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1977年敞开国门后，世界认识中国其中一个间接的途径就是从看张艺谋的早期电影开始的。张艺谋最成功的电影是《红高梁》，而〈红高粱〉的成功得益于作家莫言的同名小说为之提供了一个具有冲击力的故事框架及富于视觉想像力的广袤空间。
2012年诺贝尔奖项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是瑞典诺贝尔奖委员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中国作家莫言。
但如果世界以为张艺谋的电影或者莫言的小说理所当然为你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的窗口，那就错了。其实长期以来正是张艺谋电影中展示出来的“中国形象”很长一段时间将世人，特别是西方认识中国带入了一个误区。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的先锋人物，张艺谋有幸成为最早在西方世界知名的中国导演之一，他的作品因此成为西方人最早看到的中国影片。除了《红高粱》，还有《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一个也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等。这些电影主要取景地在中国的黄土高原，西北农村，其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主要是那些伴随着张艺谋成长的“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母亲”的年代。张艺谋电影中的主人翁主要是生活和劳作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农民。其故事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在讲述男女主人翁在压抑和扭曲的社会或历史环境中不屈从于命运安排和世俗约束，当被安排甚至是被强制的婚姻与爱情分裂时，挣扎和反抗着大胆追求爱之精神和肉体欲望。他们在夹缝中，甚至在黑暗中不顾一切地追求爱的实现的曙光。从中释放出人性中崇尚自由，向命运抗争的精神。
也许张艺谋这些早期电影可以被归类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尝试。其现实主义主要表现在他电影中的故事大都取材于现实世界中，特别是中国农村中普通人的命运。而他的浪漫主义主要体现在他从这些压抑和扭曲的现实故事中加上了想象的反抗和叛逆激情，讴歌了在绝望中男女 “偷情”或者野合的浪漫。 张艺谋孜孜不倦地讲述着那些在封建婚姻捆绑下人为了追求真爱不惜偷情和“野合”，那种农村式的，荒原上，田野里的原始的，本能的，粗野的，狂放的男女之爱。除此之外，当然这种浪漫还表现在他的电影风格上，在摄影中加入了对强烈色彩极其夸张和大胆地运用，对画面的精美讲究。
出生于1951年的张艺谋，大西北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的成长之地，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他有过13年的下乡经历。这特殊的经历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他对大西北农村情有独衷，加上其曾经当过国民党的父亲一度被打成过反革命的家庭经历也许炼成了他对人性中被压抑和扭曲的敏感，对压抑之下张扬反抗冥冥中地渴望。除此之外，张艺谋本身是学摄影而转做导演的，西北农村广袤的高原，那强烈的阳光，鲜艳的色彩，绵绵不绝的农田，那些凸凹有致的土窑洞的画面，农民们被烈日和风霜雕刻般的脸庞也许更能让他的摄影机找到强烈的感觉。张艺谋的电影一直以夸张，强烈的的色彩取胜，那些浓墨重彩的镜头画面常比故事本身更夺目枪眼。
艺术家的最高境界当是超越局限。超越自身，时代和想像的局限。
一个无法超越和突破局限的艺术家是难以创造出伟大的具有永恒感染力的艺术作品的。
然而张艺谋的局限是一直无法超越黄土地高原，无法超越自身经验和认知的局限。
他孜孜不倦地拍着黄土地，黄土地地广袤，壮丽，黄土地地荒凉和贫瘠，黄土地的空寂和闭塞：黄土地上的农民，不乏淳朴，善良，执著和不屈，但也滔滔不绝地描写和展示着他们蜡黄的皮肤，木讷的表情，呆滞的眼睛。他们的贫穷，愚昧和落后。甚至他们的粗野和原始。
因为电影是用画面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艺术化了的直观世界。
张艺谋电影对西方世界的先入为主让西方人通过他的电影看到了一个落后的中国地理形象：茫茫无际黄土高原，一个压抑和扭曲的，落后的，呆滞的，愚昧的民族。尤其可悲地是，西方人的眼光定格在这些电影镜头上，以一斑而概全貌，长期以来误认为这就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象。这种形象直到今天仍然占据着大多数没有机会亲临过中国的西方普通人的心灵。
世人殊不知中国除了绵绵万里的黄土高原，在那中国有着九千六十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上，还有辽阔的大草原，千姿百态的河流，巍峨壮丽的平原，绵绵的森林，雄伟的山峦，集天下所有风景于一体的青藏高原，一泻千里的大峡谷，如诗如画的江南。更重要的是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早就从一个农业大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大国。中国城市和城市生活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风貌。城市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国许多大城市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城市。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中国人的文明，教养，礼仪，阳光，开朗，开放，智慧，幽默，时尚，新潮，摩登，快乐乃至与世界先进潮流与时具进是这个民族今天的主要精神风貌。在那些丰富多彩，喧嚣沸腾的城市生活中，奔涌着让电影和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故事源泉。
然而比起张艺谋的电影让西方人通过一个带着浓浓地域色彩的狭隘画面了解中国，更让人感到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伴随着中国正在壮大和崛起，从物质和精神上奋力迈向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导演们似乎视而不见，他们拍摄的反应中国人当代精神风貌和当代城市生活故事的作品发善可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醉心于把摄影机长期对准历史题材或古代题材，中国的帝王将相或者妖魔鬼怪仍然长期占据着中国银幕的主角。笔者不得不毫不留情地说，正是中国导演们的集体失职和误区让中国电影在此方面的空缺遮蔽了中国现代的真实形象，遮蔽了了中国人现代社会可歌可泣的真实生活。电影是无国界的人类语言，然而中国银幕的空白和异化现象，尽管世界越来越开放，可是西方人除了张艺谋，（一点点陈凯歌，成龙和李连杰）似乎很难从中国从其它渠道传达出来的电影形象和语言来消除他们从早期张艺谋的电影形象中获得的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曲解和误解。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无疑为中国文坛的一大盛事。莫言和他的作品一夜间赢来了世界的高度关注，相对于电影直观性对世人的影响，用文字创造的文学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许是巧合，莫言的文学作品和张艺谋的前期电影在某些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从山东高密农村走出来的莫言一直匍匐在高密那隅东北乡，用文学描写和幻化着他的家乡高密那块黑土地上，在高粱地里生死繁衍，活着的，劳作着的，挣扎着的，反抗着的贫穷的，饥饿的，愚昧的，孤独的，闭塞的，病态的，粗俗豪放的，丑陋但不乏可爱的农民们， 这些粗朴的男男女女们他在广袤的田野大地上呻吟哭泣，呐喊呼叫，狂欢撒野，醉酒欢歌， 在压抑，扭曲和闭塞的的乡村中， 出于原始的，出于本能或者说出于觉醒，对于男欢女爱，实现爱情不惜偷情和野合。莫言浓墨重彩，夸张想像，用似乎浸泡在浓酒里的强烈的极具画面感的语言不拘一格地创造着他狭隘的文学帝国－高密乡里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就象张艺谋电影里的黄土地不等同于中国，黄土地上的农民形象不等同于中华民族一样，但愿世人切不可将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和东北乡人与中国和中国人划等号。特别是历史已走到今天。
当电影和文学醉心于描写黑暗，扭曲时和丑陋时，我们渴望和呼唤阳光，健康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