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复旦人，自然谈不出复旦的人和事，这里所说的，只是读了复旦人所写复旦的人与事之后引发的一点感慨而已。
那么，写这些复旦人事的作者是谁？就是现居悉尼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吴中杰教授。写的是什么书？就是《复旦往事》和《海上学人》。这只是他近二十种著作中的两本。
在中国时，我就已闻其大名，那是从报章中读到他的，知名学者嘛。但中老年上海人，对其名更是如雷贯耳。当年文革中，他在上海四十万人的批斗大会上，被万众高喊“打倒”，罪名是充当狗头军师，支持学生炮打中央红人张春桥，当然，这是莫须有。但历史开了个大玩笑，今天倒下的是张春桥，病死服刑中，而吴中杰不仅没倒，而且还著作颇丰，逍遥澳洲安享晚年。
在悉尼的几次文友小聚中，我有幸与他聊天交谈，还先后获赠两本厚重的大著。原本我以为，他从复旦退休来澳不久，对中国的人和事，对澳洲的生活感受，可能和我们有些差异，但聊起来，却发觉大家所见略同，颇有共同语言。他虽架著眼镜，视野却是开阔的，看似眯著的小眼，目光却是深邃的。他能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纵横交错中，思考问题，探寻真相，而这，也正是这两本在中国文人中极具口碑的著作的成功之处。
基于对他的钦佩，也基于对书中文化名人的敬仰，我认真拜读了他的两本书。不过，我虽有如饥似渴之心，但却无充足富裕的时间，所以不是一气读完，只能在去上班的火车上断断续续翻阅。这断断续续，并不仅仅是指时间意义，还有一种阅读心境。因为书中所写的人物，大都万般无奈，书中所述之事，也多荒唐可悲，所以每读几行，就涌起一翻感慨，每翻一篇，就浮想联翩。这种阅读，不是一种痛快，而是一种痛心，痛中国文人之心，痛国家病患之心。
《复旦往事》和《海上学人》虽然都是写复旦文人的事，但前者侧重叙事，从作者50年代初入读复旦大学起，他所见所闻所知所感的复旦师生的各种际遇和校园风云；后者著重写人，写复旦的新老教授及上海文人的人生波澜、品性学识。当然，贯穿两书的主线都是中国的政治气候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气节。
复旦虽然不像北大那样，曾是中国官方最高学府，但却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校。北大是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复旦也走兴学振国之路。可以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都是北大、复旦的灵魂，因而拥有一大批观念各异而知识渊博的著名学者。特别是建国初期院校调整，复旦拼入了18所高校的系科，更是人才济济，名师荟萃。只可惜，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它却被政治风云刮得个灵魂出窍，让知识分子魂飞魄散。
中国古代文明，士、农、工、商，文人的社会地位，居各阶层之首。到了共和国建立，顺序发生了变化，工、农、兵、学、商，文人退居第四。及至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更成了“臭老九”。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复旦不少教授，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倾、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隔离审查、关进牛棚、甚至抛入监狱，文革中统统被赶到干校插秧、挑粪。这种思想批判、劳动改造，也成了共和国前期近三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那个年代，不要说自由自主做学问，连人格尊严都受到摧残。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人格力量。刘大杰就因对思想改造运动有抵触而跳入黄浦江，幸没淹死。孙大雨刚直不阿，虽然被抬举进高知楼，仍我行我素，落得个大右派并开除公职的下场。但他以三分钱一只大饼充饥，仍不断翻译莎士比亚。朱东润更是满身傲骨，批斗者要他自认反动分子，他却昂然高喊：“我是中文系主任！”别人把日本军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仍不肯低头。雨过天晴，获得平反，他90高龄时，还伏案撰写《元好问传》。
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国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在一个阶级专政的时代，中国仍然没有自主的文人阶层；倒是在社会动荡、政治纷争的民国年间，还有一大批特立独行、自由呼喊的文化斗士，为新文化、为现代文明鼓与呼。那时教授们的思想倾向五花八门，但各教各的书，各做各的学问。在古代，你不满现状，还可以隐逸，保持人格，在当代，你却无处隐逸，必须改造，必须表态，哪怕违心，也必须执行。复旦的教授们，虽然有反蒋的，有拥共的，有不问国事的，但因其自由主义思想与新体制发生冲突，所以也很难有好日子过。如陈子展，同共产党人同事过，受过国民党迫害，但建国后因不拍领导马屁而受到错误处理。他至死不明白，为什么总被找麻烦。贾植芳只因与胡风有文人之间的交往，就被投进监狱。他坐过日本人的牢，国民党的牢，仍然要坐共产党的牢，实在令人费解。
我是读着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历代文论》、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张世禄的《古代汉语》等走上文学之路的。而这些教授，都要看政治脸色，随着气候变化，或停止了学术研究，或按照政治形势去修改其著作，否则吃不了兜着走。无论是郭绍虞还是刘大杰，都无法摆脱“评法批儒”的政治干扰，都要根据“儒法斗争”的理论去修改其著作。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简单片面归结为儒法两家的斗争史，这本来是政治家玩弄的权术和阴谋，以此为纲修改学术著作，其结果可想而知。张世禄在政权易手之际，当局给他送来飞机票，要他去台湾，但他没去。这样的语言学家，留在复旦却一直要夹着尾巴做人，常常成为大批判的靶子，只能以“犹把儒冠自误身”自嘲。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每一次政治风浪，都有大批知识分子、甚至知名文人去帮忙或帮闲。领袖要“大跃进”，农业专家就论证出粮食可以“亩产千斤”；党主席要打倒国家主席，党史专家就挖出“叛徒、走资派”的史料。要打倒文人，更是让文人自己出手。文人帮忙或帮闲，许多是被迫的、无奈的。像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一直受到批判，而他又被动员出来批判另一位美学家钱谷融，好在他在报上发表长文时，很客气地说与钱谷融“对对笔记”。戴厚英也是被选派出来批判其老师钱谷融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崭露头角的。文革后，经受挫折的她，终于以小说《人啊，人！》对人道主义作出了反思，在一片反对声中擎起了人道主义的大旗。就是吴中杰自己，也坦承和中文系师生一起被驱上战场，参与批判蒋孔阳的文艺思想。那种环境下，所有人都鬼使神差自觉或不自觉、真心或违心地被推着往前走。
今天文化人的生存状况虽有了明显改善，但在传统的官本位和新生的商品经济的双重夹击下，知识分子是否就能真正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呢？国家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就一窝蜂阐述“中国特色”的依据；中央要“和谐”，社会科学界就纷纷找到老祖宗“和谐”的先知先见。这种跟风“治学”的现象，很值得寻味。
因为我现在仍从事新闻工作，因此对书中复旦新闻系的两位教授之遭遇特别敏感。
一个是王中，他原是接管上海新闻出版的军代表，主持复旦新闻系后，以他办党报的经验，撇开苏联专家那套新闻理论，提出了新闻的二重性——宣传性和商品性。他强调首先要读者爱看，才谈得上宣传效果。这与西方新闻家提出的文化性、商品性的办报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位党员教授，试图建构中国的新闻理论，其结果又如何？只能成为新闻界的大右派，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今天，我们的报刊不都面临着争取读者的生存危机吗？王忠只是言早了几十年，但提得不是时候，有悖于政治潮流。在那个年代，中国文化人，不管有没有错误，都纷纷检讨，而王中，始终不肯检讨，以玩世不恭去“冷眼向洋看世界”。待文革后获得平反，他复出执掌复旦分校校长，想重新完成新闻改革时，可惜只能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最后卧床不起，力不从心了。如果当年没有政治运动，今天中国的新闻业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其实，复旦新闻系更有一位能人，但他今天已不大为人所知了，即使在新闻界，也未闻其人。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却是响当当的新闻记者，而且扬名国际新闻界。他就是曾任美联社、路透社驻南京记者赵敏恒。在今天看来，他的从业行为要在中国成名，是断断不可能的。因为今天的记者，不需要发掘，不需要判断，只要获邀出席官方或商家的新闻发布会，如实记录，或把发下的文件或讲稿交给报刊签发，就是尽职尽责的记者了。但这是什么新闻？这是官方商家的公告，媒体只是传声筒。这样记者是省事了，媒体也失去了反映民意，监督政府，捕捉现象，揭示问题的社会公器的职能。而当年的赵敏恒，不是被动的传声，而是积极的发声，真正去捕捉新闻。
他最为人称道的两件新闻，一是率先报道西安事变。他从通往西安的电报突然中断的蛛丝马迹，进而查获西安交通也已中断，再核实一些情况后，意识到一定是发生兵变，蒋介石被扣留，才会整个西安被封锁。他果断向路透总社发电，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的记者。如果按今天的某些行规，政府还没宣布，也没经过上头审核，这样的新闻就是“造谣”。
赵敏恒的另一次“造谣”，也是率先报道开罗会议。他访英途径埃及开罗转机时，偶然在大街上碰见蒋介石的侍卫长，判断一定有重要动态，于是留下来顺藤摸瓜，见到塔斯社记者，判断斯大林也在开罗，也打听到罗斯福、丘吉尔此时都不在国内，于是意识到开罗正举行同盟国首脑会议，将决定战争进程和世界命运。而开罗邮局也奉命不准向外发送新闻稿，于是他飞往葡萄牙，用加急电报向路透总社发送开罗会议消息。当路透社第一个向全球发布开罗会议新闻时，英国外交部还蒙在鼓里，指责路透社乱发消息。赵敏恒为这个特殊新闻，不仅获得路透社最高奖项，还晋升为远东司司长。
最近，《纽约时报》出版人苏兹贝格病逝，新闻界称之为“捍卫新闻自由的报业泰斗”。奥巴马总统对其也很高赞誉：“毋惧寻求真相，向当权者问责，讲述应当披露的新闻故事”。苏兹贝格就是因为当年顶住政治压力和检控威吓，大胆刊载揭露越战真相的国防部机密文件而引起轰动，触发了反战浪潮。他为此与政府对簿公堂并打赢官司，确立了新闻自由先于政府机密的大原则，让人民有知情权。顶住政治压力，让社会知情，这样的新闻理念，当年赵敏恒也做到了。这位热血记者，不纠缠于两党之争，曾不顾国民党中宣部的压力，及时报道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访问非洲，没有写歌颂蒙哥马利的文章，却报道了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英国政府施压，他拒绝检讨并毅然辞职。当解放军进军上海时，国民党高层，包括宋美龄、上海守军司令汤恩伯、中央组织部长谷正纲都再三催促他到台湾，并送来机票。联合国总部也邀请他去做新闻官。周恩来也托言挽留他。赵敏恒最后选择了留下。
结果新政权接管了报纸后，要他接受思想改造，没有分配他工作。还是复旦校长陈望道爱才，请他到新闻系教书。凭着新闻嗅觉，他在政治气候中闻到“潘汉年出事了”。此事当时内部还没传达，他手中没有报纸，背后没有通讯社，无法率先报道，只能对系主任王中说。王中颇有政治经验，叫他封口，以免惹祸上身。但他还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打成“国际间谍”、“特嫌分子”，后来还被捕判刑8年，押赴江西矿山劳改，破伤风身亡，时年57岁。夫人携儿赶往矿山，要开棺见尸也不获准，后来连尸骨也找不到。文革后期，路透社社长访华，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赵敏恒，被告知已过世。直到1982年才获平反。这样一位新闻才俊，似乎在国人的视线中消失了。但90年代，路透社驻中国首席代表还是找上门，亲自送给赵家人2000英镑以解困。当然，这点恤金，只能是一种敬意的表达，人生的毁灭，却是无法弥补的。
对于赵敏恒人生，吴中杰教授在书中已有详尽生动的叙说，我只是抑制不住敬意和感慨勾勒两句罢了。每一个复旦人，甚至每一个中国文人，都可以大书特书，那里有太多的人生感悟了。共和国60年进程，更可以大书特书，那里有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沧桑，太多的警示了。吴教授的这两本书，虽是沧海一粟，但也极为珍贵，因为它真实，因为它真情，因为它张扬了一种令人期待的人文精神。
我还想说的是，苦难的中国，有多少人曾被打成右派、走资派、黑七类，但获得平反，时过境迁之后，并不是吃了苦头的人就能深谙苦难，都能汲取苦难。有的人尝到苦的滋味，却没悟到苦的危害；有的人只叹息个人的落难，却不明瞭国家和民族的不幸；有的人希望苦尽甘来，却不知苦之根源，甘在何处？而吴中杰教授经历了苦难，却懂得苦难，并能追问苦难，写出苦难，让读者在苦难的追忆中求索清清甘泉。
今天，历史已翻过一页，复旦也气象更新。老者已逝，新人辈出。重温复旦的人和事，令人唏嘘，不禁仰天长叹：魂归兮复旦人！这不独是复旦人的心声，也是中国文化人的期盼。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是复旦的校训，也是复旦重生之灵魂，更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