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开始进行的对西藏原有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民主改革，是一个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切合西藏社会实际情况的革命性变革。中世纪的欧洲也曾经存在过农奴制，这一制度以极不公正、极不人道、极其残忍而著称于世，是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极其黑暗而令人不堪回首的一页。在1959年以前，旧西藏的农奴制其残酷程度比起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占人口95%的农奴没有土地，更没有人身自由，而约占人口5%的农奴主即噶厦、贵族、寺院上层僧侣不仅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而且对其手下的农奴有绝对的处置权，实施如挖眼、刖足、割舌、推崖、戴石帽、站囚笼等刑罚，惨无人道，骇人听闻。请问那些主张在西藏保留农奴制的人：难道西藏人有特别的忍耐力可以忍受世界上最野蛮、最黑暗制度的压迫吗？假如当年对这种制度手下留情，西藏能有今天的进步吗？难道那个早就被西藏人民彻底埋葬了的农奴制要让它重新运作起来不成？否！绝对否！
有人以为既然可以搞一国两制，也可以搞一国三制。然而，这些人并不懂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制度在一国共存共处是由其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很多资本主义的痕迹，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保留这些痕迹；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由于革命的机遇使得中国能够绕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在其初级阶段还要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尤其在经济基础方面还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为一国主体的条件下，“社资”两制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可以使资本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
而西藏的农奴制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野蛮阶段的历史遗留，比文明的现代社会整整落后了五、六百年的时间。文明与野蛮是不可调和的，是不能同居于一个屋檐下的。文明是在消灭野蛮的过程中得到建立的。欧洲人民是经过几百年的流血牺牲才战胜了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建立了文明的民主社会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对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就使西藏实现了西方国家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的历史性飞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西藏农奴制是草而不是苗，中国人民拔掉的不是苗而是草，西藏长得是苗而不是草，所谓“拔苗助长”的指控是不成立的，是对历史的无知。
原载于1996年10月17日<东华时报>
