调着音，边调边说：
“原先的音调得太高了，不知道是谁调的。”
这也许就是琴弦自然绷断的原因吧，但是，红色的球团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我的幻觉？我又问林杰：
“你到底看没看到红球团窜出窗外？”
“你说了，我就觉得有，你不说，我好像又觉得没有。”
我仍然怀疑自己是幻觉，但我又相信确确实实看到一团红球滚过木林的尸体。不管是幻觉还是真看到，反正在我的心里已留下了疑虑和恐惧，尽管这之后一直到天亮都平静无事。
第二天，村干部在知青办李主任的监督下，请人掏墓穴打棺材。闻讯赶来了不少知青，还要起灶架锅煮饭炒菜管饭，本村人也趁机携家带口来蹭大锅饭。
下午，木林的哥哥和表姑赶到了。看到床上死了的弟弟，木林哥哥悲痛得泪如泉涌，低声抽泣。他平静地解开木林的上衣，双手上下抚摸着木林的身躯，仔细察看每一个部位，详细地向陈酒询问木林的病况和死因，之后，再细心地把木林的衣服整理好。陈酒看了很不以为然，背地里对我说：
“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是在检查木林的死因？”
我安慰说：“弟弟死了，当哥哥的自然伤心，我想他只是与木林作最后的告别吧。”
“他就是不相信我说的，不相信木林是病死的，不信任我。”
我劝说：“人死为大，你别太在意。”
木林的表姑也进屋看了一眼木林，然后就回到厨房放声哭诉，弄得我们几个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劝慰。哭得正凶时她又骤然停止，用平静的口气告诉我们，按照家乡的风俗，木林的葬礼要如何如何办理，我很怀疑，她刚才的一阵哭丧也是我们家乡葬礼的风俗之一。
天不早了，棺材也运来了，得抓紧时间把木林入殓，抬尸体的事自然又落到我们四人身上，无论是村民还是外来的知青，听说要抬尸，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在公社时，知青办李主任还不乐意我和东德来，说实在的，我们要是没来，不知有多少事没人挺身而出处理。
四个人各抓一角床板把木林抬出屋是不可能的，因为床板比两个门都宽，我们只好一人抓着一角床垫，裹着木林出屋。这样一来，尸体就显得特别的沉。棺材停放在屋外的空地，从木林的床到木林的棺材，顶多十来米的距离，如果木林活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走到，可现在我们抬着他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听人说，国外一些相信人有灵魂的人曾做过实验，发现人死后由于灵魂飞离了肉体，重量会减轻。自从那次抬木林尸体后，我就断定，人死后不但自己的灵魂不会离开，其他的鬼魂还会附体，因为我体验到，抬死人要比抬活人重得多。
好不容易把木林装进棺材，几个村民刚要盖棺敲钉时，一直指挥我们抬尸的木林哥哥赶忙从棺材里取出我们原以为要随葬的小提琴，说：“还是留下来做个纪念吧！”然后把小提琴放回屋里。
天阴得很，天色渐渐暗下来，山风吹在我们单薄的衣服上，透骨的冷。本来说好明天一早下葬，可木林哥哥却坚持当天出殡，队干部好说歹说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定。其实，木林哥哥的固执是因一句话引起的。为木林下葬原本花不了多少钱，国家还有规定的安葬费，主要是周边来送葬的知青太多，加上本村的老幼，吃饭招待是一笔较大的开支，有人当心地问了一句：
“这些钱从哪里出？”
生产队长不经意地回答：“木林在队里不是还有工分吗？”
这句话传到木林哥哥耳朵里，木林哥哥不愿意了，找队长理论，说：
“我不想看到我弟弟的辛勤劳动就是为了埋葬他自己！”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弦，是啊，世上还有比自掘坟墓更可悲的吗？不管是否要用到木林的钱，我想，木林哥哥急着木林下葬，也是为了早一点把这些吃饭的人打发走。
从村里到山上木林的墓地大概有五六里的路，六个村民抬着棺材在前头走，一堆人跟在后面，算是给木林送行。在那带山区，死人下葬并不是在地上挖个坑，放入棺材填上土，堆个坟包做成墓，而是在山边截个立面，平行地往山坡里掏个洞，劈一根与棺材等长的毛竹，把两半毛竹铺在洞底地上作导轨，再将棺材顺着毛竹推滑进洞，然后砌砖把洞口封住。所以那里的坟地，看不到一堆一堆的坟包，有的只是山边一口一口的坟洞。我在插队期间，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也想到自杀，并且设想了好几种自杀的方式，最妙的一种就是找一口废弃的坟洞，扒开洞口钻进去，再把洞口封死，吃下农药，神不知鬼不觉不落痕迹地死去，给活着的人留下一个谜。这当然很可笑，一个想死的人，还有心思去作这一类的胡想，肯定死不了。
木林葬礼的全过程都很安静，没有吹鼓声，没有鞭炮声，也没有哭声，甚至连抬棺的那几位也是悄无声息地走着。木林的墓还没有墓碑，只在一块较大的砖上简单地刻上名字和生卒年月。墓洞也没封死，留了个小口，说是方便死者的灵魂自由进出。我估摸判定一下方向，墓洞基本朝着西南，木林如果真有灵魂，出来后也会朝着自己的家乡飞去，他不是打算近日回家吗？这下好了，连路费都省了。
等弄好木林的墓大家往回走时，天已经黑了，空中还飘起了点点的雨花。有人燃起了松明火把，更多人掏出了手电筒。寒风里，没有人交谈，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火把的火光飘曳着，手电筒的灯柱晃动着，气氛压抑。接近村子时，知青中突然有人压低了声说道：
“我好像听到小提琴的声音。”
我停下步侧耳听去，真有。其他人也听见了，不约而同地说：
“《北风吹》 ！”
不错，拉的是芭蕾舞剧《白毛女》里的《北风吹》小提琴独奏部分。
队伍更加安静了，黑暗中看不清大家的表情，但我相信，不少人开始害怕。等我们到了村口时，已经有一群妇女孩子聚集在那里，惊慌地告诉我们，琴声是从木林的房间传出来的。
听得更清楚了，好像有人在木林的房间里反复演奏着小提琴《北风吹》。
“白毛女！白毛女！”
村民们念叨着，纷纷拉着自己的孩子回家，外来的知青也顿作鸟兽散，回自己的村庄去了。
小提琴声如诉如泣，完全没有原曲的欢乐调味，我感觉它像在泣诉着这样的歌词：
“北风那个吹，雨花那个飘，雨花那个飘，年来到。
我盼快快回到家，合家团聚过个年，合家团聚过个年！”
可怜的木林再也回不去家了，再也过不上年了。
“我弟弟显灵了！”木林哥哥大声喊着朝木林的房屋跑去，我们几个也紧跟着去了。
屋门没有关上，被风吹着摇来摇去，门枢咿呀咿呀地响。大家晃着手电光在漆黑的屋里四处乱照，没有人。东德从后面挤进来，划了根火柴点亮桌上的煤油灯，在昏暗的火光里，依稀可见摆放在木林床上的那把小提琴和那根弓。
无名的恐惧像一阵阴风吹向我们，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思量着得赶快离开这屋，正准备转身，突然屋里发出“哐”的一声响，大家都惊得往门外退，只有木林哥哥和东德还十分镇定地留在屋里，木林哥哥左手握着琴，右手抠着弦，原来刚才的响声是他用力拨动琴弦发出的，虚惊一场。
有村民远远地喊我们去吃饭，我们就离开了，那晚吃饭得人明显少了许多。吃过饭，木林的亲属被安排在小队部过夜。陈酒也不敢住原来的屋，就跟我和东德一起随林杰去五里外他插队的小村过夜。与林杰同屋的另一个知青已经回省城过年了，我和东德挤他的床，陈酒挤林杰的床。经过一天的折腾，大家都身心疲惫，加上昨晚整夜未眠，虽然满脑子的困惑和疑虑，但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我们几个回到陈酒的村吃早饭时，看到几个村民正在拆撤陈酒和木林那间屋，说是要把它改建成大件农具仓库。我们问为什么，他们说，昨天晚上那阵蹊跷的小提琴声本就弄得全村人心惶惶，夜里又来了一只大狗对着屋子乱叫，天快亮时才跑掉，这屋子肯定出鬼了，晦气，不能留。
木林哥哥和表姑还要再逗留一天处理善后，我和东德回自己的大队，陈酒趁机请假回省城，林杰干脆也回城，这样，我们四人就结伴而行。四十里的公路，还是靠我们自己的11号轿车。一路走着，谈料仍然是昨晚不明不白的琴声和狗叫声。大约行了五六里，大家注意到有一只大黄狗不离不弃地跟着我们，我们停下，它也停下，我们走，它也走，我们想接近它，它就跑到路边的小溪旁。又行了五六里，大黄狗跟着我们越来越近，我们拿出早饭时顺便带着准备路上吃的馒头，掰成小块扔给它，它也不客气地吃了。慢慢地，大黄狗看我们没有敌意，就放心地靠近我们，我用手摸它的脖子，它也友好地用头蹭我的手，我又让它用舌头舔我的手，它更加顺从了。就这样，大黄狗就加入我们，一路作伴来到了我们的村庄。我们把这只大黄狗起名叫“卡里”，“卡里”的发音，在我们家乡话是“捡来”的意思。路上我总闪着个念头，这只狗莫非是木林变的，否则它为什么老跟着我们，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友善？
我们村的其他知青看到我们带回“卡里”，十分兴奋，当时就有人提议杀了吃，理由是，它会跟着我们来，也会跟着别人去，到嘴的肉别让跑了。可我们几个不忍心，毕竟和“卡里”还有四十里路程的情分，这样，“卡里”就跟我们生活了一段时间。“卡里”最后还是被杀了，成了我们知青的盘中餐。千万不要用20世纪后全社会都在焦虑身上脂肪过剩的时代的眼光，看待当年过着饥寒交迫日子的知青杀狗充饥的事，也千万不要用一边啃着猪羊牛肉一边抱着宠物狗的心态去谴责那些把狗看成跟猪羊牛一样只不过是人类食物一个品种的人群。在我们插队落户的山区农村，养狗就跟养猪养羊一样就是用来杀了吃的，墟场集市卖狗肉，菜馆饭摊也煮狗肉。而且，说起来会让现代人伤心，狗远远比猪羊贱，偷别人的猪羊，会被当贼抓起来，打死别人的狗，只会被臭骂一顿，顶多陪几个钱了事，这可能是因为，养猪养羊需要投入，而养狗无需成本。
“卡里”被杀了，我没有想到这事跟木林有什么关系。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人心都变得很硬。在木林丧事期间，村里的小学女教师跟我抱怨，说她听到一个知青对木林去世的评论“死了就死了，埋了就是！”后，觉得这个人没有半点同情心，我当时笑着说她不谙世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艰难的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路上挣扎的人，是很难对人对事情有同情心的，我们当年的知青就是这样一群人。插队初期，知青在农村天不怕地不怕，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蛮横不讲理，都是因为他们的失落，他们的无望，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漠视，当年不知多少人有过这样的想法啊：宁可拿着枪与帝修反拼死在战场，也不愿慢慢地在水田泥地里腐烂消亡。
我跟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受过无神论的教育，也学习了不少的自然科学知识，在理智上是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灵异鬼魅之物，但在心灵上，却还是被未明不解之事困扰。也是在上山下乡插队那段时间，有一年夏天，村里有个十来岁的小孩游泳淹死了，晚上村里人得知后，请我们这些水性好的知青下河捞尸。村民们点着松明火把，我们七八个知青排成行潜入河底拉网式地摸索，来回几趟都未搜着。第二天早上，尸体背朝天地在我们昨晚搜索过的水域浮上来，他的哥哥涉水把尸体拉上岸，翻过身放在河边。小时候听老人说，淹死的人见到亲人，会有感觉，鼻孔嘴巴会流出血来，我不大相信，人死了怎么会有感觉呢？看过几遍科普文章，解释都说，之所以会流血，是因为亲人看到死者后，往往会悲痛地去抱或者去摇尸体，人淹死后口鼻充血滞水，有外力作用，自然就会流出来。为了验证这一传说，我提早守在小孩的尸体旁，看看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河岸边有一个不高的土坡，从村里过来的人只有站在土坡边上，才能看到尸体。我先是听到死者母亲远远传来的哭声，这时，尸体没有反应。他母亲的哭声近了，我发现，尸体的鼻孔流出少许的水。当我看到他母亲出现在土坡上时，尸体的鼻孔流出了一股淡淡的血水，而这时，没有人动尸体，这怎么解释呢？或许只是偶然巧合，正好他母亲出现，正好他鼻孔流血。当然这只是一个个案，而个案在科学上是不能说明什么的。
不过我心里总有个疙瘩，说不定传说是真的，我自己不是亲眼看到了吗？这事可以说不清楚，但那天晚上从木林房屋里传出来的《北风吹》小提琴演奏，却是千真万确的。我决不相信什么木林的灵魂飞回来演奏他最拿手最喜欢的曲子的说法，但我的确真真实实地听到有人在他的屋里演奏《北风吹》。
第二年，东德上调回省城工作，我依然留在山区吃苦受难。插队六年后，我照顾回省城，跟东德和其他回城的知青时常见面。后来我去外地工作，再后来出国定居，跟东德的见面机会就少了。
2012年7月，我专程回家乡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借此机会和东德等几个老插友又喜聚一起。交谈间东德又回忆起四十年前的木林葬礼，得知林杰已经故去，陈酒没有联系，木林的骨殖已被他哥哥收捡带回省城下葬，终于回到故乡，我又对人生无常感慨了一番。当然，还谈到了那天晚上的小提琴声和“卡里”那只狗。
“你知道吗？”东德得意地对我说，“那琴是我拉的。”
我这才想起来，葬完木林下山时，东德好像并不在我们的队伍里，而我听到的小提琴，也确比木林拉得好许多。
已经没有必要去问东德为什么要那样做了，也许这是他当时和木林哥哥合计的安排，想以此吓走那些蹭饭的人，也许他当时只是恶作剧，想作弄作弄村民，也许他当时也想为木林之死奏一曲挽歌，也许也许，他当时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命运拉一首心灵的哀歌。
四十年了，这个谜最终解开，我不禁又想起那年头在知青中流传极广的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永远向前憧憬，
尽管生活在阴沉的现在：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四十年前，我们把一切的不幸都归咎于生活的欺骗，那是因为我们无处发泄满腔的不满和怨恨。四十年后，当我们走过了坎坷而又多彩的人生路后，已经大彻大悟，体会到了，生活的所谓幸和不幸，都是生命过程的必然。或许，生活从来都没有欺骗过我们，欺骗我们的只是我们自己。
2012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