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影《一九四二》，观众会有各自的理解，对于那段历史，那场灾难，也可以有各自的解读。因为我是报人，对于电影中的两个细节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大公报》披露了河南大灾荒，让民众知情，令蒋介石震怒。另一个是《时代周刊》报道了河南饿死人的惨况，令蒋介石尴尬，不得不部署赈灾。那场灾难是天灾还是人祸，姑且不论，但《大公报》、《时代周刊》的实事求是和兢守敬业，不仅揭开了真相，记录了历史，同时还为新闻界作出了公平公正的表率。

        据说，当时的《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就因这个为民请命的报道而被逮捕，惨遭刑讯。总编王芸生的社评戳到政府的痛处而受到停刊处分。然而，他们却为国家、为民众，拿出了良心，为社会、为历史，竭尽了职责。在我敬仰这些报人的同时，不由想到了最近读到的一本好书《海上学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的两位报人。书作者是现居悉尼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吴中杰教授。书中道尽复旦的新老教授及上海文人的人生波澜、品性学识。其中复旦新闻系的两位教授之遭遇特别令人唏嘘。他们和王芸生、张高峰一样，都是令人敬佩的、真正的报人。

        复旦新闻系有一位能人，但他今天已不大为人所知了，即使在新闻界，也未闻其人。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却是响当当的新闻记者，而且扬名国际新闻界。他就是曾任美联社、路透社驻南京记者赵敏恒。在今天看来，他的从业行为要成名，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许多记者，不需要发掘，不需要判断，只要获邀出席官方或商家的新闻发布会，如实记录，或把发下的文件或讲稿交给报刊签发，就是尽职尽责的记者了。但这是什么新闻？这是官方、商家的公告，媒体只是传声筒。这样记者是省事了，媒体也失去了反映民意，监察政府，捕捉现象，揭示问题的社会公器的职能。如同当年的张高峰不囿于记者招待会，而是亲赴灾区、战区体察民生一样，赵敏恒也不是被动的传声，而是积极的发声，真正去捕捉新闻。

        他最为人称道的两件新闻，一是率先报道西安事变。他从通往西安的电报突然中断的蛛丝马迹，进而查获西安交通也已中断，再核实一些情况后，意识到一定是发生兵变，蒋介石被扣留，才会整个西安被封锁。他果断向路透总社发电，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的记者。如果按今天的某些行规，政府还没宣布，也没经过上头审核，这样的新闻无异于“造谣”。

        赵敏恒的另一次"造谣"，也是率先报道开罗会议。他访英途经埃及开罗转机时，偶然在大街上碰见蒋介石的侍卫长，判断一定有重要动态，于是留下来顺藤摸瓜，见到塔斯社记者，判断斯大林也在开罗，也打听到罗斯福、丘吉尔此时都不在国内，于是意识到开罗正举行同盟国首脑会议，将决定战争进程和世界命运。而开罗邮局也奉命不准向外发送新闻稿，于是他飞往葡萄牙，用加急电报向路透总社发送开罗会议消息。当路透社第一个向全球发布开罗会议新闻时，英国外交部还蒙在鼓里，指责路透社乱发消息。赵敏恒为这个特殊新闻，不仅获得路透社最高奖项，还晋升为远东司司长。

        最近，《纽约时报》出版人苏兹贝格病逝，新闻界称之为“捍卫新闻自由的报业泰斗"。奥巴马总统对其也很高赞誉：”毋惧寻求真相，向当权者问责，讲述应当披露的新闻故事“。苏兹贝格就是因为当年顶住政治压力和检控威吓，大胆刊载揭露越战真相的国防部机密文件而引起轰动，触发了反战浪潮。他为此与政府对簿公堂并打赢官司，确立了新闻自由先于政府机密的大原则，让人民有知情权。顶住政治压力，让社会知情，这样的新闻理念，当年的王芸生就做到了，赵敏恒同样也做到。这位热血记者，不纠缠于两党之争，曾不顾国民党中宣部压力，及时报道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访问非洲，没有写歌颂蒙哥马利的文章，却报道了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英国政府施压，他拒绝检讨并毅然辞职。当解放军进军上海时，国民党高层，包括宋美龄、上海守军司令汤恩伯、中央组织部长谷正纲都再三催促他到台湾，并送来机票。联合国总部也邀请他去做新闻官。周恩来也托言挽留他。赵敏恒最后选择了留下。

        新政权接管了报纸后，要他接受思想改造，没有分配工作。还是复旦校长陈望道爱才，请他到新闻系教书。凭着新闻嗅觉，他在政治气候中闻到“潘汉年出事了”。此事当时内部还没传达，他手中没有报纸，背后没有通讯社，无法率先报道，只能对系主任王中说。王中颇有政治经验，叫他封口，以免惹祸上身。但他还是在“肃反运动”中被打成“国际间谍”、“特嫌分子”，后来还被捕判刑8年，押赴江西矿山劳改，破伤风身亡，时年57岁。夫人携儿赶往矿山，要开棺见尸也不获准，后来连尸骨也找不到。文革后期，路透社社长访华，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赵敏恒，被告知已过世。直到1982年才获平反。这样一位新闻才俊，似乎在国人的视线中消失了。但90年代，路透社驻中国首席代表还是找上门，亲自送给赵家人2000英镑以解困。当然，这点恤金，只能是一种敬意的表达，人生的毁灭，却是无法弥补的。

        说到复旦新闻系主任王中，他原是接管上海新闻出版的军代表，主持复旦新闻系后，以他早年办党报的经验，撇开苏联专家那套新闻理论，提出了新闻的二重性--宣传性和商品性。他强调首先要读者爱看，才谈得上宣传效果。这与西方新闻家提出的文化性、商品性的办报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位党员教授，试图建构中国的新闻理论，其结果又如何？只能成为新闻界的大右派，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今天，我们的报刊不都面临着争取读者的生存危机吗？王中只是言早了几十年，但提得不是时候，有悖于政治潮流。在那个年代，中国文化人，不管有没有错误，都纷纷检讨，而王中，始终不肯检讨，以玩世不恭去”冷眼向洋看世界’。待文革后获得平反，他复出执掌复旦分校校长，想重新完成新闻改革时，可惜只能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最后卧床不起，力不从心了。如果当年没有政治运动，今天中国的新闻业又该是另一番景象了。

        今天，历史已翻过一页，当下的河南，已不復1942，当下的复旦，也气象更新。老者已逝，新人辈出。温故1942，温故复旦人事，我衷心地向忠于职守的前辈报人致敬，向护国忧民、捍卫人格尊严的中国文人致敬！

      本文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后，吴中杰教授告知，复旦新闻系已扩建为复旦新闻传播学院，与宣传部门联合办学，政治挂帅。其实《大公报》也已姓党了。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