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 

明天就是1980年国庆节，韦哲生估计，他过去一同下过乡的萧芳，很有可能会来他家找他，就干脆待在学校里，避而不见。他对今晚的国庆晚会也毫无兴趣，便一头钻进教室里，继续猛啃李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这是最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皇皇巨著，刚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已经是第三遍攻读了。这书的内页上，随便翻阅哪一页，都会给你姹紫嫣红般的感觉，因为在那一行行严谨的方块字下，在他认为是重要观点的句子下，均用红蓝铅笔，少则画上一道波浪状的红杠杠，多则呢，红杠杠下面再加一道蓝杠杠——表示重中之重哦。有的地方竟然是，两道杠杠，似乎还不足以显示其重要性，必须在下面再加上几个圆点点，以示这是关键句子中的关键词。还有些页面的上下左右，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龙飞凤舞的蝇头小字——若套用学术界的说法，叫“眉批”。这些潦草乱涂的文字，似乎为这本书的两翼插上了学术飞翔的翅膀。

经过近半个月日日青灯黄卷的连续研读，韦哲生发现连哲学泰斗所著的书，竟然也有不少错误。于是，他就像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年轻那会儿，刚刚搬到巴黎郊区圣·杰曼的时候，深深地体验到了一种理智上的危机。本着笛卡尔式普遍怀疑的原则——我怀疑，故我存在，他禁不住在日记中偷偷写道：“我的哲学思想已经进入晚期……”。后来有一次在宿舍里闲谈时，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十月二日晚上，向前进通知他，龚维忠明天上午九点，要找他谈话。他颇有点儿诧异！总支书记找我干吗？我又不是党员，有什么可谈的？故而当晚，他并没怎么在意。甚至晚上做梦的时候，他居然还梦见了黑格尔哩。挺吊诡的是，他当时尚在梦中，却能神志清醒地断定：是黑格尔！就是他！那冷俊沉郁、目光炯炯、拉长着老脸的黑格尔，十分狡黠地望着他。他似乎即刻就读懂了黑格尔那嘲讽的面孔所要表达的意义：你小子，要想成为哲学家吗？还是看看你能不能读懂我的《小逻辑》吧。呵呵！

不知大祸临头的韦哲生，不卑不亢地，走进了总支办公室里面那个小房间。但那空气凝滞、沉郁兮兮的阵势，着实让他打了个冷颤！横摆着的办公桌正面，龚维忠在中间正襟危坐，他那因严肃而蹙起的银灰色眉头，使他的脸耷拉下来了。荣崇德在他的左边，紧挨那面将这大房间一分为二的铅灰色木板壁。总支干事呢，则坐在龚维忠右边，左手摆弄着信笺纸，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呈“人”字状地紧握一支钢笔，那笔尖裂开得像老鹰的喙似的。她一付整装待命，要记录下庄严历史时刻的紧张样儿。桌子的右侧坐着张玉梅。

韦哲生未经龚维忠的示意，就擅自坐在他的正对面。龚维忠心里一怔：这家伙不好对付！他早就听说，韦哲生深得那位《哲学原理》课程的教授的赏识，让他担任“七七级哲学学习小组”的组长，专门在业余展开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活动，而且这个小组在教务处还挂了号的，是响当当的大学生研究学习小组。而且他还知道，韦哲生能言善辩，是擅长理论思维和逻辑思维的高手。一想到这里，龚维忠竟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才好。还是张玉梅反应快，她假装认真地介绍了韦哲生一番，权且作这些领导都不认识他。

 “韦哲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嗯？”龚维忠似问非问地开了一句头。

“呃……”，这位书记是什么意思，韦哲生一时把不准。但他确实知道今天是几号。“十月三号。没错，应该是十月三号。”

“十月三号，唔…… 十月三号。真有你的。你可能真的是想不起，今天的日子会意味着什么。那我就告诉你吧，今天是郝新运出大事的日子，是他的忌日！”龚维忠不由自主地提高了他那嗄声。

“这……管我什么事呢？这与我有关吗？”韦哲生随嘟哝随开始不安起来，便用他那拇指和食指呈八字形扎煞开的手掌，顺着宽阔的前额，胡乱地、下意识地，往后梳理着稀稀拉拉的头发。梳了一下又一下。还扶了一把他那闪过一道道亮光的厚厚镜片，紧盯着龚维忠，又瞟了一眼张玉梅。

“当然与你有关哪。真是不吉利的日子。”龚维忠斜瞟了一下他的搭档。“你知道，你出了什么事吗？灾难临头的大事？”

“哦？什么大事？”韦哲生嘴里虽这样说，但他立马意识到，这事儿可能与萧芳有关，正是郝新运这“不吉利的日子”，让他霍然联想到这一点。但他没联想到萧芳会告他。

“你被别人告了，被狠狠地告了！哼哼，你成了第二个郝新运了。噢，不，你成了第三个郝新运。你知道不？”龚维忠满脸涨得通红，一迭连声地说。

荣崇德颇似善意地提醒一下韦哲生：“第二个郝新运”，是指七八级被开除回家的那个。

“我……我不明白。”韦哲生当然不愿意相信被萧芳告了。

“你不明白？我看你明白得狠，只是不想承认罢了。可你不认也得认，也许这就是命！唉，你们这七七级的人，怎么都是这等的命？”龚维忠又立即打住，因为身为书记，说“命”这个词，总归是不当的吧。“呃，韦哲生，是你自己承认，还是要我说出来？还是那句老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党历来的政策，永恒不变。”

“这……我不知从何坦白起。我……”韦哲生边吱吱唔唔边思考着对策。

“你比郝新运还要倔。那我就向你宣布：你的那个对象，那个萧芳，她把你告了！”

不啻一记晴天霹雳！但他本能地抵挡着。“她……她凭什么告我呀？她告我什么东西啥？何况，她又不是我的对象。”

“哈哈！你真会撒谎。她不是你的对象？如果她不是你的对象，为什么她‘十·一’的前一天，就到你家里去哪？而你为什么又要躲着她？她到处找不到你，因为你这些天，根本就没有回家。你居然连国庆节都不回家，你想干啥？她找不到你，当然就只好找到我这里来啦。她昨天下午来告的你。”龚维忠眼神中不容置疑的寒光，冷冷地直刺这个呆头呆脑的书生。

韦哲生一时哽咽住了。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他一直忽视了萧芳告发他的可能性。他以为他俩的关系早就断了，早就处理好了。自从郝新运出事以来，他曾认真地或隐约地思考过萧芳有可能会告发他。但他非常自信，或者说有把握的是，他和萧芳没有发生过关系；既然根本就没发生过关系，那萧芳即使再爱他，也不会发生告他的事情。

韦哲生因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慌乱，竟不知如何应对才好。但他毕竟是三十出头的人，见过的世面至少比洪跃进要大得多，何况他擅长狡辩。他那根维系生命本能的神经信号，竟然闪电般就接通了——他想好了这样一个权宜性对策：否认萧芳是他的对象。

“萧芳不是我的对象。自我上大学以后，根本就没有与她有任何来往，至少三年没有来往了——”。

龚维忠猛然打断他。“那你还是承认，你俩过去还是有来往的——你在农场插队落户的时候？你怎么解释你们俩在农场的那段关系？是什么关系？嗯？你必须老老实实向组织上坦白。”他又重操起两年前审问郝新运的那套言语系统。

韦哲生随即以哲学家般的怡然和沉静，坦述了他跟萧芳的关系。他十八岁从江城市知青下乡，来到湖北南部蒲清县的千岛湖农场。由于不善于巴结农场的领导，一干就是十二年。既没有获得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的资格，也没有弄到回城的指标。在他高考的前两年，萧芳也作为蒲清县城里的知青，下乡到千岛湖农场。他向龚维忠等人承认，他俩曾经好过，是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但即使在他俩交往的那两年，他也并没有把她当作他的对象，因为“我比她大十岁。我们搞对象并不合适，我只是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再说，我在农村战斗了十二年，但我一直都没有放弃回城的希望。我不愿意在农村安家立业，也根本不可能和她结婚。所以，我们在农场的那段关系，不能叫对象关系。”

“哈哈！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啰！可惜呀，萧芳告你的时候，可不是像你这么说的。她一口咬定，她就是你的对象；你也是她的对象。这是板丁丁的事实。而事实胜于雄辩。无论你怎么样狡辩，都逃脱不了她是你的对象这一客观事实。唔，你还要我拿证据，她是你的对象的证据，给你看吗？嗯？”龚维忠像机关枪似的哒哒地怒吼，下巴上的那块嚢肉不停地颤动。

“可是，如果她是我的对象的话，总得有构成所谓‘对象’的标准吧？也就是说，得有符合‘对象’的条件。或者我们总得搞清楚，究竟什么是‘对象”？”韦哲生那秃瓢儿般前额锃亮的脑袋，终于超常地冷静下来，像哲学家那样睿智地提出概念问题，来将这帮子人一军了。

“得了！你问我们？”龚维忠站起他那全身发福的身子，带着鄙夷的神情撩了一圈他左右的同事。“唷嗬，你问我们什么是对象？这太可笑了！还要我跟你下定义吗？你不是很擅长哲学的吗？这从你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嘛 …… 再说哪，一个热衷于搞对象的人，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对象，反倒过来要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他边愠怒地说，边踱起了向外翻的八字步儿。

“反正……如果什么是对象的定义都不清楚，怎能说别人在搞对象呢？”韦哲生似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这句钻牛角尖儿的话。

“韦哲生，你别耍癞了！问题不在于给对象下定义——这是哲学上的诡辩论，而在于活生生的事实，你和她搞对象的事实。萧芳的检举信中说，她一下乡，你就盯上了她，向她大献殷勤。因为她刚来，不适应，你就认为机会来了，就像一条毒蛇贪婪地死盯着它的猎物。不是吗？本来是该她干的重体力活，你帮她干了；她在受别的粗鲁男人欺侮的时候，你挺身而出。你还帮她在场领导那里为她争工分嘞！还有……呃，太多了，简直是说都说不完哟。”他用右手弓起的大拇指骨节，使劲擂他那嫣红的大蒜头鼻子，仿佛他擂得越厉害，韦哲生搞对象的事实就越多、越明显。

“那这就更能说明，我是把她当小妹妹看待的嘛。这压根儿就不是搞对象。”韦哲生不失时机地逮住了一个揶揄龚维忠的机会。

“浑帐！还有你的嘞。你经常半夜里还呆在她房间里不想走，你把她弄到你房间里给她做好吃的，还约她在湖边上跟她谈什么哲学。更有甚者，你们俩经常偷偷跑到一个什么僻静的小岛上去，双双钻到树林里面去……干吗哪？嗬，这不是搞对象，那是搞什么呢？”

“您说的这些，也不能算是搞对象。至多算是友谊，是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眼下还不是在提倡革命友谊吗？”韦哲生突生一计，想用偷换概念的方式，精妙地愚弄一下这位书记。

“哈哈，你又在胡说八道！友谊？得啦，男人和女人之间讲什么友谊？男人和女人有什么友谊可言？你在偷换概念，你以为我不知道？哼哼，你懵不了我。友谊，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表明的，只存在于革命同志之间，而且是同性的革命同志。男人和男人之间有友谊，女人和女人之间有友谊，但不能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友谊——”。

“这……恐怕不对吧？”韦哲生忍不住打断了龚维忠。“有什么理论上的根据说，男人和女人之间，就不能有友谊呢？好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也没这么说过呀。”韦哲生抬头用厚厚的镜片睃了一圈在场的人，仿佛是向他们求援似的。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还用得着经典作家来阐述吗？你不是喜欢下定义吗？那我今天就教你一下，怎么样给友谊下定义。所谓友谊，就是革命同志之间基于远大共产主义理想而建立的不图回报的行为。友谊就是指革命友谊，就像电影插曲《铊铃》所唱的：“革命生涯两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龚维忠说完，颇为得意地瞅着他的搭档，似乎马上就会得到他同事的友谊性的捧场。

“可是，您这种说法太狭隘。在革命之外，就没有友谊哪？人，总不能光搞革命嘛。还有别的呀，至少，还有日常生活呀。日常生活中的男女，就是有友谊的嘛，比如，孔子与他的女弟子南子，不就是师生之间的友谊吗？”

“你的例子根本不能说明问题。原则上说，异性之间无所谓友谊。因为友谊是不图回报的，甚至是无条件地给予。你看，革命同志之间，何曾奢求过回报？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列宁和斯大林之间，毛主席和周恩来之间，等等。可是，你和萧芳之间就根本不是这样。你向她大献殷勤的那些个丑态，无非是想让她回报你，并且是用她的身体回报你。最终呢，你得到她，占有她，让她成为你的人，成为专属于你一个人的人，成为……你的女人。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萧芳没有回报过我，我也从没有想得到她的什么回报。我就只当她是我的妹妹。事情就这么简单。我更没有占有过她，她也从来就不是我的女人，不是——”。

“哈哈！你不打自招了，”龚维忠没等韦哲生说完，他那短锉骨突的食指直捣向韦哲生的鼻尖。“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你的话里有话，是不是？你的话里有弦外之音，不是吗？得了，我听出来了。我们大家都听出来了。（龚维忠又瞟了瞟他的同事们）你占有过萧芳，你得到过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和她发生过关系。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全兜出来吧！”

“您又在胡乱地作逻辑推论。这些都是您瞎推出来的，根本不是事实，您得拿证据出来。您前面不是说，事实胜于雄辩吗？那就拿事实来呀！”韦哲生心里有底，他才不怕龚维忠的吓唬咧。

“好呀，你跟郝新运一样，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得，我现在就满足你的要求，也好让大家开开眼界。”

龚维忠坐下来，拉开中间那个抽屉，手指在档案袋里窸窸窣窣摸索了一阵，拿出一个淡粉红色塑料封皮日记本。该封皮的设计考究，在左上角与右下角对称地飘荡的几绺黛绿色柳条之间，是一幅题名为《龙飞凤舞》的精美传统工笔画——一条长着一双秃鹫般爪子的苍老巨龙，在缥缈的云端，首尾曲状地飞舞；一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古典美女，在裙袍和彩带的飘洒摇曳中，挥舞着闪亮的双剑。日记本的内芯呢，也特讲究，每隔十页横条状的格子纸，就插有一幅像封面那样精美的工笔画。只是这日记本封皮的背脊和上下两端上，略有破损，多少昭显出其年岁的久远。

龚维忠手持日记本，边上下掂着，边死盯着韦哲生。“嘿嘿……怎么样？这个东西……你认得吧？我猜你准认得。你肯定认得。说说，它是什么？嗯？”他禁不住嘴角滑过一道道几乎看不见的诡谲笑意。

当这个粉红色的东西一跃入韦哲生的眼帘，他心里就猛地咯噔了一下。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一种仿佛是属于自己的某种东西。他那坐在椅子上的身躯，俄而绷得紧紧的，但他那大脑的各个角落，却霍然如光速般被串通了。啊！这是我的东西，是我曾用过的、写过的笔记本。天啦！它怎么会在这里？它怎么落到了这帮人的手里？霎时间，他脑袋里似乎还有一个黝暗的角落，暂且没有被神经信号接通，宛如一条小河在雾蒙蒙中突兀地拐了个弯，不知流淌到那里去了。是的。他能确认，眼前的这个东西，是他的，可就是回忆不起……

“怎么样，铁证如山了吧！我看你没法抵赖了，还是赶快承认了吧，免得耽误大家的时间。”龚维忠在韦哲生眼皮底下胡乱地翻阅日记本，让其纸页一张一张地飞过，有如吊足韦哲生的胃口。

“这个东西……是我的，我承认。可是，纵然这东西是我的，那又能怎么样？它能说明什么问题？”韦哲生不再惶惑，眼睛大胆地看着龚维忠。

“你问得好。呵呵，问得真好。说明什么问题？一句话，说明你跟萧芳发生过关系。还有什么比这个日记本，更能说明你和她发生关系的证据吗？嘿嘿……”。他略显俏皮地撩了一眼荣崇德。“这个证据足够了。真的足够了。我们不再需要什么别的证据了。”龚维忠情不自禁摇晃着脑袋，又像是在自说自话。

“请问，这个日记本，怎么样能证明，我和萧芳发生过关系？”韦哲生似乎想掌握主动权，改变这被动局面。

“太妙了！你问的又是一个好问题。那好，你是不是想要我跟你朗读一段听听？只要我读一段你的日记，就表明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色鬼。”龚维忠武断地说。

“请读吧。反正我不怕。人正不怕影子歪。”韦哲生张起了他那命运悠关的耳朵，静心听着。

“好，韦哲生，你仔细听着。大家也都仔细听。”为了表示公正、公开的原则，他找到他要朗读的那一页，把它凑在荣崇德胸前，就像通常选举“唱票”时作“监票者”状。“我开始念了。呃，好，在这里。这里写得清清楚楚。喏，你的字还写得蛮漂亮的哩 ……‘1977年5月25日，晴。’这是写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天气。第一段是这样写的：‘火红的五月，万象更新。窗外明月皎皎，蛙声阵阵……’。省略号。唔，这里打省略号，是意味深长的。请大家注意！我们已进入关键的一刻。第二段才是最关键的。韦哲生劈头第一句就这样写道：‘今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最幸福的时刻啊！’紧接着，又是省略号。然后写着：‘萧芳和我’。再次出现省略号。接着又写：‘萧芳把她最美好的东西给了我’。还是省略号。下面……真丢人哪！真是难为情哦。简直没办法再读下去了。没法再读了……”。龚维忠神秘地合拢日记本，不容分说，就将它放回了中间的抽屉里，那身手之迅疾，速度之快捷，宛如小偷藏匿刚偷来的脏物那般。
    “可是，天地良心！这些话，就算是我写的，可也并不能说明什么呀，至少不能说明，我和她发生过关系呀。龚书记你不能冤枉好人哪。”韦哲生这才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做梦都没想到，龚维忠竟然会抓这样的“辫子”。

“什么？我冤枉你？可笑至极！组织上根本不会冤枉你。我们党历来是，从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这本日记表明，你就是一个与女性随便发生关系的人，一个赤裸裸的坏人。你还想狡辩？”

“我没有狡辩。我只是说，这些话，并不能说明我和她发生过关系。”

“哈哈！那你就跟我说说，跟在场的其他领导说说。你说，呃，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你跟萧芳做那档子事，还要‘最幸福’啦！嗯？你说，有什么东西比男女搞那个事，还要属于……唔，按你的说法，属于‘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最幸福的时刻’啊？说白了，‘最最幸福的时刻’，只能是男女搞那个事的时刻。你搞了那个事，你有亲身体验，所以你才这么写。没搞过这种事的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写的。不管他的想象力有多么丰富，他也是写不出来的。不是吗？”龚维忠又开始了他如此那般的“逻辑”推理。

“龚书记，你误解了我写的‘最幸福的时刻’那个词。它并不是您说的那个意思。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我是很兴奋，因为那晚萧芳主动在我脸上亲了我一口——”。

“喔哟哟，亲你……亲你哪里啦？”龚维忠下意识地站起来，猛地打断了韦哲生，似乎“亲哪里”的问题是整个事件的突破口。“嘿嘿，不会是脸上吧？如果只是亲在脸上，你能有那么兴奋的感觉吗？你能写出那样的词吗？”

“我凭天发誓！是亲在脸上，因为这样的事是第一次发生。事后我一高兴，写日记时，就写得有些夸张。真的很夸张。”

“夸张？你真会狡辩。恐怕……不止是个夸张的问题吧。还有嘞。你再说说，还有什么东西，比你俩发生关系更要紧的，以至于让你写出‘萧芳把她最美好的东西给了我”？你这句话，更不是随便写的。凭良心而论……”。他那肥嘟嘟的微颤的手按在胸腔上，仿佛那真的就是人的良心的所在地。“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她‘最美好的东西’，大家说说，除了她的贞操，也就是她的处女膜之外，还有什么最美好的？啊？”龚维忠涨红了脸，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他喘息了十几秒，咽下一口唾沫。“韦哲生，是你，你那天晚上，夺取了那可怜的女人的贞操！”

“我没有！事实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我所写的‘最美好的东西’，是指萧芳的情感，是指她最美好的情感。我的意思不过是，那天晚上她把最美好的情感——也可以说是爱情——献给了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更不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意思。”

“你不要再狡辩了。这样狡辩是没有出路的。再说，你日记中还有其他许多地方，都多次暗示你俩发生过关系。你是不是想要我继续来读你听呀？不过……”。龚维忠抬起左臂，瞥眼发现水雾蒙蒙的手表盖下，那分针和时针“背”在了一起。“咦，已经过了十二点，我们今天就此打住。你回去给我老老实实写思想检查，三天后交给我。你的罪行，我们日后还要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