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我得到了何与怀博士手赠的新书《他还活着——澳华文坛掠影·第一集》。说起来有点遗憾，我几乎已经记不清这些年间以各种途径从何与怀博士那里得到过多少澳华书籍和文章（包括其本人的编著）了。这本新著，从其“第一集”的命名上就摆明了，是属于其收编自己所写的大量海外文学评述的书系的一个新开始。这就令我捧读之余，掩卷悬想：何与怀博士的写作及其文学活动，对澳华文坛乃至整体的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种思绪其实已不是第一次涌现。就在我获赠《他还活着》的前两年，在应约为暨南大学出版社的一个新版《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之“澳华文学”部分撰写书稿时，我增写了两个澳华文学人物，一是长篇小说《极乐鹦鹉》的作者汪红女士，一个就是何与怀博士。前者对广大的澳华人士而言相对陌生，但却在中澳文学研究的一些小圈子里获得极高评价，认为其提供了澳华长篇小说的语言精品；后者，何与怀博士，则已在中澳两地都相当知名。记得当时我曾用近千字专节描述了何博士的写作实绩和文学活动，可惜书稿被整合重编之时，因篇幅之限，最终只在两处留下了数百字。一处是对澳华文学发展的总论部分提到——
进入新世纪后，悉尼华人何与怀通过主编《澳洲新报》的“澳华新文苑”副刊和澳华新文苑丛书，为澳国、新西兰华文文学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他的兼容并包的编辑方针，反映了不同背景华人移民经验的融合，而何与怀本人的批评写作及其在中澳两地频繁的文化活动，也促进了中澳两地文学的双向交流。《海外华文文学教程》，页241
另一处则是在作家作品具体介绍的部分，我写的述评仅剩下——
“何与怀（1941—），广州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外语系。80年代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澳大利亚雪梨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新西兰中华联合会创会会长、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专版主编。主要写作散文和批评，出版有《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香港当代作家出版社，2004）等，近年主持编辑《澳华新文苑》丛书。作为悉尼最为活跃的文学艺术活动家之一，其散文往往取材于中澳两地的重要社会文化事件和人物，整合相关资料，发为评说或感慨，信息量大且笔端常带激情。他的忆旧、怀人、悼亡之作，感情深挚，文学艺术批评文章也常常是个性化的散文。
何与怀、张奥列和赵川，分别代表了澳华散文老中青三代作者所达到的语言资质和艺术水准。”（同上，页266）
这个书稿的前文其实也提到了不少澳华作家。以上这一段想来是负责操持具体编务者需要把这些作家略加归类，所以突出了何博士、张奥列和赵川对“澳华散文”的贡献。
现在看来，以上描述中的一些具体情况（特别是何博士在一些团体中任职等），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与何博士文学活动的丰富内容相比，信息也过于粗略。然而令我仍感可取的是，这中间的一些评说还是反映了何博士写作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可见于《他还活着》这本新著；再说这也毕竟是中国大陆出版的海外文学史著、教程、通论一类书籍首次对其文学贡献的记载。至少就笔者所见所知范围内，还没有其他类似综述。
在这里我提到这件事，不为别的，而仅仅是为了多少还原草撰书稿的彼时所涌现的感想和认知，结合新读何博士赠书的体会，以助时人对何博士作品及其文学活动之意义的评量。从我的角度看，这样的评量至少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何与怀博士身体力行投入华文文学、移民文化建设，帮助大量文学写作者、爱好者、评论家和研究者所体现的一种古道热肠、一种责任感。
我认识何博士，是始自1998年，那时我在90年代前半期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四年之后，又已在中国执教几年，带着写一部涉及澳华文学的博士论文的计划复返澳国作了数月的集中调研。当时所见，和我具有类似背景的“四十千”同胞大多已在澳国安居乐业、甚或发家兴业，我则孤身背着行囊到处求访多年前的文学资料和人物，有时不免令人觉得匪夷所思。某日在悉尼唐人街一个茶叙上初识何博士，他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并介绍、比较了自己在新西兰读博士和后来从商的经历，认为文学和学术也是一种人生之满足，当时这很令我生发路遇知音之感。2000年，我的论文已以《“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为书名出版，何博士得知后，迅即向我发来电子邮件，鼓励有加，并约我如果到澳洲，一定联系他。2002年我又一次返澳，何博士这时已经是一个澳华文学艺术诸般事务缠身的忙人，但他迅即安排与我见面，相谈甚欢。当时他主编的《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专版，很快就刊发了题为〈穿越代际时空沐浴中外思潮记录心灵挣扎寻求身份认同 澳华文学研究成果引发中澳两国学界关注——访钱超英博士〉的访谈报道稿，竟有数千字的篇幅。这个举动为我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它不仅是我研究工作的信息在澳大利亚的一次积极的传播，而且同时也传播了澳国及其华人社区对文化发展、形象建树、“身份”确立的自我承担，以及对相关努力的激励信息。回想起来，澳华报人吴惠权、张奥列也曾经以书写和媒体之便给予过我很多台前幕后的支持，而何与怀博士的这篇访谈稿，以及其后他对我部分研究文字的刊发，则代表了这种支持的最新一波。它们多年来一直给予了我关注澳华文学问题的极大动力。后来我还得知，庄伟杰、刘熙让（刘奥）、丘岳首、杨恒均……诸君在中澳之间的相关研究，也都先后得到过何博士的鼎力帮助和支援。我于是心知，秉持“薪传和弘扬中华文化永远是各地华夏子孙义不容辞、或者说自然而然的职责，也是一种宿命”的何与怀博士，原不待我等示谢、报恩。他确实不仅当得起前文所说是“悉尼最为活跃的文学艺术活动家之一”之称誉，而且我相信，这种“活动家”在世界上任何华人社区都是不可多得的。在红尘滚滚的工商业社会，在物质生存和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华人移民环境（这种环境在可见的未来还不足以发育出如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那样专门化的华语文学“行业”），何与怀式的“文学活动家”的存在，实在是海外文学之幸运，首先是澳华文学之幸运。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一种近乎“不可理喻”的出奇与“荒谬”。很多文学读者应该记得朱大可认为华人或华语的文学可能处在一种“盲肠”处境的评论，语虽奇崛，但也直指了一种残酷的现实。然而，现代文学其实就是在直面荒谬、挑战荒谬中证明自身的。在看待西方文学时，这不是什么很难理解的问题，但是说华文文学也不妨如是观，可能就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了。如果说，全球化的世界其实也是碎片化的世界，那么谁又能说，海外文学不会是一片自有其奇迹的传奇天地？我相信，何与怀博士多番奔走于中澳两地的文学聚会，尤其是多次走入中国的华文文学年会、研讨会的会场时，庄重的笑意中带着的正是这样的自信与执着。
我和何博士多番在这样的会议行程中交错相遇或相违。去年秋，我陪同他前往暨南大学（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主理学校），与我的导师、原会长饶竼子教授和现任会长王烈耀教授等一众学人座谈，席间何博士出赠其《他还活着》一书时，我忽然顿悟到这个原先我觉得不太明白的书名的深意：“他”乃是一种志业的人格化、一个聚散无定的“荒谬”群体的人格化、一种执念的人格化。它以此告诉人们：澳华文学乃至整体的海外华人华文文化有着如严歌苓所谓的“顽韧”生机，“他”存在着，一如星空，无论多么遥远，看似明灭不定，但它的确在转动。
其次，评量何与怀博士的书写和活动，还应看到，他并非一个小圈子的活动家，而是一个试图把文学的美感和哲学思辨的敏锐结合起来，把地区性的文学经验和全球性的文化视野结合起来，把族群的、民族的身份和普世的、多元的立场结合起来的探索者。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看到了某种区域的华人华文文学，从朱大可所说的“盲肠”处境中跳脱出来的希望。
比如，何与怀在着力“为深入研究澳华文学提供一些线索”（见《他还活着》一书中〈追寻“新大陆”崛起轨迹〉等篇）的时候，非常注意学界、评论界一些重要的前沿观念，就是怎样把华文文学从各种地区性的历史中，提升为对人类文学都具有例证性、解释性的思想材料。何与怀博士新书中的文章，积极采用了从澳大利亚“新华人”（一个我使用过概念，意指中国大陆背景的新移民在上世纪后期大批涌入后华人移民的新构成）中间萌发的解释观念，如“精神难民”等，用以阐发海外文学的潜在意义。其实这种努力在何与怀博士那里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限于《他还活着》一书，谓予不信，试看其七八年前在《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一书中已有的一番论述。
何博士在书中分析“精神难民”如何必然和“漂泊”、“流放”、“流亡”、“逃亡”这些概念相关联。他说，例如在〈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一文中，刘小枫指出，流亡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维度，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以至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或临界处境。早在人类精神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期，流亡话语就已经突出地呈现出来：荷马史诗《奥德赛》以流亡为主题；《旧约》全书整个来说是流亡话语的结集；屈原的《离骚》可视为第一部汉语流亡文学作品，而孔夫子则把流亡视作一条在道不显的时代的生存之道。流亡话语伴随着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正如流亡伴随着人的存在，直到今天，不仅未曾减少，反而更显突出。海德格尔（M. Heidegger）曾用“无家可归”的彷徨来标识二十世纪的存在症状，“无家可归”的处境就是流亡。值得进一步考虑的是：也许人本来就没有家，家园只是一个古老的臆想观念，人永远走在回家的途中——旧约创世纪早告诉过这一点，而人过去总以为自己在家，二十世纪的思想不过重新揭开一个事实而已。
何博士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叶发生在中国留澳学生文学圈中的有关讨论。其中朱大可对他界定的“流氓精神”(“流氓”就是“流亡”)作了一次分析。朱大可的论述也让一代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在心灵上多少可以得到解救：华人在外漂泊，其实古已有之、从未止息。因此，“离弃国家”的道德评判并不成立，或者可以不加理睬。与此同时，他认为人们只是在寻找一个又一个“土地家园”，而他对实在的“土地家园”并无信任感。他提出三代“流氓”——“丧地者”、“丧国者”和“丧本者”，但三种流氓精神都使人陷入“存在的迷津”。他启示人们去寻找超越其上的“终极家园”。朱大可揭示了现代人文化身份的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对个人和世界理解上的混乱和空虚，但他的建立“终极家园”的指引对许多人来说不免带有类宗教的神秘性和虚无性。
非常可贵的是，何博士很早就肯定了刘再复的“文学对国家的放逐”的命题。他介绍过刘再复1994年出版的《放逐诸神》。刘在这部书中第一次提出这个命题，他说，对于这种放逐，可以用某种现实的价值尺度加以批判，但是，在文学领域上，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文学获得形而上品格所必须的。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刘再复再一次指出：优秀的作家，总是拥有一种一般作家所没有的天马行空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把时髦的潮流从自己的身上抛掷出去，也可以把实体结构意义上的国家从自己身上抛掷出去，而带着精神结构意义上的国家（即文化）浪迹四方。何博士在他的〈高行健的逃亡哲学与流亡文学〉一文中，评述而且反驳了各种或左或右的对高行健的攻击、批判，高度肯定了高行健的“逃亡哲学”的意义与“流亡文学”的成就。
何与怀博士讨论了刘再复、高行健、朱大可、刘小枫等人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从而提示了一个更大的、不限于澳大利亚华人文学的思想背景。
又如，何博士《他还活着》一书尽管很多篇章都是对澳华人士的悼亡之作，但我们很少读出传统上感受这种现象所谓“客死异乡”的无奈伤感，而更多是对死者业绩的从容追怀，有些甚至是乐观的回忆。这仅仅是一种散文笔法的问题吗？我认为，这背后其实是有关“我（们）是谁”这种身份认同问题的新理解。而这种理解也是何与怀博士多年思想探索的一部分。还是让我再引这本新书问世以前的文字——
我们似乎不必在“原乡”“异乡”的观念中纠缠，不必为“在家”“不在家”或“有家”“没有家”的感觉所困扰而不能自拔，不必因为“土地家园”不是“终极家园”而极度怀疑而灰心丧气。作为一个“世俗”的人，我们应该有平常心也应该拥有积极的人生观和广阔的历史哲学视野。
一百零二年前，梁启超在太平洋途中(当时他自日本乘船到夏威夷游历)，感怀身世，写下这样一段话﹕“余乡人也，九岁后始游他乡，十七岁后始游他省，了无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簸、所冲击、所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不得不为世界人焉。”(“《汗漫录》序言”)今天是21世纪，全球化的大趋势极之明显，我们──特别是作为移民的我们──是否更应该做一个世界人并以此使我们当下的生活更具有可信度呢﹖
那么，世界主义是否可以作为世界华文作家(当然包括澳华作家)的世界观﹖（《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页55-56）
何博士这一问，意味相当深长。
当然了，从理念上设计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身份方案相对容易，在面对实际问题时能否以一种理性的、批判性的立场来处理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这里又有一例。
这个例子涉及到对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具体评价问题，读者可以直接在《他还活着》一书的附录部分找到。这是就1999年汕头大学版《海外华文文学史》主编所撰写的〈导论〉中两个重要观点的批评。简单地说，何博士不同意该书〈导论〉认为海外华文文学近些年的发展标志着海外世界有一个“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趋势的认识，也不同意把海外华文文学称为“中国文学一部分”的观点，更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被批评者在反驳批评时上纲上线的方式。其实何博士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确然以某种方式在海外存在，而且一直存在着，他只是不同意把这夸大为对一个中心的“回归”，而忽略其海外的特殊生态；他也并不否认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具有深度的联系，而只是不认为用中国文学的属性就足以解释一切汉语文学现象。这些本来并不深奥的问题，要由一个对华文文学如此投入的作家挺身指出，本身其实就需要他在民族文化身份和客观的批评理性之间有一种睿智的平衡。我认为，何与怀博士的见解——不管他所批评的对方是否能接受——是出于一种力避偏见、寻求真相的立场，不愿人云亦云以迎合成说、不因身为华人而漠视多元世界。我理解，在何博士那里，这反而是有利于扩展华人华文文化包容性和生命力的必由之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何博士可以因其“世界主义”就不再面对其同时也是华人的身份问题。其实，还是在前述的语境中，何博士就意识到——
在世界主义的精神照耀下，人们发现，“认同”之路曲折而且漫长。“认同关切”永远是世界华文文学(当然包括澳华文学)的灵魂。（同上，页56）
那么，接着，我们借《他还活着》一书对何博士的评量，就还可以再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写作，包括这本新书所收编的文字，是如何和澳华文学、海外文学的一些基本主题发生联系的？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才能确认，《他还活着》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澳华文学世界的一个新收获？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先遇到的是，在一些执着于创作与“非创作”文体标准的人看来，何与怀博士主要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但这本书除了附录部分是较直接着眼于理论的文章外，其他多为夹叙夹议、甚至夹抒情抒怀的文字，所以我又觉得新版《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把他主要放在散文作家组合中进行描述，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处理（因为该书——其他同类书亦然——并没有安排专门的批评家组合）。更进一步说，现代的批评理论（比如从已故名家雅克·德里达开始）已经不再把创作与非创作、虚构与非虚构、文学想象与历史真实甚至是政治理论等的分野看得很重要。不是吗？很多“文学作品”其实基于“纪实”（海外文学尤其如此），很多“严肃的”宣告和报道其实也在说谎（甚至求取真相的考据式努力也需要用想象去跨越很多事实证据上的断环）。那么，我们就算把《他还活着》看做一部文学作品又何妨呢（试想一下书名所取的其中一篇〈他还活着，而且……〉的主角武力先生，澳华人士围绕他的失踪编了多少故事和传奇）？好了，现在的问题是，假如这本书本身就是澳华文学的一个成品的话，那么它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澳华文坛的一些“文学特色”呢？我的答案是：的确如此。
这里限于篇幅，我想置其他细节于不论，单就其非常集中的“悼亡”主题来说一说。十余年前，我在那本《“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提出：世纪之交澳华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死亡”——或者是真实的死亡事件被纳入文学想象，或者是想象性的人物的不幸遭遇、故事结局的营构，又或者是把死亡当做一种比喻、象征来使用，等等。而“死亡”，我认为是澳华作家处理身份认同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何与怀博士的这本新书，相当多的篇幅涉及亡人，尤其是第三辑全部是悼亡之作，而此辑前面的文字，也不时涉及死亡这个命题。比如首辑写武力事件、其他多篇文章也在引述作品、评述事端时有直接间接的涉及死亡的主题。我的意思，倒不是说何与怀博士有一个明确的写作意图要去“证明”死亡是澳华写作的一个贯穿性的主题。事实上我认为何博士决不是要用这本书去印证什么写作理论，而且这种所谓的写作理论也不是为了让写作者循此去发现写作模式的（否则这个世界上泛滥成灾的模式化写作就将更为泛滥），它更多的是对一些已有的写作现象的一种选择性的解释方式。但是，我认为，何与怀博士这本书所“偶然”汇聚的死亡话题仍然重要。第一，它们都在说明死亡是人生面对的紧要事件，当然也自然是文学的重要主题；第二，在一个“新大陆”的华人的死亡，的确是澳华作家（包括何与怀博士）的写作所非常重视的；第三，正如其书名所提示的，何与怀博士是强调一种伴随着死亡的生存（“还活着”）以及死后之生（被悼亡之人留下了足迹、记忆、作品来与我们相伴而行），那么这种普遍的人生命途的品味是否融合了澳华移民身份寄属的浩茫感慨？换句话说，何与怀博士所着力的死亡与生存之间的书写（不论是何种具体人事引发）是否与他的“‘认同’之路曲折而且漫长。‘认同关切’永远是世界华文文学(当然包括澳华文学)的灵魂”的认识有关？我还记得，墨尔本的欧阳昱博士——另一位穿行于中澳的作者和学者——曾在一篇风格非常激烈的作品中把一个“中国诗人”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比喻为“死中之生”，或者说，在这个国度的自由生活就相当于一种死亡：“不死地生活在一种死亡中”（to be deathless while living a death一个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句式，出自欧阳昱的英文长诗〈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第29章）。那么澳华文学呢？我又记得，朱大可在为它（至少是它的一部分）赋予那个著名的“盲肠”比喻时就解释说：盲肠是活的机体中一个近于死亡、失去机能的部分。这样，无论是就澳华人生而言，还是就澳华文学的挣扎与进取而言，何与怀博士的《他还活着》中的“死亡-复生”书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值得有心的批评家加以挖掘，虽然这种挖掘和何博士“常带激情”的作品相比，会是一种更冷静的操作，甚至不无冷酷。在何博士这个“文学作者”所未必承认也未必预料到的情况下，他和他的书本身可能已为澳华文学的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对象，这不也是一种有关作家与批评家、作品与评论关系的常有设置吗？把何博士惯于据有的批评家角色置换成为一个文学作者的角色，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人们或许会更容易意识到何博士之“博”——他的文学意义的多面性。
当然，详细地梳理《他还活着》中哪些具体篇章、具体文字是怎样与澳华文学的诸种主题形成扭结，已非本文的任务。本文已经过长。篇幅的限制也使我不便再提出其他的方面来评量该书及其作者。但是我认为以上几点仍然包含了一些有效的角度。第一点涉及的是作者的为人，第二点涉及的是其思想格局，第三点则涉及到把该书作为典型的澳华作品来分析的可能性。
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我认为，何与怀博士的写作及其文学活动是一个重要标志，它意味着澳华文学正在经历实质性的发展，这种发展包括具有某种“全面性”的文学人格的出现、具有某种深度的主题的持续开发、对整体的世界华人华文文学的根本命题贡献着有特色的言说。在此，我表达自己对何与怀博士的敬佩与祝贺。
2011年5月11日凌晨于中国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