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诗丛的坚守与作为主编的情怀
一
岁月可以拉开时间的距离，却拉不开对《中国诗人》的记忆。同样的，许多事物会逐渐在我们的视野中淡化，却淡化不了一本历经风雨沧桑、已坚守阵地达四分之一世纪的诗丛，尤其是创办人之一、现任主编罗继仁先生的生命意识、文化姿态和敬业精神。
一本好的刊物就是一道美的风景，廿五年来以丛书形式编辑出版的这本诗歌丛刊，叠加在一起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面对着书架上陈列的一卷卷《中国诗人》，很多熟悉的名字渐次缤纷闪烁于眼前。诗人们带着对诗歌的热爱、期待和希冀，放飞了心灵，绽开着绿意，在这个以“中国诗人”命名而铺展的平台上，吟唱浸透心血的诗句，凝成诗歌的韵脚，在这里共同收获满怀的惊喜和诗意的丰盈。有的在这里激扬文字，把心声寄怀于天地间，托举一片平和安详的霞光；有的在这里指点江山，抒写生命之歌，伴随自然的脉律播洒天籁之音；有的在这里踏歌而行，从城乡深处追赶阳光穿越了时间的隧道，让灵魂蹈响着春天的舞步……
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一种充满诗意的憧憬，负载着无数灵魂的骚动。通过《中国诗人》这个站台，诗人们延伸远行的跫音、张开痴情的守候、激发内心的呼唤，拉长了梦里梦外的文字长廊，记录着跋涉探索的心路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诗人》足以构成为当代中国诗坛的一种象征——一段关于诗的历史氤氲的图景已然定格在这里。难忘的是，那些涉足的脚步蓄满了诗文的芬芳、神秘和本真，那些混合着梦想、苦难和希望的颜色，乃至簇拥生命蓬勃激情或律动大千风情的和声，让斑驳而湿润的岁月，在一个充满功利而浮躁的时代，盎然回旋着悠远而灵动的诗性光芒……
二
风雨可以让记忆褪色，但无法吹散缠绕于《中国诗人》的那份情结。
若果没有记错的话，在上海应运而生的《中国诗人》，刚好与笔者出国前联袂福建两位诗人以自办发行的方式共同主编的《名城诗报》同年同月——1988年8月。后因笔者跨出国门（1989年12月），把孤魂漂泊于另一个半球，这份诗报再坚持数年就“退休”了。那年代，要创办一份纯文学的报刊着实不易。尽管《中国诗人》因种种缘由在最初的几年仅出版4卷16期，然而，料想不到的是因为以书代刊出版，它竟然出现在悉尼唐人街的中文书店里。那时，我正在主编澳洲当时两大中文刊物之一的《满江红》杂志，相比于其他留学生同胞较有空闲四处溜达。在异国他乡，甫一见到《中国诗人》，亲切得如同幸遇多年的老友。惊愕之余，二话没说就各挑一册（期数不全），紧抱回“家”慢慢欣赏。更为奇巧的是，当《中国诗人》的“圣火”传递到罗继仁先生手里，大约与笔者海外漂泊十年之后重归故国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的时间相近，那是1999年的秋天。当然，以上的述说只是本人的“一厢情愿”。认真说来，笔者真正与罗先生打交道，应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当时从国外回来，不愿让自己对于诗歌（文学）燃烧的那份激情熄灭，于是重拾文学梦，断断续续地袅绕自己的诗歌“香火”。2001年的某日，我斗胆寄了一组拙诗请罗先生审阅指正，他从中挑选了三首（《蝴蝶如是说》外二首）刊发于《中国诗人》2002年春之卷上。收到他亲自寄来的诗丛时，我发觉，经罗先生接手主编的这本诗丛，不仅“荟萃各种风格流派，容纳新诗百家精华”，而且是我所见到的诗歌刊物中最注重诗歌批评与诗学理论建设的。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和喜欢。譬如“诗歌论坛”、“诗苑点萃”、“新诗多元色”等栏目的开设，无疑让这本诗丛增加了更富诗情的内涵和更具诗学含量的元素。我为自己的作品能登于其中而深感荣幸。
在时间的河道里航行，许多感人的故事在波光浪影中畅然流动。当我一边继续创作，一边转向于诗歌（文学）批评与研究时，我知道要发表评论比发表作品的机会更少、也更难，尤其是诗歌评论。但我看好《中国诗人》，便直接把稿件寄给罗先生。我们并不相识（直至今天尚未谋面），但他处理我的诗评论稿件总是很快，令我既惊讶又感动。有时我评论的对象是诗坛新星，他总是热情地回复说，请这位诗人提供照片或诗集照片。如此奖掖后辈和扶植新人的宽宏气度，叫人心悦诚服。我私下在想，作者与编辑之间，之所以能建立起一种挚诚而友好的往来和联系，盖其源在于作为编辑本身既有伯乐的眼光、专业的操守和敬业乐业的精神。罗继仁应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我庆幸自己遇上这样的好主编。当我从诗友芦苇岸、黄恩鹏那里，从诗人未凡、邢海珍、盖湘涛等人的文章中，知道他本身就是诗人，写了许多好诗，出版过诗集，曾在《芒种》当过诗歌室主任及编辑部主任，担任过《诗潮》主编时，心想凭他的实力，完全可以继续从事写作什么的。退一步说，他完全可以怡然静坐于书房中，自得其乐地品尝书香，打发日子，安享退休之后更加从容自如的美好时光。但他似乎注定要走上一条“甘为她人作嫁衣裳”的漫长旅途，成为一名优秀的诗歌编辑家，或者说，他注定要成为《中国诗人》的总导演，为我们、为当代中国诗坛导演一部令人为之感叹的诗歌连续剧。这是诗坛的幸运，是一个特定时代诗歌的幸运。于是，自从接手《中国诗人》之后，他殚思竭虑、心无旁骛地扑在他所钟情和耕耘的园地里。尽管走向边缘的诗歌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他的内心却未曾丧失对于诗歌所具有那份热爱和向往。“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他以不变应万变，以坚守诗歌精神高地的姿态来对抗现实世界里的浮躁与喧嚣。他是这样告诫青年诗人的：“做编辑，就要大度，不能小家子气，即使那些恶毒了我们和骂过《中国诗人》的人，只要作品好，照样给予发表；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世事如烟，不要看重那些浮华的声名，不要去凑那追名逐利的热闹，无论过程怎样，最终只有沉淀下来的东西才是自己的。”（芦苇岸：《守望精神高地的缤纷记忆》，《中国诗人》2013年第5卷）如此清醒、豁达和宽容，让我们看到诗歌不断生长的可能性。这对每一个热爱诗歌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
看来，一个杰出编辑的出现，总是要牺牲或付出了许多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劳动、心血和代价，更需要具备一般人所难以承受的责任和重负。毕竟的，《中国诗人》并非官办刊物，而是具有民间精神、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一本诗歌丛刊。其生存之艰，其压力之大由是可想而知。每每想到这里，想起这位远在北国的诗坛拓荒者，就令人禁不住生发一种敬意之情。
三
以笔者个人的切身实践与体验（笔者移居海外之后，曾连续担任一刊一报的社长兼总编八年有余），一本文学刊物的优劣或成败，是与执掌者即主编的办刊定位、编辑思路、谋划方略、文学观念、人缘交际、乃至心胸气度等密不可分的。由是可见，编一部当代文学（诗歌）史，如果缺少对刊物、编辑这一环节的考察和观照，恐怕是难以完整而立体地描述文学（诗歌）的生产、传播乃至影响过程的。
倘若说一部厚重的民族史诗是架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并让所有的诗性生命和思想复活，那么，一本好的诗歌丛刊，则无声地记录着时间碾过的痕迹，驱使着一个个鲜活的诗歌精灵，在历史与文化的怀中跳动，汇合成一个特定时代的心灵档案，或者证实诗歌（文学）艺术不可断裂、也不会消亡的理由。如是的话，一本好的诗刊，则可深度地见证及参与到诗歌历史的进程和艺术流变中。它不仅为诗人提供在场的平台，同时张扬着一种写作动向，也引发着一种诗潮的不断汹涌和激荡。中外文化史上，许多好的出版物，都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也发挥过推波助澜的特殊效应。如此例子举不胜举，恕勿赘言。正因为这样，一代诗人作家的成长壮大，往往和一些出版物（媒体）的推动是紧密相关的。远的不说，就说《中国诗人》，在这份诗丛上发表过作品的除了有艾青、臧克家、昌耀、公刘、邵燕祥、辛笛、孙静轩、林子、顾城等为数众多的著名诗人外，这些年来，刊发了一大批在当下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作品和评论文章，其中仅长诗就有25部，而且数位诗人获得各类文学（诗歌）奖的作品是在《中国诗人》首发的。值得一提的是，洛夫的代表性长诗《漂木》，李松涛的跨文体长诗《黄之河》、马新朝的长诗《幻河》，还有我曾撰文评论过的女诗人林雪《大地葵花》的部分作品及青年诗人芦苇岸的长诗《空白带》，都是从这里向诗坛辐射出去的。此外，王鸣久、潞潞、傅天琳、牟心海、伊沙等诗人的长诗力作，以及韩作荣、孟浪、多多、雷平阳、杨键、庞培、刘川、贾桐树、桑克、李轻松、娜夜、陈美明、张首滨、张成德、三色堇、鹰之、沈苇、左岸等诸多实力派诗人（恕笔者无法一一列举），都在这里留下了鲜明而独特的声音或印痕。
由此可见，一本诗丛延伸的足迹，总是伴随着一批诗人延伸的足迹。也许这就是它为当代中国诗歌史所定格的缩影。换句话说，举凡有远见卓识的名（主）编，无不具有塑造名家、发现新人的智慧和眼光。走过廿五个春秋的《中国诗人》就是最佳的注释。进一步说，一本诗丛影响力的扩大，同样离不开主编者的胆识和气魄，尤其是在诗歌（文学）走向边缘化的今天，仅靠自筹经费出版发行的纯文学丛刊，往往因为一个出色的主编自身形成的特殊魅力，便构成了这本刊物的精魂和魅力。当我们面对这份高品质高品位的大型定期出版的诗丛，而今已办成一本在海内外具有影响力，且被诗人诗评家们普遍推崇的重要阵地，我们同样要向为这本诗丛解囊相助、尽献义务的诗人如贾桐树、潘洗尘、陈美明等慷慨之士致以敬礼。
四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历来就不缺提口号者，甚至不缺有头脑有思想的人，但缺的是把美好理想践履并获得成功的人。一句话，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空谈的思想家，但缺少强有力的行动家。因此，我敢断言，在这个年代，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脚踏实地的行动，是不惧风吹雨打的实践家。
在笔者的心目中，罗继仁就是一位笃实履行诗歌理想的实践家。长期间的文学编辑生涯，让他深有感触：要从事一种纯粹的文学编辑或文学写作，倘若没有坚定的信念、纯粹的热爱和本真的追求，是很容易被嘈杂的尘世搅乱而动摇意志的。在文学（诗歌）刊物普遍处境十分窘迫的商业化时代，一本诗丛的命运，在严峻而残酷的现实境遇中，生存的可能性是令人担忧的。稍为松懈或趋于媚俗，一本刊物就可能从历史的角落、文化的边缘地带和读者的视野里消失。是故，作为守护人类精神高地的主编们，实际上就是在为这个时代的诗歌守灵。与其说这是在编辑一本诗丛，毋宁说是在守住自己内心的诗歌（文学）信念。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那些为诗歌（文学）出版物耗尽心血的人，就等于抱守一种信念，并能够将这种信念转化为实践的行动者。
有坚实的行动必然有坚实的收获。曾经一度停刊的《中国诗人》，为何转身交至罗继仁手中，从此一路蜿蜒一路开拓一路前行一路走向更加坚实辽阔的新天地，而立于不败之地呢？作为主编的罗继仁为何心甘情愿为此付出美丽的艰辛，不惜精力和时间投注于《中国诗人》“股”呢？在纯文学刊物命运辛酸的生存境遇和文化语境中，为何《中国诗人》能走出一条不平凡的路程并成为当下诗坛的一大亮点，或者说打造成一个独特而靓丽的品牌，在当下诗坛产生特殊效应和重要影响呢？面对这些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驱使我们有必要关注和探讨这本诗丛的命运历程与其主编的编辑策略和思想观念的内线互联，有必要探究《中国诗人》这样一本自主创办的诗丛得以影响中国诗坛的特殊个案意义和品牌传播价值。
我之所以把《中国诗人》看作是当代诗坛的特殊个案，是因为这本诗丛身上可以让我们生发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意识）。而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自身的生存和成长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是否具有值得传播的品牌效应？这将直接影响着通过这个窗棂（媒介）所推出的诗歌产品是否足以引起人们关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为一个诗歌的在场者、一个内行资深的文学编辑，罗继仁似乎深谙其中三昧。依我浅见，称他为当代诗歌编辑界的斫轮老手，洵非溢美之辞。从他执掌《中国诗人》以来，我们起码可以看出：开放姿态、包容意识、策划才能、调整更新、广结善缘和不断探索等诸因素都是相当明显的。
五
记得笔者首次在该刊发稿的那一期，北迁关外的《中国诗人》已经历三个雪季，正常推出了九期。恰恰是从那一期起，“《中国诗人》从封面到版式，都做了较大调整，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这意味着它交流层面的扩展，以及和广大读者进一步的亲近。同时，也说明‘立足五千年，面向新世纪，以诗的艺术良知，沟通海内外华人诗人的情感世界’、‘倡导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合，支持有探索精神的诗歌作品’的办刊宗旨，得到了广大诗人朋友和诗歌读者们的衷心认同。”（见《中国诗人》2002年春之卷•编后片语，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如此朴素而恳切的话语，的确令人欣慰。并且从中窥见：主编者力求突破诗丛固有的局限，以更新的视野来善待诗人，推广诗歌。这种办刊方针，无疑的为诗丛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诗歌的尺度。难得的是，出于心灵的互通和责任的共守，为衔接当时已告终刊的《青春诗歌》（张常信主编，笔者曾在该刊发过作品），《中国诗人》也从该期起，开设了“青春诗歌”刊中刊专栏，登发青年诗人精短而优美的诗作。按主编的话说：“这既是对原《青春诗歌》活泼、灵动、传统的接续，又是对《中国诗人》刊发长诗、大型组诗较多，风格沉稳、厚重的一种调整和丰富。”（出处同上）可以说，认同和接纳一种属于青春性的诗歌生产方式，力求让诗歌的交流层面呈现出更加开阔的诗性空间，既体现出主编者的襟怀和风度，又为诗丛赢得更多的作者群和读者群。
诚然，以开放姿态办刊、调整版面和扩大阵容无可厚非，也鼓舞人心。然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以精准、专业而又独到的眼光从来稿中发现那些期待视野中的诗歌力作，并与诗丛的办刊宗旨和定位产生对接及互动，让诗丛的品质和特色如一面鲜亮的旗帜在精神高地上飞扬？也许，这正是很多试图在格局和品位上焕发风姿的刊物所难以解决的难题。拥有25载光阴的《中国诗人》在一路探索中做到了。可以肯定，今天的《中国诗人》，毫不疑问的已成为国内的诗歌名刊，成为探讨当下诗坛不可或缺的诗歌研究资料。重要的是，它并非官办，也不蹈入主流意识形态而束茧自缚，而是立足边缘拓展空间自由翔舞，其亲和力和能见度由是可见一斑，自然的也更加深得人心。这凭借什么力道呢？窃以为，一是凭借主编罗继仁的精心编辑和出色的策划能力，二是他身上所具有的宽宏气量和人文情怀。
如果说诗歌（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劳动，个人性的呈现及主体性的创造是至为关键的，是难以用策划可以成就的。那么，在当代文化境遇中，办报创刊则是需要用策划来运作的。编辑创办刊物毕竟与创作有异。一本刊物（或一套丛书）的出版要引人注目，要让读者认同、接受和购阅，必须要有亮点，有看头，有情趣，有价值内涵，且呈现出多样化和丰富性。为了吸引海内外的关注，赢得良好的口碑，罗继仁以自己多年的编办经验，既不断调整编辑思路，又紧紧地抓住“现代、先锋与探索并重”等特色。一方面团结新老诗人齐飞共舞，促进作品与评论紧密呼应，兼容并蓄前卫、先锋与传统的优秀诗作，倾情推出新锐和实力诗人群。另一方面，尽力打造和增设诸多新颖而别致的栏目，如“开卷诗人”、“诗方阵”、“大视野”、“诗对话”、“诗论坛”、“诗高地”、“诗观场”、“诗人雕塑”以及“散文诗档案”，既打造了自己的鲜明品牌又深受读者的喜爱。
认真说来，众多栏目的命名和设计，有的带有创新意义和发现眼光，如“开卷诗人”、“大视野”、“诗对话”等栏目，当可视为诗丛自身的价值判断，堪称是策划意向和价值取向的“二向”（度）并举，在诗人与读者中颇为吸人眼球。当然，个别栏目纯粹是为了配合诗丛的需要而设定的。但正是通过这些栏目策划，主编罗继仁与众多诗人建立了一种持久而友好的关系。他一边通过栏目将诗人个体进行一定的归类，一边灵活地通过这种归类让诗人们获得一种自我认同感，由是带动和牵连了新的作者源。譬如“开卷诗人”的隆重推出，既激发了某个诗人渴望在此栏目亮相登场的可能，又能因此而组到优质稿件和推出优秀诗人，从而提升诗丛的吸引力和知名度。
值得重提的是，《中国诗人》在同类刊物中，最注重批评与诗学建构，让诗与思形成同构呼应，而且倾向于突出当代性（意识）。众所周知，当代诗坛之所以常常被读者和知识界指责为诗歌批评的“缺席”，诗学声音的“失语”，究其源在于许多专门性诗刊在编辑中缺乏这种理论视野和前瞻意识，即便偶尔有类似文章出现，大多是鉴赏式的浅析，要么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诗人的作品拿来翻检重炒，缺乏当代意识且老调重弹。《中国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只要是有的放矢的、有利于诗学建构和当代诗人成长的深度论述，都不惜版面予以推出，并作为一项主打工程。编者除了在“开卷诗人”和“诗方阵”重头戏中为诗作（人）加配评论，每期在“诗论坛”、“诗漫评”等专栏还大幅度刊登关注当下诗歌的优质评论文本。记得美国华文女诗人、《常青藤》诗刊主编姚园曾来信询问：“国内有哪家文学刊物注重刊发诗评论？”笔者不假思索地回复——《中国诗人》！并告之通过这本诗丛，几年来笔者接连发表了一系列的诗歌评论。承蒙主编的青睐、呵护和奖掖、读者们的厚爱和诸位评委公正客观的甄选，笔者荣幸地获得“《中国诗人》25周年优秀诗评家奖。”这份礼遇和优待，对我个人来说，既受之有愧，又心存感念，唯有化作一种鞭策的动力激励自己。至为关键的是，《中国诗人》在诗学声音匮乏的当下，“重在汉语诗人精研作品的精神时态”，特立独行地为汉语新诗的当代性进程发声，为诗歌界留存了一道特别的景观。因此，从一本诗丛的壮大发展，从一个诗学气场的形成，我们可以窥见到一个主编的灵魂脉搏；反之，一个主编的灵魂脉搏，在无形中同样构成了这本刊物的风神秀色。而今，《中国诗人》以深厚的底蕴、坚定的步伐、精进的姿态、独特的风采，在良性循环中渐渐建立起自己的格调。于是我们发现，一本具有自己特色的诗丛，其成功的背后一定站着一个智者，并且跃动着一颗宽厚、仁慈和高贵的灵魂。
六
思绪万千，余言不尽。作为一个诗爱者，作为《中国诗人》的忠实读者，在《中国诗人》诞生25周年之际，我想自己应有一点文字“行动”，用来表达自己的些许想法或一孔之见，包括对这本诗丛的祝福和祈祷。于是，不揣浅陋地用带有断想式的漫谈在这里饶舌。词不达意，语无伦次之处，敦请同行方家、诗人朋友们指谬、补充和提出宝贵见解。当然，如果我提出的把《中国诗人》作为特殊个案来加以观照和审示的论题，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和诗学价值的话，那么就足够令我手舞足蹈一番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以上的评述并非是指罗继仁及其所主编的《中国诗人》，没有任何瑕疵、不足和需要加以完善之处。金无足赤。一本诗丛在岁月风雨中历练和成长，难免会有粗糙和一般性的作品出笼。然而，有不尽如人意处才属正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诗人》一直坚守在高地上，并以诗意的独特存在，为中国诗歌、为当代华文诗坛营造了一处别样的桃花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参照案例，并成为一个值得探研的诗歌事件而耐人寻思。
是的，“二十五载长相守，《中国诗人》正年轻”。为了让当代华语诗歌走向更加坚实、大气、开阔和浑厚的理想境界，为了让世界性诗歌中的中国气派和特色因素更加突显，即便现实和时代以痛苦或无用来回报我们对于诗歌的追寻，我们也不后悔。永远！
2013年金秋时节于华侨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