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近在母校咫尺的一所专科学校任教。我是个无家可宿的人，找个地睡觉迫在眉睫，况且，那年头夜长梦多的事经常发生，所以我急不可耐地报到上班，虽然损失了一些假期，但也多拿了半个月的工资。报到后没几天，有人告诉我，母校系的总支书记要我去他家，有事跟我商量。我很纳闷，书记能有什么事，会特地托人叫我去，并且还是“商量”呢？
对于毕业分配，我本应该感谢系里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几位领导，因为当年绝大多数同学都被分配到全省各地的中学，而在那个年代，中学教师并不是令人羡慕的职业。然而，领导们不厌其烦地在大会小会上教导我们，无论分配到哪里，都是党和国家的需要，要服从组织安排，既然这样，我也没有感谢任何人的必要，感谢“党”就行了。
尽管对分配较为满意，但我毕业时的心情依然很糟糕，因为大多数人都以为会被留校的我的女朋友同学，被分回四年前她参加高考的地方，理由当然很冠冕堂皇，光祖国需要这一条，就得无条件服从。在那个关口，什么中外导师的推荐意见，什么学习成绩，什么公平公开，等等，都显得苍白无力。这里面有什么“潜规则”（借用现在的说法），我不知道，但分配得如此不公并不公得如此不加掩饰，应该是有目共睹的。有人猜测，那是“组织”对我们俩在校期间谈恋爱的惩罚，似乎让我们两地分居，才能解某些人的心头闷气，但我不相信这一点，留校名额有限，八成是太多有关系的同学需要留校，理所当然地要把没有关系的同学“限”掉，这不是“组织”惯用的手法吗？
我到了书记的家，他很客气。大学四年，我跟书记似乎没有说过话，不过，听他说话倒是不记其数，领导吧，免不了常作报告。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高高在上，语气凌人，今天如此以礼相待，真有点受宠若惊。莫非他有事求我？我想，但又想，我除了跑跑腿，还能为他干些什么呢？怀着困惑的心情，我入了他家客厅的座，喝了他老婆端来的水。
“今天叫你来，”书记开口，“是想跟你商量个事。”
真是有事相求，我赶忙说：“您别客气，叫我办什么事您说，只要我能办到。”
“是这样，我有个外甥女在省外读大学，也是今年分配回来，分到农科所，农科所你知道吧。”
“我知道，在火车站那头，离这里很远。”
我们所住的城市是省会，是南北宽东西窄的长方形大城，我的母校和我所供职的新学校地处南面的城市边上，而农科所地处北面的城市边上，可想而知这两地的距离有多远。
“你说得对，”书记看我明白，很高兴，接着说，“不过，她家住在我们这个区，所以，她想调到离家近的单位。”
这当然最好，谁都会这样想，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想问书记，又觉得不妥，只好应付着说：
“当然，当然，调过来好，调过来好。”
书记见我又不明白，补充说：“可是现在分配工作已经结束了，没有办法走正常的程序。”
“那怎么办？”
“所以只好跟你商量，看能不能和你对调。”
这倒是我来前没想到的。这件事不必过脑子就能得出结论：不愿意。理由很简单：第一，我的新单位是大专，不论是按官方的行政系列还是以老百姓世俗的眼光，“级别”都不算低；第二，我的专业在学校有发展空间，去了农科所，不但专业不对口，而且还是陪衬；第三，别人嫌偏僻路远，我也嫌；第四，在学校工作，有寒暑假，调到农科所，夫妻两地分居，才15天的探亲假。
想归想，还是张不开嘴说不愿意，书记如此“不耻下求”，可不能让他既失望又丢面子。虽然我已经毕业不再属他管，可以无所顾忌地对他说不，但我还是难以启齿，他毕竟曾经是掌握着我的前途的现管领导，我怎么知道在我高考入学和毕业分配时，他没有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勾或画个圈呢？而在那个时候，只要他随意动动笔，写上“同意”或“不同意”，我的命运就有天壤之别。我能上完四年大学，能被分配到不错的单位，说不定还有他的恩惠呢，至少他没有把我的名字划掉或移到其它格子里去。我猜想，他会毫不犹豫地叫我来，并且直言不讳地向我提出对我来说是需要改变人生轨迹的要求，或许就是他自认为对我有过恩惠，我现在必须义无反顾地回报他。
我犹豫着。未来的路无法未卜先知，换吧，或许也有前途，谁知道呢？既然不知道，就不能断定调换单位将无所作为。我左右为难，频频端杯喝水，想以此掩饰矛盾之心。我瞟了书记一眼，他脸色阴沉，表情严肃，不过这不表示他不高兴，因为他的皮肤本就干皱无光，平日不苟言笑，给人有拒人千里的感觉，这也许是我对他的偏见。
这么大的一件事，我是不可能独自做出决定的。我现在已不是孑然一身，我有女朋友，也可以说有未婚妻了。我们俩年龄都不小了，结婚成家也就是近期之事，怎么说也得跟她商量一下，就算我愿意调换单位，也应该得到她的同意。看来眼前还得先应付一下，于是我找了个理由，说：
“可是我已经报到了，手续都办了，户口也转了，学校也给我安排了宿舍……”
“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书记打断我的话，说，“只要你同意，我们都能替你办好调动手续。”
得了，这个借口瞎了。好一个无所不能的书记，这样一个不走程序的人事调动，我们普通人还不知道要怎样求爷爷告奶奶的，在他看来易如反掌。不知是他长期高居领导岗位不知不觉养成的作风，还是觉得我这些推辞是对他的不敬，或者是他觉得以他的书记之尊去求原是他辖下的学生有失面子，他又说出使这件事变得不可能的话来：
“这件事要搁在毕业分配前，我根本不用跟你商量，现在只好叫你帮忙了。”
好家伙，听了这句话我真是又怕又气。谢天谢地，他那个外甥女还好迟分配回来，如果早于我们分配，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她的了，而我呢？不知会被这位书记随手塞到什么单位去，这是怕。气的是，有你这样求人的吗？你再神通，如果我不答应，这事还办得成？
没有必要跟我的女朋友联系商量了，但是，如何把这事推掉仍然是个大问题。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滋养了一个不愿意当面对人说不的民族，我们听过太多的 “研究研究”“回去等通知”等这类实际上表示“不行”的敷衍话，我也不能脱俗。鬼使神差地，我突然有一种想发泄因女朋友毕业分配的不公而压抑在心头不满的欲望，我于是皮笑肉不笑，一本正经地对书记说：
“我个人好说，在哪儿工作都一样，愿意帮这个忙，但您也知道我和XX的关系，我现在不是孤身一人，如果当时她留校，我们俩没有两地分居，我马上就可以答应你，可是现在我们俩天各一方，就指望着一年两个假期能团聚，所以我必须征求她的意见后，才能给你答复。”
我自己也觉得说出这种影射书记自食其果的话有点过分，不过，他听后没什么表示，只是怔怔地说：
“那好吧，你尽快给我回话吧。”
不知书记是否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但我确实吐了一口气，不过，出气归出气，难题照样摆在那里，怎么回话呢？那天夜里我还真没睡好，老想着用什么方式既可推掉又不伤书记的面子。这事要搁在现在就好办得多，发个短信或伊妹儿就行，写一大堆爱莫能助的话表示歉意。那时可不行，不用说手机电脑，就连家庭电话，也是十几年以后的事。登门面对面解释，实在难为，写信吧，又不想留白纸黑字。我伤了好几天的脑筋。
如果有人把偶然的事看着是老天的安排，在唯物主义者的思维里，是不是就是必然呢？事也凑巧，一天，我在母校校园里碰到了同系同学毕奋元，有了主意。
毕奋元在我们这一级里算是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在我看来，他也应该是留校的人选之一。不知道他自己想没想过理应留校，而我私下认为，跟有几个已经留校的同学比，他更有资格。可结果，他却被分配到母校附近的一所重点中学。我前面说过，中学教师在当年是被社会很不看好的职业，他理所当然地感到不公，感到委屈，也憋了一肚子的气。“我们选派优秀的学生去加强中学的师资队伍。”抱怨有什么用，“组织”都会这样回答。我猜想，毕奋元八成有“当中学教育战线逃兵”的念头，如果有机会，他应该很愿意调换单位的。我把书记找我的事告诉了他，问他能不能帮书记和我这个忙，不出所料，他很愿意。
“跟我对调，他们能同意吗？”他还是有点担心。
“应该没问题吧，那个外甥女不就是嫌农科所路远吗？你那个中学就在她家附近，不就如她所愿了吗？”我比较有把握地回答。
我们一起去了书记家。
书记看见我来了，很是高兴，又看到后面跟着毕奋元，有点困惑。书记是个聪明人，他似乎明白了什么，笑容立即从他脸上消失。
“是这样，”我有点不自然的说，“我跟XX联系过了，她不同意我调换单位，很对不起，不过我找来了毕奋元，他愿意调换，他现在的单位就在附近，也能解决你外甥女上班路远的问题。”
书记的脸本来就是长型的，一听我这话，脸显得更长了。
“这个，这个，没关系，没关系，这事不谈了，我们自己再想办法。”书记悻悻地说。
尴尬，书记尴尬，毕奋元尴尬，我也尴尬。失望，书记失望，毕奋元失望，我也失望。不高兴，书记不高兴，毕奋元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我更多了一份感受：愧疚。我觉得对不起毕奋元，他可是满怀希望而来，大失所望而去啊。颇感欣慰的是，毕奋元后来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努力，最终被聘到一所大学任教，宏图大展，这是后话。不止是他，当年不少被不公分配的同学，都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努力，步步登高，层层上楼。还是应了那句老话：是金子，在那里都能发光。
不想去中学当老师，看来并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想法，也许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包括书记的那个外甥女。
与毕奋元分手后我独自在母校校园里闲逛，时直寒假，校园冷清。再见了，我的母校，我会时常来看您的，因为我就工作在您的身旁。当我走出校门时，不经意地回头望了望，一幅醒目的标语呈现在我眼前，硕大的美术字写着：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对于毕业分配，我本应该感谢系里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几位领导，因为当年绝大多数同学都被分配到全省各地的中学，而在那个年代，中学教师并不是令人羡慕的职业。然而，领导们不厌其烦地在大会小会上教导我们，无论分配到哪里，都是党和国家的需要，要服从组织安排，既然这样，我也没有感谢任何人的必要，感谢“党”就行了。
尽管对分配较为满意，但我毕业时的心情依然很糟糕，因为大多数人都以为会被留校的我的女朋友同学，被分回四年前她参加高考的地方，理由当然很冠冕堂皇，光祖国需要这一条，就得无条件服从。在那个关口，什么中外导师的推荐意见，什么学习成绩，什么公平公开，等等，都显得苍白无力。这里面有什么“潜规则”（借用现在的说法），我不知道，但分配得如此不公并不公得如此不加掩饰，应该是有目共睹的。有人猜测，那是“组织”对我们俩在校期间谈恋爱的惩罚，似乎让我们两地分居，才能解某些人的心头闷气，但我不相信这一点，留校名额有限，八成是太多有关系的同学需要留校，理所当然地要把没有关系的同学“限”掉，这不是“组织”惯用的手法吗？
我到了书记的家，他很客气。大学四年，我跟书记似乎没有说过话，不过，听他说话倒是不记其数，领导吧，免不了常作报告。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高高在上，语气凌人，今天如此以礼相待，真有点受宠若惊。莫非他有事求我？我想，但又想，我除了跑跑腿，还能为他干些什么呢？怀着困惑的心情，我入了他家客厅的座，喝了他老婆端来的水。
“今天叫你来，”书记开口，“是想跟你商量个事。”
真是有事相求，我赶忙说：“您别客气，叫我办什么事您说，只要我能办到。”
“是这样，我有个外甥女在省外读大学，也是今年分配回来，分到农科所，农科所你知道吧。”
“我知道，在火车站那头，离这里很远。”
我们所住的城市是省会，是南北宽东西窄的长方形大城，我的母校和我所供职的新学校地处南面的城市边上，而农科所地处北面的城市边上，可想而知这两地的距离有多远。
“你说得对，”书记看我明白，很高兴，接着说，“不过，她家住在我们这个区，所以，她想调到离家近的单位。”
这当然最好，谁都会这样想，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想问书记，又觉得不妥，只好应付着说：
“当然，当然，调过来好，调过来好。”
书记见我又不明白，补充说：“可是现在分配工作已经结束了，没有办法走正常的程序。”
“那怎么办？”
“所以只好跟你商量，看能不能和你对调。”
这倒是我来前没想到的。这件事不必过脑子就能得出结论：不愿意。理由很简单：第一，我的新单位是大专，不论是按官方的行政系列还是以老百姓世俗的眼光，“级别”都不算低；第二，我的专业在学校有发展空间，去了农科所，不但专业不对口，而且还是陪衬；第三，别人嫌偏僻路远，我也嫌；第四，在学校工作，有寒暑假，调到农科所，夫妻两地分居，才15天的探亲假。
想归想，还是张不开嘴说不愿意，书记如此“不耻下求”，可不能让他既失望又丢面子。虽然我已经毕业不再属他管，可以无所顾忌地对他说不，但我还是难以启齿，他毕竟曾经是掌握着我的前途的现管领导，我怎么知道在我高考入学和毕业分配时，他没有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勾或画个圈呢？而在那个时候，只要他随意动动笔，写上“同意”或“不同意”，我的命运就有天壤之别。我能上完四年大学，能被分配到不错的单位，说不定还有他的恩惠呢，至少他没有把我的名字划掉或移到其它格子里去。我猜想，他会毫不犹豫地叫我来，并且直言不讳地向我提出对我来说是需要改变人生轨迹的要求，或许就是他自认为对我有过恩惠，我现在必须义无反顾地回报他。
我犹豫着。未来的路无法未卜先知，换吧，或许也有前途，谁知道呢？既然不知道，就不能断定调换单位将无所作为。我左右为难，频频端杯喝水，想以此掩饰矛盾之心。我瞟了书记一眼，他脸色阴沉，表情严肃，不过这不表示他不高兴，因为他的皮肤本就干皱无光，平日不苟言笑，给人有拒人千里的感觉，这也许是我对他的偏见。
这么大的一件事，我是不可能独自做出决定的。我现在已不是孑然一身，我有女朋友，也可以说有未婚妻了。我们俩年龄都不小了，结婚成家也就是近期之事，怎么说也得跟她商量一下，就算我愿意调换单位，也应该得到她的同意。看来眼前还得先应付一下，于是我找了个理由，说：
“可是我已经报到了，手续都办了，户口也转了，学校也给我安排了宿舍……”
“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书记打断我的话，说，“只要你同意，我们都能替你办好调动手续。”
得了，这个借口瞎了。好一个无所不能的书记，这样一个不走程序的人事调动，我们普通人还不知道要怎样求爷爷告奶奶的，在他看来易如反掌。不知是他长期高居领导岗位不知不觉养成的作风，还是觉得我这些推辞是对他的不敬，或者是他觉得以他的书记之尊去求原是他辖下的学生有失面子，他又说出使这件事变得不可能的话来：
“这件事要搁在毕业分配前，我根本不用跟你商量，现在只好叫你帮忙了。”
好家伙，听了这句话我真是又怕又气。谢天谢地，他那个外甥女还好迟分配回来，如果早于我们分配，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她的了，而我呢？不知会被这位书记随手塞到什么单位去，这是怕。气的是，有你这样求人的吗？你再神通，如果我不答应，这事还办得成？
没有必要跟我的女朋友联系商量了，但是，如何把这事推掉仍然是个大问题。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滋养了一个不愿意当面对人说不的民族，我们听过太多的 “研究研究”“回去等通知”等这类实际上表示“不行”的敷衍话，我也不能脱俗。鬼使神差地，我突然有一种想发泄因女朋友毕业分配的不公而压抑在心头不满的欲望，我于是皮笑肉不笑，一本正经地对书记说：
“我个人好说，在哪儿工作都一样，愿意帮这个忙，但您也知道我和XX的关系，我现在不是孤身一人，如果当时她留校，我们俩没有两地分居，我马上就可以答应你，可是现在我们俩天各一方，就指望着一年两个假期能团聚，所以我必须征求她的意见后，才能给你答复。”
我自己也觉得说出这种影射书记自食其果的话有点过分，不过，他听后没什么表示，只是怔怔地说：
“那好吧，你尽快给我回话吧。”
不知书记是否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但我确实吐了一口气，不过，出气归出气，难题照样摆在那里，怎么回话呢？那天夜里我还真没睡好，老想着用什么方式既可推掉又不伤书记的面子。这事要搁在现在就好办得多，发个短信或伊妹儿就行，写一大堆爱莫能助的话表示歉意。那时可不行，不用说手机电脑，就连家庭电话，也是十几年以后的事。登门面对面解释，实在难为，写信吧，又不想留白纸黑字。我伤了好几天的脑筋。
如果有人把偶然的事看着是老天的安排，在唯物主义者的思维里，是不是就是必然呢？事也凑巧，一天，我在母校校园里碰到了同系同学毕奋元，有了主意。
毕奋元在我们这一级里算是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在我看来，他也应该是留校的人选之一。不知道他自己想没想过理应留校，而我私下认为，跟有几个已经留校的同学比，他更有资格。可结果，他却被分配到母校附近的一所重点中学。我前面说过，中学教师在当年是被社会很不看好的职业，他理所当然地感到不公，感到委屈，也憋了一肚子的气。“我们选派优秀的学生去加强中学的师资队伍。”抱怨有什么用，“组织”都会这样回答。我猜想，毕奋元八成有“当中学教育战线逃兵”的念头，如果有机会，他应该很愿意调换单位的。我把书记找我的事告诉了他，问他能不能帮书记和我这个忙，不出所料，他很愿意。
“跟我对调，他们能同意吗？”他还是有点担心。
“应该没问题吧，那个外甥女不就是嫌农科所路远吗？你那个中学就在她家附近，不就如她所愿了吗？”我比较有把握地回答。
我们一起去了书记家。
书记看见我来了，很是高兴，又看到后面跟着毕奋元，有点困惑。书记是个聪明人，他似乎明白了什么，笑容立即从他脸上消失。
“是这样，”我有点不自然的说，“我跟XX联系过了，她不同意我调换单位，很对不起，不过我找来了毕奋元，他愿意调换，他现在的单位就在附近，也能解决你外甥女上班路远的问题。”
书记的脸本来就是长型的，一听我这话，脸显得更长了。
“这个，这个，没关系，没关系，这事不谈了，我们自己再想办法。”书记悻悻地说。
尴尬，书记尴尬，毕奋元尴尬，我也尴尬。失望，书记失望，毕奋元失望，我也失望。不高兴，书记不高兴，毕奋元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我更多了一份感受：愧疚。我觉得对不起毕奋元，他可是满怀希望而来，大失所望而去啊。颇感欣慰的是，毕奋元后来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努力，最终被聘到一所大学任教，宏图大展，这是后话。不止是他，当年不少被不公分配的同学，都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努力，步步登高，层层上楼。还是应了那句老话：是金子，在那里都能发光。
不想去中学当老师，看来并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想法，也许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包括书记的那个外甥女。
与毕奋元分手后我独自在母校校园里闲逛，时直寒假，校园冷清。再见了，我的母校，我会时常来看您的，因为我就工作在您的身旁。当我走出校门时，不经意地回头望了望，一幅醒目的标语呈现在我眼前，硕大的美术字写着：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我恍然记得，这幅标语已经摆放在那里好多年了。
2012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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