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
他把肉体安置到远离人群的地方
作者:商震 发布日期:2013-12-23 17:53:11 浏览次数: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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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作荣走了!
当我从协和医院太平间的冰柜里抱着他的头,把他放进棺材里时,我才相信。在八宝山,当他的肉体燃起熊熊火焰时,我才相信。
面对他肉体被点燃的瞬间,我低着头,任泪水无所顾忌地流。火葬炉的门闭合,一个活生生的韩作荣,就再也不会和我喝茶、抽烟、聊诗、嬉闹、倾诉心底的细语了。我独自走回告别厅的广场,仰着脸默念: 韩老师,你走吧。这易逝易朽的肉体,并不是你精神的最好居所。接着,我就背诵他的《自画像》一诗中的最后几句:
“我的心,跳来跳去
血管已捆不住心脏
自然,我也是高傲的
我的骨头坚硬,可以碎裂,绝不弯曲
我肮脏的血肉,宁可交给火焰
也不留给蛆虫”
他真的走了,给我留下了真正的清冷与虚空。从此以后,我要一个人面对这泪眼背后的模糊世界和无法填补的哀痛。
韩作荣走了,死于心梗。像他活着时一样,宁肯堵着自己,也要把疏朗留给别人。
我心中的韩作荣,是宽阔与寂寥的。他常常板着庄严的脸,其实,庄严的后面是一颗希望自由欢快的心。他这一生旨在追求真诚,对说假话的人和作品中的伪抒情深 恶痛绝。然而,在到处布满虚假的现实生活面前,他又不得不避让或委屈地认可。他使劲抽烟,让烟雾遮盖他的表情,他一口接一口地喝茶,让眼睛只看着茶色由浓 变淡。更多时候,他逃避虚假的办法,就是把自己设计进诗歌的世界里。他的诗歌是他给自己营造的一种虚幻而又真实的“文化幸福”。使他的诗,即有古典的庄严 又有现代的跳脱;抒情可以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意象不多又皆恰到好处。他的诗,都是在虔诚、苛刻,我行我素中完成的。所以,他平素寡言,只有和他谈诗或其它 文学样式时,他才夸夸其谈。
二十几年来我们朝夕相处,我目睹了他多少书、写了多少读书笔记,创作了多少诗歌、散文、理论和其他类作品。他的勤奋、刻苦和韧劲是我望尘莫及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和韩作荣在抚顺相识。那时,所谓相识,不过是握握手,寒暄几句。1991年,我“漂”来北京,开始和他一天比一天密切地来往,直至成为一个人的两个分体。
那时,他住在和平里北街甲五号,和王燕生老师楼上楼下。我几乎三天两头地坐在他的那个被他抽的烟熏黄的书房里,一坐就是一个晚上。聊诗歌,聊人生。有时, 想喝酒了,就喊着王燕生老师一起下楼去喝。彼时,他很能喝,王燕生老师更爱喝。我们三人喝两瓶二锅头,很轻松。酒后不误对诗歌和人生的判断。后来,我的兄 弟李犁、陆健也加入了我们喝酒聊天的行列。一次,陆健从河南来,带了两瓶河南产的白酒,我俩就去韩作荣家,喊他和王燕生老师一起在他们家的楼下一个小饭店 里喝,两瓶喝完,王老师高呼不过瘾,就又喝了两瓶。结果是他和王老师都喝醉了,我们要送他们回家,他两个坚决不让,我们就蹲在马路边想看他们回家后再走。 这两个人在大马路的中央,互相搀扶又互相搂抱,盘桓了许久。我在路边,高喊:“嘿!快看,两个老头在练拥抱呢!”从那时起,我知道:王老师的酒量并不很大,韩老师的酒量也不是不可测。后来,我们哥仨,常把他两个喝醉。当然,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的还有徐刚、叶文福等老师辈的人。那时,每和他们喝一次酒,在学识和见识上都会有所长进。酒是通道,是打开话语的通道,是我偷师学艺的通道。1993年, 在盘锦,我被这几个老师级的大哥给狠狠地整了一回。晚上,大家出去喝酒,他们把我夹在中间,我的左边是王燕生,右边是徐刚。喝啤酒。我五瓶落肚要去厕所, 徐刚说:“你小子不是能喝吗?不准你去厕所,看你能喝多少?”并指挥王燕生:“燕生,别让他出去。”喝到第七瓶,我实在挺不住了,可这两个老哥就是不让我 出去。韩作荣这时说话了,他吐着烟,一脸坏笑地说:“哎呀,你从瓶子里灌到肚里的东西,再灌回瓶子里嘛。”徐刚和王燕生一听,乐了。纷纷说:“对,你小子 有本事就尿回酒瓶子里。”王燕生顺手就拿起个空酒瓶子给我。我也毫不含糊地将两个空酒瓶子尿满。韩作荣在那一晚上的喝酒中,一共没说几句话,而这一句话, 像是在使坏实则是帮了我。
1994年, 我父亲查出癌症,并做了手术。那时,我的收入也仅可用于一般的生活,供养父亲治病还是勉为其难的。韩作荣知道我的经济状况,就每隔一周左右来医院看看我父亲,走时,一定会在父亲的枕头下塞个信封,里面或一千或两千块钱。那时,韩作荣是《人民文学》二编室的主任,他的工资也不过是两千块钱左右,他送到医院的钱,我想,一则是他的稿费,二则是他借的。虽然,后来我也一直没问过他这些钱的来源。一次,父亲的病情加重,他和几个朋友来医院看望。我父亲睡着了,一朋 友说:“商震,你也别把自己熬坏了,走,出去喝口酒吧。”我看了一眼熟睡的父亲并和护士交代几句,就和他们出去了。那晚,我们大家喝得都很克制,唯有老韩 喝得很是猛烈。他按着我的肩膀说:“商震,你爸爸有你这样一个儿子,心里会很踏实的。今后,你不要跟我客气,有什么需要你就说,用钱用人都来找我,我会尽全力。”就是那晚,我在心里下定决心:我父亲走后,老韩,你就是我父亲。
1996年,为稻粱谋,我受聘一家电视台做编导,10月,我正在外地拍片,接到韩作荣的电话:“赶紧回来,下周一到《人民文学》报到。”我即刻辞去电视台的工作,回到北京,按他要求到《人民文学》报到。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天天相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