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之義也﹐故合稱“逃避”。任何“逃”的行為﹐逃生﹑逃亡﹑逃難﹑逃學﹑逃婚﹑逃稅﹐等等﹐所有這些逃匿行為都是對現實的某種逃避。並非任何的“逃避”都是貶義的。逃避不利境遇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是人自身尋求生存﹑發展和完善的權利﹐這種本能與權利的不足和欠缺會導致人的智商(IQ)和社會文明水準的低下﹐而承認和維護這種本能與權利﹐加強逃避不利境遇的學習和訓練﹐培養人的聰明才智﹐是社會應有的基本素質教育。同時﹐逃避不利境遇又是人的弱點﹐這種弱點的積累和膨脹會導致人的情商(EQ)的低劣﹐導致人的自私和邪惡﹐或如見異思遷﹑貪圖安逸﹐或如見死不救﹑乘人之危﹐或如損人利己﹑禍國殃民。克服這些人性的弱點﹐培養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乃至于愛祖國﹑愛人民這樣高尚的道德情操﹐這更是社會最重要的素質教育。這就是逃避不利境遇行為的兩面性特點。

          由于這種兩面性特點﹐對逃離祖國的行為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有叛國之逃(如2004年中國駐悉尼領事館一等秘書陳用林的出逃和造謠生事)﹐也有愛國救國之逃(如上世紀初年孫中山的幾次國外逃亡)﹐還有與叛國和愛國沒有必然聯係的各式各樣的非法之逃﹔即使同屬非法之逃﹐也有在倫理上的正當性(如音樂家馬思聰為逃避文革迫害而去國)和非正當性之分﹔即使同屬非正當性逃離﹐也有情節輕重和社會褒貶不一的差別﹐主要是看當事者逃離的動機和後果。李存信和許家屯(前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社長)的逃離都屬于非正當性﹐但許家屯是因腐化墮落而畏“罪”潛逃﹐且身份特殊﹐政治影響極壞﹐故遭到了社會普遍的譴責﹔李存信卻是為了跨國的愛情和婚姻而出逃﹐且在國外繼續為世界舞蹈藝術獻身賣力﹐故他的逃離行為多被人們所理解和同情。

          然而﹐李存信的逃離畢竟是他個人弱點的表現﹐在當時確實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正如有位讀者所說﹕“李存信是第一個赴美學舞的學生﹐本來中美藝術交流是一個長期的計劃﹐也就是另外九個孩子都有可能赴美學習。李存信的叛逃使這個計劃被迫終止﹐九個孩子失去了人生寶貴的機會。這就是李存信人生的污點﹐如非若是﹐李存信為何多年之後懇請他的恩師原諒呢﹖”

          李存信是以平常心來寫他的書<舞遍全球>(原英文版名為<毛時代最後一個舞者>)的﹐可是一些人卻不是以平常心來評論﹐而是過份溢美﹐反而變成了挖苦人家。例如有的人說他的逃離是什麼“曲線愛國”。他的逃離行為值得同情沒錯﹐但畢竟與愛國無緣﹐哪來的“愛國曲線”﹖又有的人說1979年李存信如果不出走﹐反而顯出他的平庸和沒出息﹐今天的西方芭蕾舞台上也不會有他的地位了。不對﹗中國的芭蕾舞早在1979年之前就已經揚名世界了﹐西方芭蕾藝術界都知道中國有個<紅色娘子軍>的芭蕾舞劇﹐參與其中的李存信也已經小有名氣了﹐怎麼能說當時不逃走就“平庸和沒出息”呢﹖

          我們不否認西方文化文明對李存信的熏陶和造就﹐但是我們反對因此而貶低新中國對他的培養。在那樣艱難困苦的年代﹐一個窮鄉僻壤出了個高雅藝術的明星﹐這只有在新中國新社會才會出現的奇跡。寫書要實事求是﹐暴露中國貧窮落後的陰暗面不能遮蓋中國奮發向上﹑不斷變革的光明面﹐更不能以祖國的某些陰暗面為個人逃離祖國的行為辯護或進行美化。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